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權利而鬥爭，便是為法律的生命而鬥爭，這是每一個法律人終其一生都不應拋棄的信仰。然而，生活的磨礪使我不經意間變得沮喪、消沉，甚至難以避免地為著現時謀生的職業而隱沒了初衷，說著讓我無顏直面正義女神忒彌斯的話，猛然發現那把為主張權利而鬥爭的利劍正直指我的魂靈。今年年中的"雷洋案"一出，我還試圖從法律的角度為當事公職人員申辯着什麼，適逢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典禮致辭出爐，王涌教授一句"如果有一天，你無力抵禦沉淪，淪為鷹犬，逆行在法治的道路上，母校將會喊你回家去‘抄憲法’",猶如當頭一棒，打得我熱淚盈眶，自慚形穢。作為法律人，如果端不起衡量權利的天平，揮不動為權利而戰的利劍，隨波逐流，無力自拔，該當何恥！
此刻又讀耶林之作，幡然醒覺自己首先是一名法律人，之後才是公職者。如今的我憤世嫉俗已所剩無幾，質疑一切的習慣取代了過去對權威的崇拜，然而，聽着《我的祖國》那"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的深情傳唱我仍會不自主地心潮澎湃，看到那隻手遮天的地方政法勢力造就聶樹斌冤案的報道我仍會義憤填膺，讀到這義正詞嚴的《為權力而鬥爭》我仍會忍不住振臂同呼："我是法律人，我為權利而戰！"看來，我滿腔的熱血尚存，我的信仰自始未變。
二、 人之為人。
人之所以為人，其區別於動物和機器的最大特點便是人具有意識，或稱精神，或稱感情。耶林毫不忌諱地道出了問題的根本，"人不只是肉體的生命……精神生存至關重要。人無權利則歸於家畜……完全放棄權利是精神自殺",試想一個人在精神上自暴自棄、了結"生命",這是否形同腦死亡，或是行屍走肉呢？
人類向來懼怕除自己以外的物種擁有自主意識，看那些想象力超離豐富的歐美國家在影片中描繪的天馬行空場景便可知一二——掌握超前科技的外星人攻擊地球引發的《星球大戰》，擁有獨立意識的機器人為統治地球而反攻人類的《終結者》，被人類囚禁虐待的黑猩猩因偶然機會獲得了智慧后奮起還擊的《猩球崛起》，由碎屍塊拼接而成經電擊復活並向人類索要其生育"人權"的《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如此種種驚心動魄、腦洞大開的電影情節看似引人入勝，實際上正是以人類最為恐懼的呈現來警示未來，人類必須要專制地獨裁地完全壟斷意識存在，這實際上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獨斷權利，不可讓渡，不可放棄。上述類型的影片所展示的情形，就是權利與人格相結合所衍生出的理念價值，擁有人格便意味着必須要主張權利，現行國際奉行的民事法理均無一例外地認為民事權利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即使該人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也絲毫不會影響其民事權利的獲得，公權力應竭盡所能、不惜一切地為保護公民完整地享受民事權利而履職，哪怕戰爭，哪怕自損。
為權利而戰，這就是鬥爭的目的。耶林認為，鬥爭源於權利受侵害，這其中主要包括兩方面因素，一是物質損失帶來的利益受損，二是人格受辱引致的倫理痛苦，其中以後者尤甚。此處的人格就是人之為人的尊嚴所在，就是人對法律的信賴與期待——法感情。人們信奉其約定俗成的以和平共存為前提的社會契約，當此契約附着了足夠程度的意志力和強制力時便是為法律，人們基於信賴和敬畏遵照法律的指引來規範自己的言行，並信賴法律能為其帶來明文規定的預期利益，這種信賴一旦被擊破，人們的法感情便會遭受沉重打擊，精神倫理承受莫大痛苦。
法感情的定位因人而異，因其出生、職業、文化學識、生存環境及人生經歷之不同而有所差別，對此耶林舉了三種典型人群的例子，農民、軍人和商賈：農民世代以其辛勤勞作獲得基礎農產品，對其創造的勞動成果有天然和樸素的所有權認知，這種所有權觀念已經不限於個體物質的價值大小，而是因為"那是我的",不是別人的，故誓死不棄；軍人以天生的勇武果敢維護着其職業榮譽，士可殺、不可辱，大敵當前敢於亮劍，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對軍人而言怯懦和逃跑比殺死他們的刀子更凌厲；商賈以誠信經營博取業界尊重，贏得商譽信用，貨物交易流轉離不開賒貸預付，即使一時失利也可憑藉金質信譽起死回生，若然信用喪失則寸步難行。農民對所有權的吝嗇，軍人對榮譽的珍重，商人對信用的金貴，都是他們的職業所固有的生存條件，是其階級存在造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處世觀，作為一種社會契機維繫着人與人之間和平穩固的法感情。這種平衡一旦被破壞，必將招致強烈抵抗，階級會不惜代價地維護自己那個如生命般絕無二價的目的價值，正是此至高無上的目的性補償了不顧一切的手段行為。比如我國刑法在修正案八中對盜竊罪的加重情節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盜竊搶險救災物資的、致人死亡或精神失常的從重處罰情形，原因就在於行為人以非法手段奪取這些特殊的財物所造成的損失已經遠遠超過其價值本身，竊賊偷去一位年老多病的老人辛苦撿廢料換來的正準備給孫子交學費的2000元，這就如同謀殺其生命無二，導致的後果是無情剝奪了受害人賴以生存的條件，深深傷害了其淳樸的法感情。
三、 "我要求法律".
