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50年代的小學歲月是什麼樣子？初小、完小，報名沒有戶口本，一個班的同學年齡相差七、八歲，老師被打成右派，54年的大洪水，大躍進衝擊下的小學生活，最後的街頭說書人……等等，該文向你述說了一個現代人十分陌生的當年小學生的記憶。真實而又生動的歷史鏡象，清新的筆觸令人回味無窮。
1953年，6歲的我開始上學讀書了。小學6年，我先後讀過3所學校。3所學校都是在一個人口不足萬人的小鎮上。說起來，也算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經歷。
十字街初小
我最先就讀的這所學校叫十字街初級小學（簡稱十字街初小）。是在廣濟縣（現在的武穴市）梅川鎮十字街一個名叫蔡家祠堂的大屋裡辦起來的。學校只有幾間大而空的房子，桌椅板凳靠同學們從各自家中帶來。老百姓習慣稱它為蔡家祠堂小學。所謂初小，只有一到四年級。有六個年級的稱為完小（完全小學）。這是如今的人們很難理解的名詞。當時的梅川鎮還是廣濟縣的縣城，所以梅川鎮又叫城關鎮。全鎮有正街、北街、西街、文家街、十字街五條街道。除有一所梅川小學是完小外，另外還設有十來所初小。
我清楚地記得上學報名的那一幕。
報名當天，街坊一個大我上十歲的大哥哥胡伯雲帶我去學校。那時報名沒有戶口本。我雖然剛滿6歲，由於瘦小，看上去和5歲的孩子差不多。路上他交待我：“要說自己有七歲，問你為什麼這麼矮小，就說是不肯長（鄂東方言：意即個子長得慢）”。
到學校一看，報名的大孩子佔了一多半。原來，新中國建立的頭幾年，許多解放前沒有條件讀書而又超齡的窮人家孩子，紛紛擁入學校。而1953年是還未上學的超齡孩子們的最後一次機會。因而在報名現場，與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比，年齡小加之個頭又矮的我，就顯得特別的另類。
輪到我了，不等老師開口我就搶着說：“老師，我七歲了，我不肯長，我要報名上學”。使得在場的人們轟堂大笑，老師也笑了。在簡單問了家住哪裡、家裡幾口人等問題后，胡伯雲說：“老師，他認識好多字，你考考他”。老師接着開始考我的識字能力，沒想到我的識字水平令所有的人大吃一驚。入學前就認識不少字這在我們那個小鎮當時還算是比較稀罕的事。
於是，我沒有讀一年級，直接插班讀二年級。我之所以上學前就認識不少字，是因為五十年代初，新政權剛建立，家裡先後住過幾批到地方執行任務的解放軍。1952年，5歲的我跟着解放軍戰士認識了不少方塊字。
蔡家祠堂小學有幾個年級幾個班我已沒有印象。但有些事情我至今還能清楚的記得。上學的頭幾天，第一次上聽寫課。老師報一個字，我就寫一個字，寫得飛快。當時因為個子小，我是跪在長條凳上寫字的。每寫完一個字，我就伸直腰說“好了”、“我寫完了”！由於這種得意干擾了課堂秩序，老師說：“這位同學不要驕傲！”聽得我一臉茫然。下課後，我問別的同學，“什麼是驕傲？”這個有趣的歷史鏡象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又如，由於一個班的學生年齡相差很大，我們街坊一個大我七、八歲名叫程翠英的女同學經常邀我一起做作業。有一回碰巧我在家裡用木盆洗澡，見她進來我不好意思，趕忙背過去洗。她卻象沒事人一樣，坐在旁邊一邊催促一邊等着我。還有兩個年紀大的女同學，讀完初小就不讀了。到我們初中畢業時，她們都結婚生子了。
過了一兩年，梅川鎮部分初小撤銷或合併，我被併到了公園小學。
公園小學
