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同學及外號
——歲月划痕之四十
1963年9月2日，我考入的保定市第五中學開學，我被分到了36班。我小學的同班同學程同學、農同學也分到了36班。初一新生班還有37、38、39班3個班。我小學的一位不同班的殷姓同學分到了37班。
除了程同學和農同學，班裡我最先認識的同學是石同學，因為他是班長。他在我們班年齡最大，我覺得這也可能是他被指定為班長的原因之一。班長人很好，不僅能和大伙兒說到一塊兒，玩兒到一塊兒，還處處維護大伙兒，有長兄之風。他愛給大家講一些農村的故事，聽着都很有意思。有時也講“壞故事”，都是聞所未聞的。他父親是保定老調劇團的演員，唱旦角，可能是受到父親的影響，他有時也會弄蘭花指。他也能唱老調，每次班裡搞聯歡會他都要唱上一段兒，多數是《潘楊訟》里的唱段兒，唱的最多的是寇準的“兩條龍相鬥我在當中”。
班裡的同學熟悉之後，就相互起外號，人們也給班長弄了一個，叫他“大洋馬”。因為他個子高，走路有點兒甩腳，而馬走路時要甩蹄兒，所以就給他起了這麼個外號。
班長對他的同桌楊同學非常推崇，說他有學問，不但會背古詩，還會背古文。我很想見識楊同學的學問，就求他背幾段，可他說什麼都不肯。人們說這是真人不露相。不過，他知道的東西就是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都能說出個條條道道來。我喜歡聽他白活，就整天跟他摽在一起，還去過他家。
楊同學屬鼠的，同學給他起的外號是“耗子”。後來37班、38班、39班都有同學外號叫“耗子”，為防止混淆，他的外號中又加上了他的姓。
楊同學個子高，較胖，很有力氣。記得我們搬入新建的教學樓之後，他說他能推斷樓上走廊的護欄。那護欄看着確實單薄，但還是沒人相信他有那麼大的力氣。他為了讓人們信服，還真的推了一把。他雙手抵住護欄，腿成弓步，大喝了一聲：“嗨！”，就全力推出，可護欄沒斷，他後腳上的鞋幫兒卻“嘶”地一聲裂了口兒。這戲劇性的一幕，逗得大夥前仰後合。他很尷尬，說以後換了鞋再推。
楊同學家住在東升街，比我離學校還遠。我們這些離學校遠的，下午放學后一般都不回家。因為中學不但早上有早自習，晚上還有晚自習。晚自習是晚7點上課，家遠的孩子回去吃飯就可能遲到，所以放學后就在學校玩兒，等上完晚自習再回去吃飯。
晚自習前這段兒時間，我除了和班長、楊同學一塊兒玩兒，還經常和其他同學一起鑽到小樹叢里去打牌、下棋。
我們學校的西邊是民房，民房的地面比我們學校高出一米多（我猜着是為了抵禦水災墊起來的），這樣民房邊上就都有一米多高兩米來寬的土坡。坡上長滿小樹叢，鑽到裡邊玩兒誰也影響不到，不用擔心愛學習的同學告狀。我們在裡邊主要是打撲克、下象棋、下軍棋。和我一起玩兒的最多是申同學和石同學。
我猜着申同學是1950年出生的，因為他的名字中有庚寅二字，而1950年是庚寅年。申同學眼神不好，體檢時確認視力為0.2，於是人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零點二”。申同學性情隨和，處事低調，我挺願意跟他玩兒。
石同學家住雙井衚衕，離我們學校很近，可他也不回家吃飯，不知是家裡沒人做飯，還是貪玩不回去。石同學的嘴有一點兒凸，有人便把上英語課時學的單詞“fox”（狐狸），作為外號送給了石同學。石同學愛笑，也愛逗，跟他在一起玩兒也是很快樂的。
我們在一起下棋都覺得自己棋藝不錯，誰也不服誰，所以就天天較量。直到班裡流行打乒乓球之後，我們才不再較量棋藝，而改為較量球藝。
上初二下半學期的時間，我迷上了無線電，一位姓李的小個子同學就跟我吹噓，他的好友梁同學的哥哥搞無線電特棒，梁同學也懂。我立即向梁同學請教。梁同學便帶我去他們家觀摩。他家住在我們學校的南邊，離學校非常近。他讓我看了他哥哥安裝的收音機，還借給我一個全鋁殼的單隻聽筒。
