在總統府和紀念堂，那些泛着陳年霉味的櫥窗里，總有幾張不協調的圖片夾在中間，刺痛人的眼睛，那就是火燒西關鎮壓商團叛亂。英勇的黃埔學生軍，如餓虎撲羊一樣，把驚慌失措的商團武裝人員打得屁滾尿流。我不想提商團事件的是非，任何存在，都有其合理的依據。清末民初混亂不堪，生意人抱團自衛也是情有可原。廣州商團就是在最後一個王朝砰然倒地時建立的，它在廣州政權的多次更迭中一直保持中立。商人害怕動亂，在武力統一和聯省自治的爭鬥中，理所當然的選擇陳炯明，反對大幅擴大稅收、隔三差五就找他們收取北伐特別稅的孫中山。妄圖憑藉一萬三千人的烏合之眾，製造出一片安寧的經商環境。在風起雲湧的大革命時期，做出了螳臂當車的可笑之舉。
我感到刺眼，是因為一向軟弱的商人，怎麼突然間腰桿挺硬了，敢對磨刀霍霍的革命說不？革命從來都不是善茬，能把所有的攔路石壓成齏粉。其次是以擾民斂財為主業的軍閥，都對商人留有餘地，畢竟商人才是最出奶的母牛，革命政府怎麼就敢於把事做絕，把商團逼上梁山？此次事件，國共兩黨一致的定論是，受英國操縱的反革命叛亂。然而，迄今為止，沒有找到幕前幕後操縱的證據，僅憑購買槍支彈藥構成不了罪狀，那時的軍閥哪個不找外國人買武器，漢陽兵工廠裝備不了幾個人，何況它還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中，南方革命政府和其它地方軍閥莫想染指。
商團總團長陳廉伯後來大節有虧，太平洋戰爭中，成了香港的華民代表會四人成員之一，為日軍效勞，死於赴澳途中美機轟炸下。而他的所作所為，卻並沒有違背他的一貫原則，即一切為了商業活動正常有序的運行。四十年代做漢奸如此，二十年代年做反革命猶是如此。只要能維持正常的商業運轉及治安穩定，要他賣身魔鬼或者接受魔鬼賣身都不在話下。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商人，天生具有超越常人的冒險精神，只不過生錯了時代和國家。很可惜，他生活在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不僅人命如螻蟻，經商環境也非常險惡，只能夾在軍閥混戰的縫隙里艱難生存。
如果他像十三行前輩那樣，處處委曲求全或許無事，可他偏偏建立了一支武裝；如果他的武裝能像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一樣強大也好，出海去打下一個帶領土的商業帝國，還會成為國家的英雄，可他偏偏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的政府。在中國，哪怕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商人的地位也很低下，座次排在百業最後。軍閥可以拿槍，土匪可以拿槍，商人拿槍不僅是不務正業，簡直是大逆不道。當這個不該拿槍的人拿起了槍，並且沒有站在革命一邊，滅頂之災就避免不了了。
中國的商人是沒有脊梁骨的階層，古今一樣。他們沒有西方同行那樣的眼光和膽量，只能仰人鼻息，跟在權力後面作威作福，或者在權利的淫威下苟延殘喘。廣州商團破天荒雄起了幾天，終歸還是趴在地上了。
其實，在中國歷史的早年，商人的地位還是很牛逼的，中國也和古雅典一樣是以商立國，撇開暫無實物證明的夏朝不說，商朝卻是從文獻到出土文物都是硬邦邦的不可否定的存在。商朝的商字，跟現在的商字絕無意義上的不同。區別就在於，那時它不僅指商人、商品，還指代旭日初升的民族童年的一個朝代。可想而知，那時的商品經濟肯定不是農耕社會可有可無的點綴。後來，商朝被周朝取代，商人的地位就逐漸下行，陪添士農工學商的末座了。
平叛商團，平民死傷約2000人。商人逃命香港、逃命上海租界很多，使得西關進一步的衰弱。自1853年廣州丟掉了中國第一大港的地位后，再經過這次的打擊，就永遠失去了翻身的本錢。直到今天，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作為改革開放第一線城市的廣州，去年的GDP也只到上海的一半多一點，這還是行政上吞併了許多郊縣才達到的。
至於平叛中遭受魚池之災的民眾，革命政府沒有賠償，被時代車輪碾碎的小人物只能自認倒霉，或者找閻羅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