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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那些同學——歲月划痕之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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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的那些同學

  ——歲月划痕之三十六

  近年來,參加了不少聚會,親友的,鄰居的,中學的,戰友的,同仁的,工友的,函大的,算起來涵蓋了各個時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細想想,唯獨沒有小學同學。

  我與小學同學不單沒有聚會過,多數都沒有再見過面。可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陸陸續續地回想起了40個同學的名字,還有4個同學知道是誰,只是記不起名字了。

  在回想的過程中,不少陳年舊事也隨之浮現,雖然都零零星星,支離破碎,自己卻感覺很珍貴,彷彿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這些同學中,最好記起的有兩位,因為他們也是我的中學同班同學。

  其中一位,就是我已經提到過的程同學。程同學是我小學同學中結交最早,並且交往時間最長的好朋友,大概從1958年我們上二年級時就在一起玩兒,直到1990年之後我們還在聯繫。

  程同學住在保定市梁家衚衕,我放學回家就路過這個衚衕,他們家離我們家很近。

  我去東關公園玩兒,最初就是他帶着去的。東關公園建好后,他爺爺就去裡邊打拳,還帶着他去玩兒。他熟悉了公園情況后,又帶着我們去,這才有了撈魚釣蛙、捕蟬打鳥的樂趣。去東關公園玩兒的時候,一般都從他們家出發,如果撈了魚釣了蛙,則在我們家加工,所以我倆互相串門是尋常事兒。

  他們家住的也是雜院,是院里的正房——三間北房。中間屋迎門處擺放着一張八仙桌,桌兩邊是太師椅,裡屋的桌子上擺着文竹,牆上貼着九九消寒圖,感覺他們家傳統文化的氣息還挺濃厚的。

  後來知道他父親在保定市工商聯工作,聽人說他父親以前是工商業者,具體是幹什麼就不知道了。他有個叔叔在北京工作,是總參的,有時會來保定看望他們。他叔叔走了之後,他便會給我講一些北京的消息,讓我有種他也能通天的感覺。他還說,他叔叔給他們帶了神奇的通體透明的麵條魚,非常好吃。

  他家有一種讓人規規矩矩、文明禮貌的氛圍,所以我去了他家也總要裝出知書達禮的樣子,他父母問我什麼事兒,我都像面對老師一樣,站直了回答。他父母每次都誇我懂禮貌,我就越發不敢懈怠。他的父母一定認為我是好孩子。

  其實,我倆都不是好孩子,出了家門就淘氣,也會打架。我們經常去東關公園玩兒,在那兒有時會碰上東升街一帶的孩子,他們人多,住的又離公園近,看到別處的孩子就恐嚇,看樣子是想把別人都趕走,他們獨霸公園。我倆曾多次與他們對峙,最終打了一架。結果是兩敗俱傷,都掛了彩,不過我們也取得了在那兒玩的權力,他們不再敢找我們的茬兒。後來我了解到,東升街那幫孩子的頭頭,就是我們一年級班主任張老師的孩子。

  除了與別的孩子打架,我倆有時也打架。他個子比我高,力氣比我大,一打架我就認為他是在欺負我。我與比我弱的孩子鬧了意見,一般會主動示好,但與比我強的鬧了意見,就決不低頭,永不理睬。我倆的友誼能持續這麼長時間,應該說程同學功不可沒,因為每次鬧了意見,都是他主動說話。他往往用二皮臉的方式哄你,比如說“對不起,給我敬個外國禮,放個屁,送給你。”把你逗樂,倆人也就又和好如初了。

  上初中的時候,我倆一個班。幾乎每天都一起上學、回家。上內蒙兵團時,我去了六師,他去了三師。返城后他去了中國通信建設第一工程局,是個很不錯的單位。後來,我去了保定市報社,兩家單位離得很近,我們經常聯繫。

  中學的同班同學中,還有一位小學同學,是女生,農同學。我倆小學時沒有說過話,中學時也沒說過話,直到90年代初中同學聚會時,我倆才說了話,知道她在延壽寺小學當老師。

  在小學我還有兩位特別要好的朋友,巧的是,我與他們都是先失去聯繫,后又取得了聯繫。

  一位是已經提到過的梁同學。我倆是志趣相投才成為好朋友的,我們都喜歡畫畫。

  梁同學說話有天津口音,好多同學笑話他,可我覺得挺好聽的。他總穿得乾乾淨淨,白皙的臉上還總帶着笑意,一看就是個文明的孩子。聽說他有個姐姐,上了天津音樂學院,更加深了我對他的好感。