公園小學處於梅川鎮地勢最高的一座不大的山丘上，小鎮的居民就直接稱呼其公園，不象大城市的公園，前面還有冠名。這座公園沒有圍牆，也沒有多少花草。何人何時所建都不得而知。到我們去讀書時，頹敗得只有一排陳舊的平房和可用作操場的一片空地。到後來我們遷走時才知道這也是一所臨時學校。但公園最為人樂道的還是一對千年古樹。樹榦很粗，得好幾個大人牽手才能合抱得過來。樹冠很大，一棵樹遮的樹蔭不止一個籃球場大小。民間傳說這是一對龍角樹，讓我們這幫孩子們對它產生不少敬畏之心。
在公園小學讀書，我有幾件難忘的記憶。一個是就因為我個子太小，剛合併過去時老師要我再讀一個三年級。徵求家長意見時，我的父母親竟然也同意了。不是因為成績差（我的成績很好）而留級，這種從未聽說過的事情就發生在我的身上。再個是1957年反右時，一個老師被打成右派。由於他不帶我們班的課，我們不熟悉。但聽有的同學說這個老師上課很嚴厲，大家都怕他。於是，覺得他被打成右派是理所當然的了。還有一件事也讓我終身難忘。大概是四年級時，有一天，班主任交給我一個任務：記下班上不守課堂紀律的同學名字。於是，我整堂課都在東張西望。幾節課下來，全班同學幾乎都上了我的“黑名單”。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我成了眾矢之的──由於不斷地去監視別人，我成了全班最不守課堂紀律的人。
我從三年級就開始大量閱讀舊體小說，這得益於我有一個特殊的條件。我家住在梅川鎮桑梓園街。大概不到一里長的街道，一頭成丁字形與十字街連接，那一頭走出去就是鄉下了。街坊中既有城鎮居民，也有附近種田的農戶。在這種城鄉結合部，整條街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小商鋪。如做蠟燭蚊香的蠟燭鋪、磨麵粉壓麵條的磨坊、炸油條的小吃店等。我父親則在靠近鄉下這一頭開了一家小雜貨鋪。為了給顧客包裝小商品，父親需要不時收購一些舊書報雜誌。在這些舊書刋中經常能淘到我喜歡的各種讀物。如《今古賢文》、《百家姓》、王羲之的《四體千字文》以及一些舊小說。我曾用俗稱“竹紙”的一種很簿的白紙描摹正草隸篆四體千字文。然而最愛的還是看舊小說，其中尤其是酷愛武俠小說。到小學畢業前夕，除四大古典名著外，我把當時能找到或買到的舊體小說如《三俠五義》、《七劍十三俠》（又名《七子十三生》）、《隋唐演義》、《薛剛反唐》、《羅通掃北》、《包公案》、《施公案》、《封神演義》、《濟公傳》、《平妖傳》……等等都看了個遍。以至小學畢業后我再也不看武俠小說。金庸的小說我就一本都未看。
最後的街頭說書人
當時愛看武俠小說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一年，我知道了在我們上學的路上，一個叫東門頭的地方有一個露天書場。每年的夏季，一到晚上就有一個說書人在那兒說書。自從聽了一次他的說書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打那開始，每天晩上去聽說書就成了我的固定“節目”。
為了能早點去佔一個好位置，晚飯總是急急地催促母親。然後和我的鄰居小夥伴李孝生帶上小板凳，走兩里多路去享受精神盛宴！
東門頭位於梅川古鎮出東門的仁壽橋邊。蜿蜒而來的梅川河從橋下緩緩流過，這裡緊鄰東門正街商鋪。白天是城關商賈聚散的中心，十分繁華。入夜，路燈也是全鎮最明亮的地方。加之岸邊場地開闊，真是一個天然的絕好書場。
說書人身穿長衫，手拿摺紙扇，年紀五十開外。清癯的面容稜角分明，眼光炯炯有神，下巴微微前翹，嘴唇上一抺生動的鬍鬚。身前一張長條桌，桌上一塊驚堂木和一個搪瓷茶杯。他那時而急切、時而緩和，時而高亢、時而低沉的聲調，加上他那恰到好處的身手姿勢和極為豐富的面部表情，還有他不時響起的驚堂木，將我們帶領到其渲染的一個又一個故事場景中。記得有一回，當他聲情並茂地講到一個情節時，只見他怒拍驚堂木，身體前傾，情不自禁地將桌子推翻。剎時全場驚呼。而他仍舊一邊繼續講述，一邊從容不迫地將小桌收起。大家跟着他時而緊張、時而舒緩，高興、悲傷、嘆息、開懷，令人如痴如醉。
