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一政權從被道義圍困到逐漸立足，能夠自我闡述一定的思想資源的時間段中，准軍事化的實力主義語言和邏輯會在歷史教科書中刻意滲透，以期望培養出第一批習慣此種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信眾。無疑，這樣的讀起來令人血脈噴張的歷史敘述在使讀者沉浸於平日劍拔弩張的宏大敘事之時，相應的潛移默化出一種因本來作為可貴的稀有美德——對個體命運感同身受的匱乏而衍生的"冷酷的社會觀".
而因地域自豪的傳統天朝上國情感中，孔飛力亦注意到了國人對大一統近乎變態的痴迷。他提到"儘管很多人談到過中國的分裂或中國被列強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統治的單一中國國家的現實和概念，卻經歷了軍閥混戰、外國侵略和內戰生存了下來。"這一點確是卓識，從北伐到划江而治的拒絕，這些政治人物的擔憂和忌憚除了自我生存的必要條件，亦囊括了對大一統習慣而比照的輿論認知壓力和自我期許。但我想說的是，這番平日看起來絲毫無可妥協空間的原則得以敬畏，多半是非常危急時刻的罕有和估計不足，從歷史例外和既有政治格局來看，國人對大一統半成品的接受度高於對新核心價值觸犯的容忍度，分離主義在既存政權的合法性不斷被質疑過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話語空間。譬如，東南互保中，張之洞曾提出若北京不保，則可推舉李鴻章作為中國"大總統"來主持大局。這樣在過去不可想象的"謀逆"計劃因為生死存亡的危機而被消減了其作為政治罪一觸即發的政治純潔。如果這還不能佐證時人對大一統價值的退讓的話，之後幕僚劉學詢對孫中山的一封信則足以說明道貌岸然的大一統是多麼脆弱，信中寫到"傅相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而在如今的香港和台灣與大陸雖談不上對峙，但也算冰凍的政治格局中看，不單單是國家表述不同帶來的歷史記憶切割，三方對於國家存在意義的意識形態差異正逐漸侵蝕着大陸所聲嘶力竭的關於華人共同體的泛中國解釋化情感。很明顯，香港與大陸近幾年的政治衝突正是大陸內部公民自治訴求與傳統控制觀相互割據的先鋒，中央權威的衰落並不是敵視思維下公民團體蠢蠢欲動的結果，而是憲法政治時期既沒有以憲法為尊的價值信仰，也不願思索富強的目的后遲滯國民福祉意志的代價。公民自治權的進程緩慢將自然的轉向地方自治的謀划，此番規律同樣適用於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民族政策下的少數民族地區。
在去國家崇拜向現代理性國家過渡的階段中，亦有呼喚強大國家力量的呼聲，這種對"中國青少年時期"奮發進取精神的推崇若是轉嫁到改革決心的刺激上並無不妥，但往往事與願違。國家力量的運用目的和評價標準由於存在着較大鴻溝，非正當的國家行為亦會成為對內權力擴張的新一輪試探。所以，《大秦帝國》所攜帶的亢奮情感在現實政治傾向仍默認控制統制策略的背景下，並不能激發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危機感，而在拒斥競爭，警惕多中心權威的格局中強化對試圖嘗試替代可能的組織進行打壓。因此，孔飛力在對20世紀中國的農村集體化財政改革中就明確的點出"並不在於富農是否會變成一個新的剝削階級，而在於他們是否會在黨控制農民和農村剩餘產品的努力中，演變為黨的競爭對手。"
一切為了國家服務的目的最優先除了衍生出為大一統可忽略程序正義的鼓吹犧牲強調外，也帶動了實用主義為主導的工具理性哲學。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每一次賦予謹慎樂觀期待的"建制"會以功利視角和盤托出，在推行過程中又以無法觸及根本性議程的結果淺嘗輒止，而這一番大動干戈，卻又常常是心照不宣，甚至是"眾望所歸"的。若在建制之前以可同時加強國家權力為誘惑是作為一種無挑釁性承諾來拓寬作為空間，那麼之後的失落就不足為奇了，因為號召者的冒險在旁觀者看來是對既有格局露骨的挑戰，也是對政治思想共識的狂飆突進。在他們自身都未曾勾勒出確定的現代化步驟前，又從何處去尋找正義性的辯護。而這也是中國歷史中一派好似人人為公，卻實際上因人人為私而阻礙變革的原因之一。國家這個光鮮亮麗的大義足以成為黨爭中相互指責的大旗，而政治精英們也足以在保守的習慣中滿足於防禦補救型的建制僅僅達到緩一時之急的效果。秦孝公在面對商鞅分別以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術遊說時的態度，從意興闌珊到全神貫注就幾乎從最遙遠的歷史中驗證了這番註定半途而廢的功利行為。