  我們交上朋友不久,他就邀請我去他家畫畫。他家住在紫河套南邊路東的一個雜院里。這個雜院東房是正房,他家住在北屋。兩間屋子不大,但收拾得非常利索。他們家的門前有一個很大的葡萄架,葡萄架下有一個小石桌,我倆就在小石桌上寫作業、畫畫。

  梁同學也喜歡小人書,我在他家看過一本《鴛鴦簡》,感覺畫得特棒。

  他性情溫和,從來沒有和我鬧過意見。小學畢業后,他考上了三中,我考上了五中。剛開學他就給我送來一本書,是他從三中圖書館借的,書名叫《怎樣畫蔬果草蟲》。

  1969年我去兵團之後,與梁同學失去聯繫。返城兩年後,也就是1977年,我參加一位女同事的婚禮時,從新郞口裡得知,梁同學在保定火車站工務段工作,和他是同事。他說,梁同學分在了宣傳科,能寫會畫,積極肯干,工作相當不錯,領導非常器重,已經入黨提干。

  1979年春節過後,我去火車站接探家返回的妻子和女兒。她們乘坐的那趟火車晚點45分鐘,我在站台上等得心煩,就溜達起來。走到站內辦公樓門口時,看到一個人總盯着我,仔細辨認竟是梁同學,原來他已擔任了工務段的黨委書記,就在樓上辦公。他熱情地把我讓到辦公室,跟我聊了一些他的經歷,還陪我接了我的妻子和女兒。

  1998年,有報社同仁去保定火車站採訪,回來跟我說,火車站的黨委書記認識你,想和你一起坐坐。我這才知道梁同學已擔任了保定火車站的黨委書記。我很想與老同學聊一聊,可那時我正帶夜班,實在不好安排時間。當時帶夜班還要完成白班的日常工作,凌晨1點下了夜班,第二天10點左右還得去上白班,沒有時間。而白班與夜班之間只間隔2個小時,時間又太緊了,所以我就說等10月份我不上夜班時再聚,誰知最後竟然不了了之了。現在想來,頗為後悔,還唯恐梁同學挑理。

  另一位就是已提到過的馬同學。

  馬同學在小學四五年級時發育上出了點兒問題,一直沒怎麼長個兒,還駝背了。有的同學就欺負他,記得他同桌的女生薛同學還打過他。那薛同學個子高不說,還特別胖,很有勁兒。她和馬同學打架時,哭得很兇,打得也很兇,把馬同學按在椅子上,玩兒命地打。聽哭聲以為她在挨打,實際上是她在打人。馬同學雖然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但很堅強,始終沒有哭。

  小學畢業后,我倆就沒有再聯繫。直到1993年,我從才大妹妹那兒得到了他的信息。大妹妹在保定市興華服裝廠工作,一次與我閑聊時她提到了他們的廠長,說馬廠長特別能幹,別看駝背,精力勝於常人。我問馬廠長的名字,她一說,敢情就是馬同學。

  她說,馬廠長家離廠子很近,我一聽那還在瑯瑚街的老宅居住,便立即去拜訪。馬同學跟我說了他們廠里的情況,還誇我大妹妹技術好,在廠里拔尖兒。

  那時我正擔任保定市報工交部的主任,滿腦子都是工作上的事兒,聽他介紹廠里的“仿羽絨噴膠棉生產線”馬上就要投產,感覺挺有新聞價值,就在11月26日項目正式投產時前去採訪,並寫了報道發在10月29日的《保定市報》上。他們廠的廠名那時已改稱興華噴膠棉廠。

  我在上小學時,還交過一些朋友,但後來沒有再取得聯繫。有已經提到過的,我把人家頭皮劃破的趙同學。還有一位安同學。安同學高度近視,摘了眼鏡那眼珠子特凸,看着都嚇人。那時小學生戴眼鏡的特少,戴了眼鏡一般都會被人嘲笑,往往被人叫成“四眼兒”。可我從來不這麼叫他。他住在城隍廟街的一個大雜院,院里孩子多,經常在一起打撲克、下象棋,他總邀請我參加,我們也就成了好朋友。

  還有一位姓蔡的同學,與我原本是好朋友,後來鬧了小意見,就互不理睬,直到畢業時都不說話,畢業后就更不聯繫了。

  我與他成為好朋友,緣於他有《封神演義》的字書。我看來兩三本《封神演義》內容的小人書之後,就特想知道更多的故事,沒想到蔡同學知道得不少,什麼眼裡長手,手裡長眼的楊任啊,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孫啊,鼻子出氣就奪人性命的哼哈二將啊,長着三個腦袋瓜的殷郊啊,講得都神乎其神。我對他佩服得不得了,成了他的忠實聽眾。