這種露天書場小孩子家是不用付費的，大人們也完全是靠自覺。有的一來就主動將錢放到桌子下方地上的一個小鐵筒里，有的是中場休息時過來交錢。多少不拘。說書人從來都不去催促別人。
說書人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初中階段，我也曾學着在夏夜乘涼時給街坊上的小夥伴們講故事。以至有時白天看幾個章節，晚上“現買現賣”。後來我還經常想到，雖然我大學學的是理工科，但我較好的文科功底，或許就有他對我兒時的影響。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文藝界有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那時我已在武穴讀高中。解放前就素有“小漢口”之稱的武穴，五十年代中期就成為了廣濟縣的縣城。廣濟縣的工農業總產值在鄂東數縣長期獨佔鰲頭。縣府所在地的武穴鎮更是萬商雲集，空前繁華。有一次聽人說，那位說書老人先是到縣城來匯演，後來在參加黃岡地區和省城調演時，被評為湖北省優秀評書藝人。消息傳來，我高興地說，他被評上，的確是名至實歸。然而，隨後不久的文革那場劫難他能挺得過來么？如今又過去了半個世紀，可惜我把他的名字早忘卻了。
七十年代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劉蘭芳的評書《楊家將》。
當時我還在吉林工作。每當劉蘭芳的評書開播時，東北的各大城市萬人空巷，男女老少都在家守候在收音機旁。據公檢法的人說，這個期間社會犯罪率都比其它時段要低。在聽評書《楊家將》時，我常常想起兒時的那位說書人，他的生動形象歷歷在目。我有時也在腦海里想象着劉蘭芳說書時的樣子，但總是想不出個所以然。若干年後電視普及了，方才看到電視上的劉蘭芳。但是廣播電視上的評書節目再受歡迎，心中總還是有些遺憾。這些廣播電視上的評書藝人與我當年面對面的街頭說書人相比，還是後者親切實在。然而，在科技發達、電視普及的今天，這種場景或許永遠不會再有了。難道這就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和代價嗎？我自認為我還不是思想僵化的守舊者。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視角看，如今的人們各自守候在家中，只是一家人甚至一個人對着電視機或電腦，同虛擬世界的人和物進行着所謂的交流。與那個遠去的社會人群面對面的交流和融合相比，孰優孰劣，幸與不幸，誰能告訴我？每念及此，我總不免惆悵地懷念：
──永遠逝去的露天書場，最後的街頭說書人！
梅川河的洪水
上學的第二年，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1954年大洪水。
發源於大別山的梅川河，在我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記憶。當年的梅川河穿城而過，宛如一條玉帶，纏繞在古鎮這個秀逸少女的腰間。
枯水期，孩子們都喜歡挽起褲腳，淌到流水沒至腳踝的河中央打水仗。有的則搬弄純潔乾淨細密的白河沙，在上面寫字畫畫或做着各種遊戲。河邊的居民經常來沙灘用木瓢只需十幾下就挖一個坑，然後將滲出的清清泉水挑回家去做飯。記得有一回，我們幾個小傢伙結伴而行，時而在清澈見底的河中央逆流而上，尋找好看的鵝卵石，時而在沙灘上你追我趕，打鬥嘻鬧。不知不覺中已經遠離小鎮。等發覺時，已上行了七八里地。我們還從來沒有走出這麼遠過。年紀小的孩子開始心慌。大一些的孩子一邊安慰我們，一邊也有些着急。有的孩子說上岸找大路回去要近些，有的說還是沿河灘往回走可靠。正在爭論不休時，一個孩子的家長追蹤尋來了，大家頓時歡呼起來。那位家長本來是要暴打一頓他的孩子，在眾多夥伴的求情下，滿腹怒火最終也就煙消雲散了。於是，在大人的帶領下，我們象遠征凱旋的戰士一樣，沿着大路又唱又跳地回到小鎮。