當然，以國家崇拜為門面，而以人格化的君主命令或實力派的意志強行鼓噪的對某個虛無縹緲價值的群體膜拜的實質，卻仍然是認為世間只有一種能夠得到承認壟斷的公共利益。而這種赤裸裸的以強力威脅，以恐懼構築的一元論用孔飛力的話說就是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理念核心的——天下只存在着一種關於公共利益的正確認識".以國家本身作為一種不可質疑的權威，因絕對正確而要求絕對服從，則成為了極度靠近極權的威權主義。它所帶來的不可預知性會因不斷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而使國民在為保全簡單的自由時被迫蠶食作為人的獨立性和尊嚴。康熙19年時，曾經評價索額圖"卿輔弼重臣，勤敏練達，自用兵以來，翼贊籌畫，克合機宜。"但23年後，為了削弱太子黨對皇權的威脅，稱"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這樣急轉直下的帝術通常被認為是帝王牢牢掌控生殺予奪之權的得意肱骨，他的兒子雍正帝在經歷的殘酷狡詐的繼位者競爭后更加得心應手的操縱。雍正2年，對大臣們說年羹堯"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一年後，就勒令自裁。如此圍繞着某種至高無上利益的政治失信並不能以肯定皇權來排除矛盾，而應注意到，無視國民基本權利的價值推崇無論被宣傳的如何攝人心魄，都會因其變態狀況的強勢而刺傷信眾。
中國威權主義的另一組成部分就是對精英政治的深信不疑，而政治精英集團本身的封閉性所造成的與其來源——文化精英之間的抵觸衝突，以及集體行動需控制在以皇權為主的國家本位容忍度下的政治參與邊界模糊的問題，都帶來較之他國更保守虛耗的政治風格。
眾所周知的是，由科舉制度所選拔的預備官員從具有獨立社會地位的"士"跳脫出來進入宦海，則組成了一個雖願意根據讀書時代的人際關係編織政治脈絡，卻排斥普通"文人中流"的政治團體，他們對維護自身參與政治事務的獨一地位尚且不遺餘力，就更妄論平民百姓的議政了。而更加諷刺的是，傳統教育典籍所鼓勵的士人對家國大事的使命感迫於以科舉為通道的政治參與入場券的稀少，無法釋放無數讀書人的一腔抱負，而這恰恰是國家崇拜氛圍下對士人個性限制后無法承受的放棄。這一點在孔飛力看來，就是中國教育體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關於國家利益以及全國性統治合法性的歷史理論基礎的那部分，是要培養人們對於一些相關議題的關切，然而，國家卻又希望將他們大多數人排除在這些議題之外。"而這直接妨礙了帝國對於廣大農村地區的直接控制和地方財政的收攏，因為大部分的低端士人活躍在官府與農民間關於稅收、地租的較量中，有證據表明，他們不僅以剋扣資金敲詐勒索為生，也會在官僚系統發生因諸如火耗等弊病而引發的農村暴亂中擔當沒有長遠眼光的領袖。這種悲劇性命運的傳染亦因平民權益訴求的艱難而走到一起，引發出一種特有的，或者至少是更加嚴重的中國政治圖景。我將它稱之為"油湯現象".脆弱的上層政治精英以波瀾不驚的態度維持着整個國家環境的平穩，並以一種泰然自若的風平浪靜來隔開外界對"油湯"真實溫度的認識。而除了碗壁沒有其他散熱渠道的沉澱下的湯內部，是如何的驚心動魄則無法考證，甚至裝載它的碗都會因為網格化管理作為先進的隔熱層而無法傳遞出真實。那麼，官僚系統的排斥性在填補政治精英突破艱難選拔而獲得尋租默認的補償后，就會無可挽回的墮入集體潰爛。它所展示的堅不可摧的封閉程度也將與大眾反智情結相輔相成，混合出以走極端為捷徑的民粹風潮。
所以，為了緩解大規模文化精英的"無所事事無事生非",魏源和馮桂芬提議擴大議政主體，這在孔飛力看來，正是具有現代國家中公民參政意蘊色彩的舉措。雖然如前文所述，他們的提議遭致京官幾乎條件反射式的駁斥，但因清末危機實際所席捲的關於救亡圖存的對本民族命運的關切，在"中國近代早期的政治發展中，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十分重要並起到了承上啟下作用的概念。"當然，在清末"清流"的實踐中，有着兩種遺憾。一是屬於被後人苛責的革命性不夠的"跪着造反",因為解釋理由的引經據典，而被後人所鄙視為生搬硬套，並以結果為起點反推出所謂的歷史必然性。這在我看來是無法接受的，世人在檢視戊戌變法的悲劇時，若是只從現代觀念投射的歷史局限性來諷刺政治人物的"懦弱",卻無視與今相似的困境僵局和中流文人登上舞台，作為一種罕見的國民直接參与非常政治的突破性價值，則屬於冷漠與遲鈍並存的功利思維。而另一種孔飛力所觀察到的遺憾，則是馮桂芬們所應允的文化精英議政平等權的不純粹——否定了低端士人和平民的議政合法性。與此同時，那些炒熱了輿論場的清流們"根本不打算在廣大文人中尋求支持，他們所追求的，只是在現存官僚行政機制內，加強自己的名聲和鞏固自己的前程。"而這想必在如今看來並不陌生，即使是當代非正常程序的政治競爭中，我們亦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卻依舊屹立不倒的政治投機說客，為政策合理性的背書者和煽動低劣民族情緒的軍事評論員。這不禁讓人想起顧炎武對名聲的洞見"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
