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接觸自行車應該是在十一二歲時，正值文革初期。我家院里20來戶人家中有自行車的也就三四戶，而且基本上是公車。自家買自行車要憑票，而且一般家庭的經濟條件是不敢奢望的。
說起公車，很多年輕人自然不會知道。那時公有的自行車並不像現在單位的機動車的“公車”概念，不管多大單位，幾乎無一例外都有“公車”，而且很多是專車。自行車的“公車”主要是配給單位有採買或外勤人員辦理公務的。
在那個年代，由於自行車稀少，因此初學自行車的人們多是如饑似渴，很上癮的。記得有一天，我家來了兩個叔叔，是找爸爸外調的，每人騎了輛舊自行車。毫無疑問，應該也是公車。
家裡來了大人，我和哥哥們自然就到院里玩了。一群剛剛學車的大小孩子們對自行車興趣正濃，當然也包括我了，苦於沒車可練，正好其中一輛車已經沒有鎖了，於是大家爭着搶着你一圈、我一圈的在院外馬路上遛開了，直至把那自行車一側的腳蹬子摔斷了，方覺得闖了禍，手忙腳亂地將其推回我家窗外，再也看不到一個人影兒了。
67年時，瀋陽自行車廠自主生產出一款28型東方紅牌加重自行車，儘管不能和國產永久、飛鴿等名牌自行車同日而語，但款式還算美觀大方；部件不那麼精巧，但也符合瀋陽重工業基地輕工產品的特徵。結實耐用是沒有問題的了。院兒中老宋家不知從哪裡弄到了一張購車票，拔頭籌般地買了一輛。
宋家和我家一樣，都是六口人，但他家是雙職工，經濟條件當然遠比我家好。當時的自行車一百幾十元錢一輛，屬於大件，是貴重物品，沒有一點積蓄是很難買得起的。這是在我的記憶里全院第一家自己購買的新車，地地道道的“私家車”。
自行車推回來的那一天，院里很多大人小孩都在他家窗前，圍着那哥幾個和那輛嶄新的自行車，品評着、議論着。那個場面，那個氣派，比現在誰家買一輛小汽車要榮耀得多、張揚得多，更有看點，因為那是第一輛。
當時社會上盛行用塑料帶纏裹新車，以防止車漆的磨損。宋家也不例外，對它倍加愛護和珍惜，到商店買來了各色的塑料帶，把車身上上下下纏裹了起來，包括車把、閘柄、貨架，打扮的像漂亮的新娘子一樣。當時看着那輛自行車，簡直羨慕死了，不敢想象自己家什麼時候也能夠有這麼一輛自行車。
69年，全家隨爸爸走“五七”，去昭盟赤峰縣的一個山溝溝里插隊落戶，整個一個營子（自然村）三個生產隊、七八十戶人家，只有一個隋姓生產隊長家有一輛永久牌自行車。記得他的媳婦會做縫紉活，家中又有營子里唯一的一台縫紉機，平時自然有些收入。他家那大兒子經常騎着那輛耀眼的自行車，在營子里一圈圈的兜，滿臉的優越感，好不威風。誰家有事想要借用一下，用現在的話說“連門兒都沒有”；即便是實在親戚，他可以騎着車帶着你去辦事，但就是不能借給你。那年月，買輛自行車，我家照例也是連想都不敢想。
73年時，我家終於有了一輛屬於自己的“私家車”，而且是當時國產最大的品牌：上海產的永久自行車。那一年秋天，爸爸落實政策了，組織上安排他縣辦高中任校長，我家自然也從山溝溝里搬到了中學家屬院。學校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大城市分配來的五六十年代的老大學生，多是雙職工帶着兩個孩子，生活條件很寬裕，而且家家都有一輛新自行車。也就是那年夏天，爸爸托湖南宜章的二叔在那面幫忙買了那輛28型永久牌加重自行車。有了那輛自行車，我家頓時感覺到和家屬院里的老師們在門面上沒有什麼大差異了。那些年，那輛自行車是我家唯一的大件，不僅作為交通工具充分發揮了它的特殊作用，也給爸爸這個校長的家裝點小小的門面。
時光過得很快，記得是85年，我已從赤峰調回瀋陽，在省圖書館整整工作了6年。瀋陽自行車廠為了佔領市場，推出了一個新的銷售策略：各單位職工每人可以購買一輛白山牌自行車，26、28型自選，全部購車款從工資中按月扣除，而且期限是一年半。其實，這種做法在後來這些年的商戰中已經屢見不鮮了，特別是大宗家電，很多都是分期付款的，以緩解購物者一次付款帶來的經濟壓力。當時從家到單位只一牆之隔，我並不需要自行車。但面對那麼優惠的政策，一輛嶄新的自行車拿過來就騎，而且按月扣錢，每月負擔不大，很多人是樂於接受的。現在看起來，瀋陽自行車廠無疑是第一個敢於吃螃蟹的，這一舉措也給企業帶來了大大的實惠。之後的瀋陽自行車廠很快發展成為較大的國有企業，生產的“白山牌”自行車，也名聲大噪，着實輝煌了一段時間。當然，97年企業宣告破產，那是后話。