豐水期的梅川河往年也還馴服。最大水時我們還能在仁壽橋上往來行走。但是，1954年不同了。從當年的4月起，開始是陰雨連綿，繼而是暴雨不斷。這年的5月中旬，學校就提前放假了。記得當時我成天坐在家裡，望着門外不停歇的暴雨，想着剛從一本舊小說上抄下的一篇《苦雨詞》：“雨兒，雨兒，下得好沒撻煞。又不要你插秧，又不用你澆花；又不等你洗臉，又不消你煎茶。急忙忙不住點，為著甚麼？檐前溜，緊一番，慢一番，細一番，大一番，聒得人耳朵里害怕，心兒里愁緒如麻。把個活動動的人兒，都困做了籠中之鳥。就是跨下個日行千里的馬兒，也討不得出腳。日宮天子，你在何處閑耍。恨風伯偏不起陣厲害的風兒刮刮。雨師呵，你費盡心力，有甚奢遮，只落些兒咒罵。索性你下個無了無休，我倒也無說話。只怕連你也有厭煩的時節，這些濃濃淡淡的雲兒，少不得收拾還家。勸你雨師呵，何不早一刻收拾了吧。”我自言自語地說，這個《苦雨詞》就好象是專為這些時的大雨寫的，真是“緊一番，慢一番，細一番，大一番”地下到了七月底。終於有一天，梅川河水暴漲，仁壽橋垮塌了，梅川鎮一片汪洋。我家所在的桑梓園在梅川中學旁邊，地勢較高，雖然沒有受淹，但政府安排的災民都擁到中學和我們街區。我清楚地記得，當洪水淹到梅川中學門前不遠的地方時，文家街只能看到房頂和屋脊，十字街的大半條街已經成為澤國。上游不時有濁浪裹挾的門框、木盆水桶等雜物從眼前飄過。也有個別膽大而又水性好的男子跳到水中打撈浮財。我們這邊的大人小孩有的打着油紙雨傘，有的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站在小山坡上觀望。孩子們大呼小叫，大人們憂心忡忡。老人們個個都說，“活了這麼一把年紀，還沒有看到這麼大的水。”至於後來是如何渡過這場災難的，我的記憶已不甚了了了。
到了1958年，全國到處大興水利。橫崗山腳下也修起了梅川水庫。梅川水庫建成之日，也是梅川河萎縮之時。沿河的灘涂一點點地被兩岸百姓侵佔。那時的小鎮也沒有城鎮規劃意識，穿過小鎮的這段近一公里長、幾十乃至上百米寬的河面任由兩邊的居民亂搭亂蓋。沒有幾年，河灘沒有了，河水漸漸變綠髮臭。最後只剩下一條時斷時續有水流過，被稱之為渠道的一米多寬的臭水溝。
美麗的梅川河死了。
梅川小學
1957年底，我們公園小學全部合併到梅川小學。這是一所教學、體育設施完備、師資力量雄厚、歷史悠久的全日制小學。在這所學校雖然不到兩年，但留給我的深刻印記不少。
大約是1955年拍攝的電影黃梅戲《天仙配》，57年上半年才到我們小鎮。那個時候新的影片從北京傳到小縣城要有大半年乃至一年多的時間，熱門電影時間還要長些。一部影片一個省沒有幾部拷貝。一般都是省會城市放映幾個月甚至半年，然後到省會以下的大中城市輪流放映。最後才到縣裡。等一部電影輪到縣城時，往往新片已成舊片。有的甚至放映中途經常斷片。這個時候，放影員開亮電燈，熟練地檢查、接片，觀眾也都是見怪不怪地耐心等待。一部電影放映中途斷一兩次是常態。能從頭到尾順利地看完一部電影，反倒是難得的事情。《天仙配》的到來，無疑成了小鎮的盛大節日。因為我們縣與黃梅縣是緊鄰，雖然是安徽省演出拍攝的電影，但市民們都把它視同自己的節目。一時間，街頭巷尾到處都能聽到哼唱的黃梅戲小調。
而我們公園小學合併到梅川小學后第一次看到的文藝演出就是六年級女同學演出的七仙女舞蹈。高年級的大姐姐們手拿拂塵翩翩起舞，悅耳的黃梅調、優美的舞姿加上色彩艷麗的服裝讓我驚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好的節目。這次文藝演出的其它內容我早忘光了。唯獨這個舞蹈，竟然半個世紀后還能真切地記得。
