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方人，雖然在北方出生、長大，或許是父母在家中的腔調帶有濃濃的鄉音，加上生命本身蘊含了故鄉情結，我的發音不南不北，平捲舌不分，導致常常出現口語上的失誤。女兒上學后，曾指出：“爸，你肯定沒學好漢語拼音，要不然，你怎麼能發音這麼混亂呢？”別說，孩子猜得還真對，我真就沒學好拼音，除了“a、o、e”，你再考我，我指定不及格。這得說不完全怪我，誰讓我趕上了那個讀書無用論的年代呢？
1971年，我在上了半年的“五.七小學”后被分到哈爾濱市宣化小學上學，相比之下，能坐在真正的教室里學習，感覺非常知足，甚至是帶着對新生活的憧憬，來到學校。那時，我們學年有6個班，我被分在一年二班。
開學的第一天，我早早來到校園，校園不大，大約有一千平方米，全是沙土地。在校園的右側操場中間有一個乒乓球案大小的由水泥砌成的石台，其實就是個簡易主席台和領操台。後來知道了它的用處：每當開大會或集體做間操，校領導或領操的同學就會站在上面居高臨下了。
我們作為新生，按班級和大小個在操場排隊，然後，班主任老師點名。班任老師看上去有三十一二歲，一米六左右的身高，梳着當時流行的女戰士式的短髮，圓臉，大眼睛，白凈的皮膚，一看就很乾練。點完名后，大家按班級順序走進教室。學校的教學樓有五層，我們班的教室在二層。進入教學樓內，只見走廊大廳的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當時，學校正響應上級指示進行批林批孔運動。那時，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每個老師和同學都得參加。
進入教室，老師先自我介紹，她叫趙文芳，然後挨個點名與每個同學認識。那學期我們開了五門課程，語文、算數、政治、音樂和體育。每天上四節課，上兩節課要去操場做廣播體操。
開學不久，老師告訴我們，“為了參加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為增加對這項運動的認識，每個同學至少交一首詩，寫一篇大字報。詩交給班長，大字報貼在學校走廊上。”我們當時什麼也不懂，連批林批孔，批的是誰都不清楚，哪還能會寫詩和大字報？
放學后，可愁壞了我。啥叫詩啊？咋寫呀？沒招了，只好找來報紙，照着上面的詩抄上一段。大字報則更難了，只能由家長代筆。
二年級時我加入了紅小兵，就是後來的少先隊，當我帶着紅袖標，走在街上時感到無比的光榮，好像那條本該屬於我的胳膊都牛氣得不想認我了似的，要飛起來的樣子。
學校搞運動，連居民委員會也沒閑着。我們家的社區當時根據電影《向陽院的故事》也成立了什麼大院，並組織我們學着電影里的情形，在院內拿着紅纓槍站崗放哨。當時，心裡特別想遇上一個“敵人”、“特務”啥的，要不然，不是白白站崗了嗎？可是，那些紅纓槍就像牆上貼的年畫上的美人兒，到底都沒派上什麼實際用場，它們只是作為一種道具裝點了我們那段特殊的年代。
此後的幾學期，除了批林批孔，學校經常搞運動，什麼批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批劉少奇、批高崗、姚漱石串黨奪拳。批宋江是投降派，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個五花八門的名稱把我們搞得一頭一頭的霧水，以我們當時的年紀是無法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項運動的實質的。可是，每次都要我們寫心得體會，在寫心得時很多同學都把孔子、宋江當成了現代人，認為他們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就應該批判他。
我班有一個同學叫楊春生，他父親是單位革委會的，平時上課不聽講，和老師對着干，老師讓他罰站，他回家后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告到學校，老師受到領導的批評。從此，他成了班級的一霸，任何老師都管不了也不敢管他了。
社會上出了個張鐵生考試交白卷，被樹為正面典型，作為紅小兵的典型又出了個黃帥，學校讓我們寫心得，要我們向他們學習。考試從此不再打分，而是以優，良，差，或及格、不及格代替分數。但不是老師說了算，由班級同學評，就像現在有時昧着良心評獎、評先進一樣。
在學校里，我們除了搞政治宣傳，唱革命歌曲，參加遊行、批鬥會外，文化課基本沒學。尤其是革命樣板戲，每個人必須學唱，還要參加比賽。當地電台播放的內容，除了新聞，其他的頻道都是樣板戲，如《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至今我還能唱出其中的很多段落。
五年的小學生活，沒有一本正規的教材，我們一直在各種運動陪伴下一天天長大。當我們從知識的層面知道了孔子是誰的時候，那種來自心靈深處的悲哀並不比當初不知道孔子是活人還是古人的那種懵懂更輕鬆。因為這個時候，我們終於知道了光陰的意義，知道了知識對於一個人命運的影響。可是，面對“z”“zh”和“c”“ch”不分的我，真的還想再學一回我們古老民族瑰麗語言的引信——漢語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