我欣然採納了同事的建議，買了一輛26款斜梁坤車，騎起來很是瀟洒。從那時候起，我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個人財產——白山自行車。
86年時我成了家，但仍然和爸媽一起過，並於當年搬到了南塔圖書館家屬樓。之後近二十年的光景，儘管公交車狀況有了很大改善，但自行車仍然是人們生活和工作中的必須，每家都少不了兩三輛。人們上下班、接送孩子上學和出行都離不開自行車。早晚高峰時自行車潮水般擁滿了大街小巷，中國成為了全世界自行車最多的國家。
近二十年來，我與自行車朝夕相伴，先後丟了幾輛，自然也就換了幾輛。從白山到永久，從傳統26款到吉安特山地車。有自行車的陪伴，不僅僅是出行的方便，也磨練了自己的意志，培育了自己的勞動品質，同時也強健了自己的身體。那些年自己的體重一直在120斤左右徘徊，也沒有什麼“三高”癥狀。當然，街上也沒有現在這麼多汽車，騎車上下班感覺空氣也還是清新的。儘管現在上下班或是出行很少有騎自行車的了，但自行車年代還是值得留戀的。
前不久，偶爾看到《人民日報》國際副刊登載的“騎車出行最時尚”的文章，介紹了丹麥人尊重自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生活方式，頗有感觸。
丹麥人崇尚自行車出行。早晨，車道上騎自行車的人們冒雪上班；學校門前，很多家長騎帶斗的自行車送孩子上學，而開汽車的則是鳳毛麟角。無論大街小巷，隨處可見騎自行車人的身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戴着頭盔，像運動員一樣疾駛而過，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丹麥是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國內生產總值排名世界第七。當年汽車也曾快速增長，城市道路出現擁堵，20世紀七十年代又飽嘗能源緊縮之苦。這使丹麥痛下決心，從20世紀80年代起，哥本哈根大力修建與人行道、機動車道分離的專用自行車道，如今已達350條專用道和40條綠色快捷道，數千公里之長；同時修訂法律，允許自行車上輪渡、火車、長途客車，使自行車在全國暢通無阻。哥本哈根因而成為國際自行車聯盟授予的世界第一座“自行車城”，自行車也成為哥本哈根城市的文化符號。
目前，丹麥人口550萬，人均擁有自行車0.76輛，而中國是0.32輛。對丹麥人而言，騎車出行更是一種現代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是便捷，不必為交通擁堵浪費時間。二是節能環保，可大量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三是運動健身，省錢身心。
當今，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一些大城市也漸漸開始出現車滿為患的窘態，一些駕車族開始共鳴駕車上下班的困境，一些大城市三天兩頭就會被霧霾所籠罩。為此，有的城市出台了單雙號出行、搖號購車等限制機動車的政策，有的城市開始發展空中交通、地下軌道。然而，這些措施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不妨借鑒丹麥的經驗，疏堵並舉，標本兼治，創造良好的騎車出行條件，這才是緩解交通、凈化環境的良方妙藥。當然，這是大的調整，牽一髮則動全身，還需要諸多政策的配套。中國可能還不具備丹麥那樣的調整氣候和條件，但我想人們是會期待到那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