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從是非標準的角度論證了朋黨問題。歐陽修在文章中不僅提出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這一不同凡響的觀點，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區別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標準。"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歐陽修看來，道與利是一把具有普遍意義的尺子，是衡量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根本標準。關於道與利，其源頭還是要追溯到孔子哪裡。孔子曾經說過一句震古爍今的名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千多年來，這一思想一直影響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也影響着人們的倫理道德判斷。道與義實際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在白話文中就成為一個詞組。所謂道，現在是指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在歐陽修那裡，是指道義、忠信和名節；利現在是指金錢和物質利益，在歐陽修那裡，是指利祿、貨財。從哲學上分析，道與利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兩者並不是絕對矛盾的。道是利基礎上的道，利是道引領下的利，道與利統一是最佳境界。當然，道與利並不是完全統一的，而且會經常發生矛盾。當發生矛盾時，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崇尚道、淡泊利。因為道與利相比，道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即使是利，還有大利與小利之分，大利是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小利是指個人利益、小團體利益。大利與小利也是可以統一的，如果遇到矛盾對立的時候，能夠做到先大利后小利，或區隔大利與小利，絕不以小利為害大利，這也不失為一個君子的品行。歐陽修為了論證說理的需要，似乎把道與利割裂了開來，認為同道為朋是君子，同利為朋是小人。這是可以理解的，議論和辯駁有的時候就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在歐陽修看來，小人與君子的價值取向不同，小人只有利而沒有道，"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而君子是重道不重利，"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在歐陽修看來，小人與君子結朋的目的不同，小人是"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意思是，小人當他們利益一致的時候，就暫時互相援引而勾結成為朋黨，這是虛假的現象。等他們看見利益就爭先恐後地去爭奪，或者利益已被奪光而交情就疏遠了，還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君子是"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意思是，君子以道來修身養心，就會志趣相投而互相補益；用道來為國家辦事，就會志同道合而同舟共濟，並且始終如一地相處。在歐陽修看來，小人之朋與君子之朋的性質不同，小人之朋是偽朋甚至是無朋，"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而君子之朋則是真朋。"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這就是真朋的深刻內涵和豐富內容。
《朋黨論》從歷史史實的維度論證了朋黨問題。歐陽修在《朋黨論》中一共舉了6個史實，其中三個是正面史實，三個是反面史實，充分論證君王用君子之朋則國興、不用則國亡的道理。正面史實第一例是堯的時代，"堯之時，小人共工、O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這裡所說的共工、O兜等四人，實際上是四個反對堯的部落首領，而八元、八愷是支持堯的十六個部落首領。舜輔佐堯，斥退共工等結成的小人朋黨，重用八元、八愷結成的君子朋黨，實現了天下太平。第二例是舜的時代，"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這裡所說的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是上古傳說中舜的臣子，實際上是二十二個部落首領，其中皋即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員；夔是掌管音樂的官員；稷是掌管農業的官員；契是掌管教育的官員。這二十二人結成君子之朋，互相讚美、推舉和謙讓，而且都被舜重用了，天下也就安定了。第三例是周朝，《尚書》說："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歐陽修認為："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反面史實第一例是殷紂之時，其特點是"人人異心不為朋";"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這是說，紂當政的時候，他的臣子各懷異心，不結朋黨，但紂也因此而使商朝亡國。第二例是東漢末年漢獻帝，實為桓、靈兩帝，其特點是"禁絕善人為朋";"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意思是，漢桓帝、靈帝兩度大批拘捕和殺害名士，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等到黃巾軍起義發生時，漢朝天下大亂，才後悔醒悟，解除對黨人的禁令，把他們全部釋放出來，但為時已晚，已經無法挽回混亂頹敗的東漢王朝。第三例是唐朝末年，其特點是"誅戮清流之朋";"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朋黨之論，是指唐穆宗、宣宗年間，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發生了長達四十餘年的政治宗派鬥爭，歷史稱為"牛李黨爭".到唐昭宗時期，以黨人之爭為由將朝廷中的名士加以殺害，有的被投入黃河，還說什麼"這幫人自命為‘清流’，應該把他們投進濁流中去".於是唐朝也就滅亡了。客觀地說，商紂和漢唐的滅亡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在歐陽修看來，這些史實表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朋黨，而在於能否識別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他進一步用舜的例子加以說明："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金聖嘆評論《朋黨論》是"最明暢之文，卻甚幽細；最條直之文，卻甚鬱勃；最平夷之文，卻甚跳躍鼓舞".歷史上尤其是文學史對《朋黨論》評價甚高，認為是歐陽修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漢語言文學傳世的政論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儘管如此，也難以掩飾文章的缺憾。《朋黨論》的出發點是為了說服仁宗皇帝，但仁宗不僅沒有被說服和感悟，反而將歐陽修貶出了京師。後人對《朋黨論》的觀點也不盡贊同，清朝雍正皇帝對歐陽修極為不滿，認為"君子無朋，惟小人有之",並說"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在我看來，從文章風格和寫作技巧而言，《朋黨論》確實是一篇好文章，立論新奇、邏輯嚴密，洋洋洒洒、氣韻生動，但其主要觀點和思想價值，卻是有着可以商榷的地方。《朋黨論》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歐陽修做學問的態度，敢於在不疑處有疑，對朋黨這一概念提出疑問。一般認為，朋黨一詞為貶義，是指那些不為國家民族利益，而為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結成的政治派別。傳統文化對於朋黨也是否定的，《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孔子也說："君子群而不黨".歐陽修卻反其道而行之，從理論和史實兩個方面論證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君王要善於辨別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等觀點。這些觀點雖然可以爭議，但畢竟是一家之言，而且歐陽修做到了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同時，《朋黨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士大夫的家國情懷。歐陽修寫作《朋黨論》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慶曆新政和國家興亡治亂。正是這一家國情懷，使得《朋黨論》受到了超越其自身價值的歷史評價，使得像歐陽修那樣的士大夫受到了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高度讚譽。家國情懷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積極意義。知識分子一定要弘揚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真正做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5].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O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來源：共產黨員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