我對梁同學非常佩服，這倒不是因為他懂無線電，而是因為他會做熏田雞。此事也是李同學給我講的。他說，梁同學的父親就賣熏田雞，梁同學和他的哥哥、弟弟都幫着捉青蛙，幫着加工。他們家做的熏田雞小有名氣，可好賣了。他還說，梁同學兄弟捉青蛙都是晚上去，打着大號手電，手電照到青蛙之後，青蛙就一動不動，等着你拿。他們出去一次就能捉半口袋。
一次，我去梁同學家還真的看到了正要熏的田雞，一口大鍋里放着鋸末，鍋上架着鐵篦子，鐵篦子上是穿好的田雞。那竹籤很長，穿在上面的田雞已剝得只剩肉，盤在一起成了一團，整體看着像大號的糖葫蘆。感覺着扣上籠屜點火就能熏了。
我雖沒有看到過梁同學家的田雞成品，但見過街上賣的，都熏成棕紅色，聞着味道不錯，不過我一次也沒有吃過。我上小學時曾和程同學一起煮過青蛙，那效果沒法和熏田雞相比，所以我對梁同學有這手絕活還是很佩服的。
由於他家離學校最近，經常有好多同學去他家玩兒，跟打狼的似的，可他老父親從不轟我們。不過他是最先離開我們班的，文化大革命不上課之後，我們都忙着串聯，他卻上了班。去的是保定第一棉紡廠，那時他應該只有16歲。
我們班裡起外號成風，你沒外號別人就不舒服，怎麼也得千方百計地給送一個，於是人人都有外號。這位小個子李同學的外號是“老臊兒”。緣由是他上了小學還尿炕。聽說，她母親到處給他討偏方，其中有一個偏方是，烙好蔥花餅放在他褥子下邊，等他尿過之後再讓他吃。當然，這不能告訴本人，不然就吃不下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反正上中學時他肯定不尿炕了。至於梁同學，肯定也有外號，就是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大概在我上初二的時候，我參加過一次中學運動會的400米賽跑，也因此交了一位名叫虎的朋友。那次比賽是預選賽，還是中學的分片比賽記不清了，反正是不用考核，報名就能參加。我報了400米，他也報了400米，我們倆經常一起練習，也就成了好朋友。
那時他在班裡朋友不多，因為他有個外號叫“老肝”。他的外號是與申同學那個“零點二”的外號一起獲得的。那次體檢時大夫要用手摸一摸肝臟，摸到他的時候說他的肝大，還給寫在了體檢表上。同學們就說他是肝炎，會傳染，不敢和他接近，還給他起了個“老肝”的外號。我沒那麼多顧慮，自從一起練跑步之後，就經常一起玩兒，大串聯都是與他結伴而行的。
這個時期，班裡調入一位叫旺的同學，人們就叫他“老旺兒”。他一到班上，人們就對他刮目相看，因為聽說他父親是武漢軍區的大軍官，是由於戰備顧不上照顧他，才把他安排到保定的伯伯家裡。他是我們唯一屬免的，年齡最小，可他學習一點兒不差，到了班裡后就躋身好學生之列。
旺同學不但學習好，長得也好，還會打籃球，而且人品好，能跟同學玩兒到一塊兒，很快他就和我成了朋友，並進入了男生經常在一起玩兒的那個小圈子。我們班有二十四五個男生，經常湊在一起玩兒的有十來個人，進入了我們這個小圈子，基本就進入了班裡的“主流社會”。我曾去過他家。他家也住在雙井衚衕，與我們班一位姓楊的女同學住一個院兒。1969年我去了兵團， 1970年他參了軍。1974年3月底時，他到保定探望伯父，我正好在保定培訓，我們見了面。分別時互留了通信地址，他留的地址是四川省崇慶縣7860-51分隊。
上初三的時候，我又結識了一個好朋友崔同學。我和他成為好朋友是因為同病相憐。我倆都是入團積極分子，都因為父親有歷史問題未能入團。我的父親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他的父親則參加過三青團。他的父親在生物製藥廠工作，據他說，他的父親很積極的，不僅熱心廠里的科研工作，還經常給報紙寫科普的稿件。他還邀請我去他家看他父親的那些見報稿件。