精英政治中所困擾的關於政治競爭和黨爭的認定直接造就了高層官僚日趨怯弱，迴避核心議題的冷漠。而他們對黨爭的談之色變和從未成功抑制的結黨風習則從側面印證了黨派作為自組織的一種形式，能夠且應當代表群體利益的合法性過渡。而威權時代對結黨的反對主要落腳在對壟斷性權威的挑戰和"營私"的拒斥中。無處不在的政治罪威懾在某個議程提出之前就先決的進行意圖妖魔化的過濾，而這通常為政治傾向相左的理由中作為屢試不爽的道德偏見塑造出中庸策略。在正常對多元利益並存的理性構築中，對這種公共空間從攤薄到匯聚的正視將不再被視為君權把控下的權力挑戰，而是現代國家有序的可轉化為執行力的非精英式的智力資源整合。另一番對結黨的歧視實際是來源於朋黨的以人為連接點而非觀點的屬性。艾爾曼就談到"清初宗族勢力急劇增長，一種以垂直的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士紳利益集合得到強化，以橫向的非血緣性黨社基礎上關注政治主導權的利益群體則受到弱化".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明顯的倚靠外戚來支撐其統治，從康熙對"佟半朝"的容忍，到雍正利用年羹堯打擊政敵鞏固自身即位統治，再到乾隆對以傅恆為代表的孝賢皇后家的扶持，帝王們早已不再是黨爭的旁觀者，而是如魚得水的參與者，作為培植親信實現個人意志的力量，亦透露了皇權絕不是可單獨依賴敬畏便可奏效而需藉助朋黨的困境。而孔飛力所對"精英階層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對聯合起來支持一項共同議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懼"的批評則可從清初歷史中的集體動議的失敗發覺出清末渙散的政治文化。康熙一廢太子后，向大臣們徵詢立太子的意見，因倉促廢儲而希望復立太子的他卻沒有料到以佟國維、馬齊、王鴻緒、鄂倫岱、阿靈阿、揆敘為首的大臣們會聯名保奏八皇子。在次年聲討阿哥黨的責任時，就重責佟國維、馬齊等人"今馬齊、佟國維與胤T為黨，倡言欲立胤T為皇太子，殊屬可恨！朕於此不勝忿恚。"這樣的歷史教訓自然嚴重挫傷了高層官僚的積極性，不但無法毫無顧忌的表達真實想法，也疲憊於摸索出帝王的真實意願。
同樣困擾士人的則是政治參與活力的提升與議政合法性容忍邊界的微妙關係，一方面，威權統治希望以百家爭鳴的自由風氣標榜德政良治，但同時對政權地位相關的話題保持着高度敏感。南山集案就鮮明的展現出清初帝王對於異族統治的合法性焦慮和博取前朝遺民認可的糾結。戴名世比明史更詳細的描述了諸如嘉定三屠、揚州七日的慘劇，以"信史"的風範表達了"私人治史的抱負",除此之外，在公共場合亦臧否時弊，旁若無人。而他自身甚至也有了不祥預感，談到"古文多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最終在康熙52年被斬首。嚴酷血腥的社會環境自然無法培育積極議政的民風，而使公論落入噤若寒蟬后的單一話語，想得到真實的共識自然也就孤掌難鳴。而另一個阻礙言路關開的顧慮則是足以抗衡威權體系的聲援的匱乏，也就說，並無公允的理性權威，至少是公開談論的政治安全能夠讓人在現實中超越恐懼，光明正大的做一個異議者，而非以終結政治生命為代價。順治12年，彭長庚、許爾安請求昭雪多爾袞，最終被流放寧古塔。乾隆43年，對多爾袞才復還睿親王封號。遲至今日，類似的"一句頂一萬句"的社會結構的存在在完成威權中心對事項的絕決定義后，不可逆的摧毀了人的自由判斷能力而烘托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淡漠態度。用穆勒的話說，就是"信仰僅僅剩下形式，非但無益於為人增福，而且還因破壞了根基，從而妨礙了任何真實而又誠摯的信念自人類理性或個人體驗中生長出來".而如此，對大眾心理中廣泛從屬的沉默和避之不及態度的苛責既會因自我保護等可以理解的理由失去支持，又會在輪迴的黑色幽默中打破安分守己了卻此生的夢境。
中國的威權主義雖被孔飛力認為是一種持久的價值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亦是阻礙中國成為現代國家的陳舊價值。當孔飛力提醒人們關注這個看似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之時，同樣暗含着國民克服禁錮，重啟中斷了的建制之路的期望。而此書對清末建制議程無疾而終的反思，則是對當下憲政之路坎坷最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