"我要求法律！"（ich forore das gesetz）夏洛克在威尼斯法庭上斬釘截鐵的訴求是每一個職業法律人所不敢想不敢言的，我們只敢說主張自己的權利，豈敢大言要求法律？
要求法律做什麼？要求法律滿足社會每一個對正當權利的期許，要求"每個人在各自的崗位上維護法律，在自己崗位上做法律的看守人和執行人",同時要求國家政府為了維護每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而萬死不辭。在私法上，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為著其獨立為人的人格尊嚴而抗爭，並恪守"不得為不法"的自律法則；在國際公法上，表現為國與國之間為著其統一的主權領土方寸不讓而戰鬥，並信守"不得姑息不法"的公約條款。這就是我們為之鬥爭的權利源泉，法感情是民主社會這棵參天大樹的根基，需要我們每一個公民去積極維護、團結抗爭，以個體不妥協去排斥整體懶怠的道德觀，在權利面前每一個人就是整個國家。馬丁·尼莫拉有一首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我想，沒有什麼比這直白明了的句子更令人震撼了，今天你不為別人說話，明天就沒有人會為你說話，今天你放棄法律，明天你就喪失人格"尚不如狗".
"專制主義無論在何處，都首先從侵害私權，虐待個人開始着手的",然而吃人的社會並非獨有，魯迅的《人血饅頭》中冷漠、木然地縮頸旁觀的看客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度都不乏存在，這些默不作聲的看客們不是沒有法感情，也未必就要在精神上自行了斷，只是沒有人敢以"請自嗣同始"的勇氣決心去直面淋漓的鮮血。但是，我們背後還有國家，還有國家機器，還有警察、法庭、監獄，我們沒有理由動輒不惜生死來僭越這些政府集團應盡的職責。何以在社會灰黑鏡頭面前，人民群眾總是首先質疑公權力機關，對政府表現出極端不信任，製造這個"塔西佗陷阱"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司法殺人"的個體現象引發的，當"法律的看護人轉身變成殺害他的人",人們沒有理由不大加唾棄這死有餘辜的不赦大罪。這就是司法上個體不公正所招致的巨大危害，遲來的正義是非正義，佘祥林案、呼格案、聶樹斌案等"個案"都是在大樹根基上敲下的一個個釘子，即使後來又拔出來，那深深鑽刻進法感情里的傷洞是永遠無法復原的。
四、 給一個說法。
既然法的目標是和平，詞訟只是手段，歸根結底是為了定紛止爭。耶林就此提出了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惡意推定",他認為，"能夠左右當事人的唯一一點就是對相對人的惡意推定。因此，如果這一推定被巧妙地擊破，原來的抵抗心情也破碎了，使當事人從利益角度看事情，和解便易於成立".侵權行為的產生往往基於兩種主觀心態，一種是知道具體權利的歸屬但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損該權利的行使，即不知而為之，另一種是明知道自己的行為侵害他人權利而故意為之，即知之而為之，顯然後者的明知故犯行為表現出深深的惡意，其透過訟爭標的所刺穿的是受害人的人格尊嚴。
早在2008年上海閘北曾發生過一起轟動全國殺警血案，行兇者楊佳隻身闖入閘北區公安局手刃六名警員。且不論其原委何在孰是孰非，故意殺人犯罪無疑，但究其暴行的動機或許正是其自認為自己的人格尊嚴遭受踐踏，自覺無上重要的"固有生存條件"被侵犯，法感情的底線被擊潰，故而"奮起鬥爭"為自己的權利竭盡義務。當時，網上流傳着一句聲稱是楊佳被擒后受審時說的話——"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那麼，到底該給一個什麼說法呢？對應耶林提出的"擊破惡意推定"的理論，我想，或許就是給強烈抗爭的情緒以出口，給受傷害的法感情以慰藉，這是對精神損害的撫慰，但其本意又遠超現行法律設定的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物化範圍。
過去，我也一度認為在刑事犯罪中殺親之仇不共戴天，只有以命償命方可罷休，隨着對法律的深入認識和對人情世態的感悟，也知悉了許多死刑改判的案例都是基於行為人通過悔過、賠償獲得了受害方的諒解而免死，自己在刑事和解與受害諒解的問題上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轉變，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始同態復仇觀從根本上說並不能使社會矛盾緩解。在民事訴訟實務中，人們對於法官調解行為的定性有不同見解，法院鼓勵並推行調解結案制度，並以調解率作為法官績效考核評分的一項重要因素，當事人則往往反感和抗拒調解，認為調解不過是和稀泥，通常都是在威逼利誘下以一方當事人的大幅度讓步而告結，或者就是久調不下無法進入程序。其實，這種調解之所以沒有達到化干戈為玉帛的預期目的，實際上與沒有真正擊破惡意推定，從而化解抵觸情緒很有關係。有時，法院或許考慮到調解結案能夠免除審判責任等後顧之憂，當事人或許考慮到進入程序可能會被故意拖曳無果，最終"懷恨"妥協，總言之未能基於調解行為而消滅矛盾本身。現行民事侵權訴訟的賠償責任中，其標的基本上已經量化為金錢賠償，"賠禮道歉"作為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之一幾乎已經淡出人們視野，甚至被嗤之以鼻，棄之不談，即使確有此類判決需要也大多通過由法院單方面代替敗訴方登報致歉同時判其承擔相關登報公告費用的方式而告終，其收穫的實際精神慰藉效果甚微。倘若當前司法工作能找到化解一方當事人心存惡意推定的抵觸情緒之妙法，着眼於撫平其法感情上遭受的創傷，使之不再固執地記恨對方的"惡",才能真正做到互諒互讓、握手言歡的"善".