他家住在生物製藥廠的宿舍，離市裡可遠了。他是班裡少數騎自行車上學的同學之一。與我一起去他家的是一位名叫型的同學。型同學是崔同學的好朋友，我和崔同學交了朋友之後，也與型同學成了好朋友。型同學家住物探公司，住的是樓房，樓梯是木頭的，樓板也是木頭的，走在上面“咚咚”響，也不知住樓下的人怎麼忍受這長年的噪音。
我和型同學向北走了很長時間才到崔同學的家。崔同學立即拿出他父親發的稿子讓我們看，稿子都貼在一本雜誌上，把雜誌撐得厚了不少。我翻了翻，發現稿件涉及好多方面的科學知識，覺得他父親知識好淵博呦。另外，他們家還養了兩隻小白鼠，白鼠的籠子做得很巧妙，不但有樓上樓下，還有轉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動物，雪白的毛，紅眼睛，粉尾巴，像迷你小白兔。它們能把轉輪推轉，看着真可愛，心想我要養兩隻多好。
崔同學在我們班很要求進步，被選為小組長。當了小組長后他特別認真，事事都管，而他個子又矮，人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小幹部”。雖然因為父親的問題入不了團，受到打擊，可他很堅強，依然積極如初。
型同學也很要求進步，但做事低調，所以在班裡不顯山不顯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迷上了毛主席詩詞，他借給我一本，是他父親的，大字豎排版，沒有標點，繁體字。我一首一首地抄，還試着給詞斷句，費老鼻子勁了，還是多數都沒整明白。型同學的父親在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應用地球物理工程公司這樣的科技單位上班，還能讀沒有標點的毛主席詩詞，還沒有歷史問題，我感覺比崔同學的父親還牛。
由於我是入團積極分子，和團員同學接觸得也就多了，當時班裡的男生團員除了石班長，還有邵同學。他大概是初二時入的團。他是我們第一個在教室吹笛子的人，雖然也是剛學不久，沒有我小學同學大徐吹得好，但不知怎麼就觸動了我，我也跟母親磨着要了7角錢，買了支笛子，偷偷在家練。我不讓他知道，但目標卻瞄着他，一心要比他吹得好。可我和他交上朋友的時候，他卻不怎麼吹了，也不知練到了什麼程度。
他是我們班的住宿生。我們學校在東邊小院里安排了一些學生宿舍，家特別遠的同學可以住校。學校對住宿生管理嚴格，有專門的管理員管理他們。夏天時午休我們可以不睡覺，去玩兒，去游泳，他們得老老實實地睡覺。不睡覺偷着出來玩兒，就可能被抓現行。記得學校曾在下午上課前的大喇叭廣播中廣播：“邵某某同學，午休不睡覺，出來偷葡萄，嚴重違紀。”原來，他睡不着就出來溜達，看到小院的葡萄都熟了，就想摘兩顆嘗鮮，沒想到讓偷偷監視的管理員看到了。當然，這並沒有影響他入團，他家庭出身是工人，苗紅根正，本人也積極上進，偶爾犯個小錯也不算什麼。
邵同學也有外號，因為他後腦勺稍大，人們就叫他“邵梆子”。後來又叫“四九梆子”，好像與女同學有關，但具體怎麼回事已記不起來了。
我們班住校的同學共有3位，除了他，還有一位叫偉的同學，一位姓朱的同學。
偉同學和邵同學的家長都是保定惠陽機械廠的職工，而惠陽廠是生產飛機螺旋槳的軍工廠，是小三線企業，建在了滿城的深山，他們不可能走讀，只能住校。住校要有不小的花費，當時覺得能住校的同學，家族經濟條件肯定不錯。
偉同學，個子不高，肢體粗壯，人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小日本”。他的家庭出身也不錯，是工人，但本人有點兒調皮，所以沒有被班長他們划入“積極進步”行列，到鬧“紅衛兵”的時候，他才徹底揚眉吐氣。