1957至1959年是中國政壇的多事之秋。反映到我的小學生涯也有難忘的記憶。除了前面講到的小學老師也有打成右派的，再就是1958年的大辦鋼鐵。我們梅川小學也天天宣傳要在全民大辦鋼鐵中貢獻一份力量。校長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作報告時說，某省某地某校（已記不得了）一個小學生，硬是用嘴在一個自己做的爐子上吹出了鐵水。於是，全校師生人人動手，大大小小的所謂“煉鐵爐”（有的象家中煨湯的爐子）做出來了。這些爐子和一般家用的煨湯爐子的區別就是，做爐子時，要摻雜一些稱之為“三合土”的泥巴，再就是要比飯桌上的爐子高出一倍多。我在他人的幫助下也做了一個。用一塊棋盤大小的板子托住，每天早上吃力地抱着它上學，下午放學又吃力地抱回家。至於這場鬧劇是怎麼在我們小學收場的，我已記不得了。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活動是1958年的大躍進，反映到學校的是軍事化管理。每天中午吃飯時，在操場上一個班圍成一圏。每個學生面前發一瓦缽蒸的米飯。上面已分好了一份菜。學生們全都蹲在地上，等聽完校長訓話后才開始吃飯。
1959年夏天，小學升初中的複習階段，我們六二班班主任秦木相老師講解了一個成語“栩栩如生”。這一年的升學試卷中正好有這道題，要求解釋它並用其造句。該題分值好象還不低。那個時候沒有義務教育小學直升初中這一說。結果，我們班升學率比其他班高出不少。秦老師也因此一躍成為先進人物。
到1959年畢業時，全鎮只保留了梅川小學一所完小。這個時候，初小和完小的稱謂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並很快成了歷史的記憶。“全日制”的提法還繼續保留了好幾年。現在回想起來，為什麼在短短的幾年間，上十所初小先後撤銷合併了呢？唯一合乎邏輯的猜想應當是新中國建立之初，為了解決大批失學兒童的上學問題，公辦民辦並舉，及時成立一批初小。並且沒有年齡限制，多大的孩子都可以入學。幾年讀下來，那些主要為了解決掃盲問題的大孩子，讀完初小就不再繼續往下唸了。因此，到了完小，學生也少了許多。梅川小學完全能夠容納全鎮入學兒童的正常需求。所以，到我畢業時，只保留一所完小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1953年到1959年的小學時期，是我人生邁入知識殿堂的最初體驗。這個時期的記憶符號真切而又單純。除了上面那些經歷外，還有象：1953年，第一台拖拉機到廣濟縣，梅川鎮的居民及周邊十里八村的農民扶老攜幼前來觀看。人山人海，把鎮西南邊董家畈、戴家畈幾個村子的菜園踏為平地；也是這一年斯大林逝世，舉國哀悼。廣濟縣的追悼會會場就設在一個名叫考棚的廣場上。考棚的東頭，搭有一個磚砌的戲台。所謂考棚，顧名思義，應該是明清時代皇帝選拔文官武將時，基層鄉試會考的場所。現在成了縣政府舉行大型集會或劇團演出的地方。這些遠去的故事，無不深深地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
最後，還得交待我的瘦小個子。小學六年級這一年，母親給我做了一件棉襖，我一直穿到高中畢業。可見這段時期我不長個的“困難”狀況。1965年進大學的第一年，每個月上的一堂體育課，站隊時我都要超過一、兩個人往前排。年底高中同學在武漢聚會時，考入華師的吳秉權同學（後來在省教委工作退休）說剛一見面幾乎認不出我，因為這半年長得太快了。現在近1米7的個子，主要是在大學期間發育起來的。這也算是那個年代發生在我身上的一樁趣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