為了一個說法，我唯有永不停歇地行走在為權利而鬥爭的路上。只因，我是法律人。
2016年12月20日
為權利而鬥爭讀後感（三）
讀耶林《為權利而鬥爭》
邱祖芳
為權利而鬥爭，不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且還是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維護受傷害的法感情，因而，為權利而鬥爭是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而不願為權利而鬥爭，"法本身將遭到破壞",因此，為權利而鬥爭是"實現法所必須的".
"法的目標是和平，而實現和平的手段是鬥爭。"
法本身是在鬥爭中得以產生，並在鬥爭中獲得發展，法亦是鬥爭的結果，"無勞苦則國民無從獲得法".然而，法是以權利為核心的，法本身體現的就是權利，通過鬥爭獲得法，亦必然通過鬥爭獲得權利。鬥爭是艱辛的，權利的獲得更是緩慢和困難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通過鬥爭主張法所彰顯的權利。畢竟，法對權利的彰顯是靜態的、消極的，要想實現法"和平"的目標，即權利得到保障和秩序得以維護，必須以鬥爭為手段積極地、主動地主張權利。因此，"一切法都是經過鬥爭得來的",一切權利也是鬥爭得來的，法和具體權利是統一的。
"鬥爭"不是簡單的利益和損失衡量問題，更重要的是其體現的是權利的意識和人格利益。鬥爭即主張權利。它是人類精神的生存條件之一，也是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形式的體現。當法對權利的彰顯仍以靜態的形式存在，仍然停留在紙面，權利受到侵害時，沒有權利人對權力的主張，則法無法實現其保障權利和維護秩序之功能，即法不能自動完全地滿足人之生存所需的各項條件，只能依賴權利人對權力的主張才得以啟動法所具備的防禦不法侵害的功能，實現法對權力的保障和秩序的維護，使人之生存所需條件得以實現。權利本身正是人得以生存所固有的條件，當權利受到侵害時，權利人理所當然要為權利而鬥爭，因為為權利而鬥爭，已經超越了爭取私人權利的範圍，更重要的是對法理念的遵行和對法的維護，使法之價值得以實現。
法的生命在於鬥爭，法需要為自身生存而與不法行為進行頑強抵抗。一個國家要繁榮富強就必須快速發展，而法則是他能否快速發展的根本，只有完善的法才能讓國家快速發展，因此國家與法相互依存的，兩者是一種互動的職能關係 ,並帶有相互從屬的性質。
為權利鬥爭是對自己的義務！如果大多數的人對原本就應該屬於自己的權利麻木不仁，漠不關心，其結果就是讓個別不法侵害者更加肆無忌憚，有恃無孔地蓄意踐踏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那樣的社會將是可怕可悲的人間地獄。
所有的權利都面臨著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險，因為權利人主張的利益常常與否定其利益主張的他人的利益相對抗。所以權利的前提就在於時刻準備着去主張權利，要實現權利，就必須時刻準備着為權利而鬥爭。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鬥爭的行列將是拯救自己從而也拯救他人的唯一途徑。"正義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權利的天平，另一隻手握有為主張權利而準備的寶劍。無天平的寶劍是赤裸裸的暴力，無寶劍的天平則意味着法的軟弱可欺。天平與寶劍相互依存，正義女神揮舞寶劍的力量與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處，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狀態之所在。"耶林認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意識地製造的",因此從國家的角度，國家權力應當確實地保障權利的實現，包括為權利創造長遠存在的良好環境以及為受損的權利提供有效的救濟。
一個人放棄自己的權利，從法律本身的規定來說並無不可。因為權利只是一種選擇的自由，當事人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選擇是為和平而放棄權利還是為權利而犧牲和平。但如果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考察其社會影響，放棄權利的行為就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當這種行為成為一種社會普遍現象的時候，無疑是對非法行為的縱容和鼓勵，法律自身的權威將受到嚴重的挑戰，法律的功能將得不到發揮，社會秩序也就很難得到有力維護了。
為權利而鬥爭讀後感 標籤：春晚觀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