朱同學是后調入的，瘦高的個子，近視眼，一口京腔，印象中是從北京轉過來的。和他接觸不多，只記住了有關他的幾件小事。一是敢用手從煤球爐子中拿出紅煤球兒。他們住宿生都在學校食堂就餐，由於定量，經常吃不飽。一次他們幾個打賭，誰用手從火爐中拿出紅煤球，誰贏一個饅頭。朱同學為了這個饅頭，真的從爐火中拿出了紅煤球。二是，他說美國人的生活比中國人的生活好，還唱“飛啊飛啊飛啊飛啊，飛到美國吃麵包啊!”現在這麼說當然沒問題，當官的還把老婆孩子往美國送呢，可當時不行，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我覺得他有點兒另類。三是，說他的拳頭是“金鋼拳”，能砸碎磚頭，可他並沒有砸過。文化大革命前，他調走了，不知去了哪個學校。
在朱同學轉入之後，我們班又有姓汪的男同學、叫葆的男同學、叫平的女同學、叫娜的女同學，先後轉入，他們都來自京津二市。我一直認為他們是因為戰備疏散人口才來的，後來從有關資料得知，1965年8月至1966年4月，保定市曾開始過京津家屬遷保工作，共有72個中央、省駐保單位的339戶、1058人遷入保定市，其中有421名中小學生，他們也有可能是因此而來的。另外我還覺得，天津的學生到保定也可能與河北省省會遷回保定有關。1958年時天津市由中央直轄市改為省轄市，河北省的省會由保定遷到天津，1966年1月天津市又改為中央直轄市，4月河北省省會又從遷回保定。他們中也許有省直單位幹部職工的子女。
我和他們之中的汪同學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胖乎乎的，戴眼鏡，有點兒像電影《小兵張嘎》中的翻譯官，人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胖翻譯”。汪同學是由天津轉來的，說話天津味特重，還有意思，人們都願意聽他白活，他很快就融入了我們經常抱團一起玩兒的那個圈子。汪同學家就在我們學校對面的排子房工廠宿舍，他經常帶着一幫一夥的同學去家裡玩兒。
那時候照相機是稀缺的玩意兒，只有特潮的人才玩兒，汪同學家就有一台，有時他就帶我們一幫人去照相。由於玩兒照相是燒錢的事，膠捲、相紙、藥水都得花錢買，所以這項活動並不能經常舉行，一旦舉行大夥就興奮得不得了。那時到底照了多少照片已沒有印象，我保留下來的只有一張我們在古蓮花池的合影。
他聽說我喜歡畫畫之後，還送給我十幾張畫片。那畫片與明信片差不多，上面印着名人畫的扇面，有吳伯年的，有齊白石的，有餘樾園的，有張志魚的，有溥靖秋的……這在同學間已算是很重的禮物了，尤其對我這喜歡畫畫的，簡直是如獲至寶。
葆同學是從北京轉來的，平同學是從天津轉來的，我憑他們的口音就能確認。而娜同學說普通話，所以我沒記住她是哪兒的人。
葆同學跟班裡同學說，他有海陸空戰棋，特別有意思。我們只玩兒過軍棋，沒人玩兒過帶飛機、軍艦的，都想見識見識，就跟着他去家裡看。他家好像在和平里一帶，離學校不太遠，住的是一個大院中的北房。他把戰棋拿出來，大夥都圍着看，棋盤上除了有鐵道，還有海和機場。他給大伙兒講了半天規則，也沒人完全明白。最後我們只看了個新鮮，一盤也沒下。
他轉到班裡后不久，學校讓我們照初中畢業證的照片。我照好后葆同學非要看，我就給了他。他看后評論說“油頭滑腦”，氣得我夠戧，就不怎麼跟他玩兒了。
升入初中之後，男女生雖然也說話，但親密了還是會被人起鬨。有位姓耿的男同生與同桌的女同學關係不錯，就被同學們說成是“媳婦迷”，還給他起了個“老迷子”的外號。所以我基本不主動與女同學交往，說更別說交朋友了。可初二下半學期時，有位女生偷偷在我書桌里放我想看的無線電的書，竟被同學知曉，我也遭到起鬨。此事說來話長，只能以後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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