  他看我總聽他白活,也對我另眼相看了,偷偷跟我說,他知道這麼多《封神演義》的故事,是因為他家裡有這本字書。為示所言不虛,他還帶我去了他們家。

  他家住在平嘉衚衕,是個不大的獨院。家裡的陳設凈古玩意兒,木頭雕的筆筒啊,老大個兒的黃銅墨盒啊,放在盤裡的古怪的石頭啊,插着雞毛撣子的花瓶啊,怎麼看都像小人書里文人雅士的家。

  他拿出的那本書也充滿古意,線裝的,黃綿紙,紙是每張都對摺,繁體字,豎排,標點只有句圈,還都寫在字的旁邊。我看了看,好多繁體字不認識,有的地方還是文言文,基本上就是看不懂。可蔡同學能讀懂,說那個挺胖的“日”念“曰”,就是說的意思。

  那本書前邊有人物繡像,畫得特別傳神,我越看越着迷,感覺比我想象得還神奇。圖中有位仙人我看着像觀世音,可標的卻是慈航道人,有點兒讓人費解。

  我想借他的書,照着繡像畫畫,可他說他父親不讓外借,也不讓他拿到學校去。可後來他還是把書拿到過學校一次,我猜着是偷着拿的。因為他把家裡有書的事也告訴了別人,還把書吹噓得神乎其神,不露露真容好多人不信服。

  後來,我倆因為一點兒小事兒鬧掰了。那時班裡有相互要吃食的風氣,今天你帶了餅子窩頭到學校吃,他向你要,明天他帶了你沒帶,你又可以向他要,大家習以為常。要的人並不奢望要很多,給一口就行。一般都是伸出一隻小手,用乞求的口吻說:“給點兒!”一旦有人向你這麼要,你就得給,不能不給,不然就會被人說成“真貧”,並被列入小氣鬼一類。班裡就有一個男生因為從不給別人吃的,而被大夥孤.立。

  我也是因為犯了一個類似錯誤才和蔡同學鬧意見的。我帶了一個窩頭到學校,接連有幾個同學來要,眼看着就下去了一半,我心裡很彆扭。就在這時蔡同學也來要,我就跟他訴苦:“我還沒吃呢,都快沒了!”沒想到蔡同學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說:“不給就說不給,哪兒那麼多費話!”說完扭頭就走。我趕緊找補:“我沒說不給!”可他沒理我。

  後來有同學告訴我:蔡同學說你是“給臉不要臉”,還說要揍你。我也生了氣,這麼點兒屁事,至於嗎?真他媽小心眼。蔡同學個子不高,是個小白胖子,不知是不是因為害怕別人欺負他,總說自己在練功夫。雖然我覺得我打得過他,但有了“練功夫”這一層,我心裡還是犯嘀咕。可直到畢業,他也沒有揍我。

  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報考升學志願時,他報考的是最難考的保定二中。我上三四年級時就沒好好學習,到五六年級才開始用功,可我也報考了保定二中,我不想讓他比下去。最終,他考上了,我沒有考上,我被分配到第二志願保定五中。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再就是我還能回憶起我的三位同桌。我們小學都是男女同桌,一個學年調換一次,按說我應該有六位同桌,但我只能想起三位了。

  我一年級的同桌是樊同學。她熱情、活潑,比我知道的事兒多,比我有主見。我倆都遵守紀律,努力學習,是老師眼裡的好學生。我們偶爾也偷偷說小話,但老師沒有因此批評過我們。

  我二年級的同桌是楊同學。我有點兒反感她,一是她有點兒酸,不愛理人;二是身上有雪花膏味兒,熏人;三是她的頭髮總閃着油光,衣服也一天一換,像是資本家、小業主的女兒。加之那時大王子討厭男生跟女生說話,我就沒有理睬過她。

  三、四、五年級的同桌是誰都記不得了。大概與那個階段男生基本上視女生為不存在有關。

  我六年級的同學是宋同學。我聞到她的身上也有雪花膏味兒之後,就去找劉老師,請求劉老師給我調換一下。劉老師不同意,說人家那是講衛生,是注意儀錶。還說,人家那麼俊,比你強多了,你還嫌棄人家。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不了了之。後來跟她接觸,發現她並不像楊同學那麼酸,挺隨和的。那時班裡的男女生已經開始說話,我倆也就有了交往,她還跟我借過小人書呢。

  小學畢業之後,我沒有再見到過楊同學和宋同學,但見過樊同學。文化大革命中,她是紅代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員,我是看演出時從舞台上見到的她,表演舞蹈的。

  另外,我還在舞台上看到了小徐同學,他是搞伴奏的,吹笙。我是在他獨奏表演時認出他來的,他贏得了滿堂彩。可我還是有點兒為他惋惜,因為他練功練得嘴都走了形,凸得有點兒像周口店人了,這也刻苦得有點兒過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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