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朋黨論》有感（一）
喜愛《朋黨論》，不僅因為文章本身，更是緣於對歐陽修的欽慕。在那個談"朋黨"色變的年代，歐陽修敢於承認"君子有朋"且能提出"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觀點，的確膽識過人。就是在千年之後的今天，如此直率的言論也夠驚世駭俗的。可見歐陽修襟懷坦蕩，是不折不扣的君子。
所謂朋黨，以當下的視角來看就是"小團體",即在行政機構里卻不因"行政命令"而聚集起來的、規模較小且較為穩定的非官方組織。翻譯成人話，就是管理者眼中的"非法團體".儘管任何企業文化都強調同事之間團結友愛，但當員工們真的身體力行起"團結友愛"時，管理者卻又驚恐起來了。為什麼呢？對此，官方的回答是："企業強調的是‘大同和博愛’，反對私下裡或個別人的親疏勾結".官方就是官方，浩然正氣（Why are u so Diao）。
但問題來了，官方的"大同和博愛"似乎不怎麼具備操作性。就是真的要貫徹起來，也得從團結和友愛身邊人開始，也得經歷一個親親疏疏的過程，這樣才符合儒家文化"推己及人"的差別序列。因此，小團體內的團結友愛是"大同博愛"的萌芽狀態，是情感的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必經之路。然而，當"團結友愛"按照其客觀發展規律逐步向"大同博愛"發揚光大時，卻因"小團體"的被打壓和被取締而"中道崩殂",這不能不令人遺憾。或許，這就是大多數企業無法建立起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團結友愛的原因吧。
管理者忌諱"小團體",無非是擔心"小團體"一旦形成氣候便難以駕馭，怕小團體非主流的文化價值觀、非正式的權威體系、非官方的溝通渠道和非常規的內部協作模式對企業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形成衝擊。然而，事實上"小團體"並非如此不堪，尤其對於營造開放、活潑的團隊氛圍而言，小團體不僅無害反而有益。
誠如歐陽修所言，朋黨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不必用"君子朋而不黨"這種套話來掩飾。親親疏疏是人性使然，情感上的不平等與生俱來。管理者比誰都清楚這一點，也更善於利用黨同伐異的手段來樹立自己的權威。但是，"親親疏疏"的關係一旦下放到基層，管理者們便揣着明白裝糊塗，大加批判起來。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說到底還是為了"極權".
其實，"極權"也並非一無是處，"一言堂"起碼能提高效率。但"極權"對於管理者的品德和才能要求太高，如果遇到一個"雞賊+傻×"的管理者，那麼團隊就像"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那樣，個個皆是陳勝和吳廣了。而"小團體"恰恰能有效克服"極權"這方面的不足。《朋黨論》中提到，堯進元、愷君子之朋，天下大治；舜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天下亦大治；周武王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周為之大興。可見，正確對待和運用朋黨、發揮朋黨的優勢，反倒能促進"極權"的良性運作。
小團體是否能發揮"正能量",關鍵在於"小團體"的成員是君子還是小人。如果是君子之朋，那麼"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窮則同道修身，達則同心共濟。如果是小人為朋，那就糟糕了，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同利之時暫相黨朋，利盡之時則反相賊害。
不過，在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的"小團體"都源自尋常百姓，並沒有那麼多非黑即白的說道。他們或志趣相投、或性格相若、或因工作關係走得比較近。他們既不是為了顛覆什麼權力，也不是為了爭取什麼權益，僅僅是為日漸漠然的人際交往增添一點熱度，在壓力和忙碌之中尋求一點慰藉罷了，管理者大可不必過度反應。相比某些位高權重者之間的權利交易和東窗密謀，普通"小團體"的聚合實在要單純得多、也磊落得多。
讀《朋黨論》有感（二）
君子同道 小人同利
——讀歐陽修《朋黨論》有感
2015-01-23 隴南徽縣組織部
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既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與韓愈、柳宗元、蘇軾合稱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見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終其一生，歐陽修為人為政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為人方面，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量酒一壺",這充分反映了歐陽修的追求和品格。在為政方面，歐陽修崇尚"寬簡",即寬容和簡化的風格，辦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聲，講究實效。他23歲中進士，一生雖兩經貶謫，但仍然官拜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和參知政事，死後謚號"文忠".在為文方面，歐陽修是多產的，有《歐陽文忠公文集》153卷問世，約百萬言，還與人合作編修了史學著作《新唐書》，獨力編纂了《新五代史》。歐陽修又是北宋文壇領袖，散文成就最高，蘇軾評價其文是"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歐陽修寫了500多篇散文，各類文體兼備，其中政論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張，指摘時弊、思想尖銳，敘事說理、深入淺出。《朋黨論》是其政論文的代表作，歐陽修提出了君子同道為朋、小人同利為朋的著名論斷。
《朋黨論》是與慶曆新政相聯繫的。慶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倡導和推行，歐陽修積极參与，目的是通過澄清吏治、厲行法治和富國強兵，拯救北宋開國已久后形成的時弊。新政歷時一年四個月就歸於失敗，其直接原因是反對派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原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皇帝因此提出了"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的疑惑。面對仁宗的質疑和反對聲音，歐陽修以諫官身份撰寫《朋黨論》，既為范仲淹等人辯解，也是一吐胸中塊壘，對反對派謬論進行理論清算。《朋黨論》文筆犀利、史實確鑿，具有充沛氣勢和戰鬥力。全文615字，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提出文章的中心論點，"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而且，認為這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歷史現象，對於君王來說，不是要否認客觀存在，而是要判別君子與小人。第二層次是深入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區別，其中道與利是判別君子與小人的關鍵所在。在歐陽修看來，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偽朋，甚至連偽朋也算不上，可說是無朋。第三層次是廣泛列舉正反方面的史實，既以此證明朋黨"自古有之"的論點，又論證了君王信任舉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禁絕誅戮君子之朋則國家亂亡的道理。第四層次是最後一段收束全文，點明主旨，強調君王要以歷史為鑒，充分認識朋黨問題關乎國家興亡治亂。
品讀《朋黨論》，我們不能不對歐陽修光明磊落和敢於擔當的人品表示佩服。《朋黨論》表明了歐陽修的政治立場和正直品格，他支持慶曆新政；承認自己與范仲淹是一路人。這在當時是需要勇氣的，也是有風險的，因為慶曆新政觸犯了保守集團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范仲淹、富弼、韓琦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地方十年左右。我們不能不對歐陽修理性克制、恰到好處的清醒表示佩服。在《朋黨論》中，歐陽修列舉了大量史實，說明君王用小人之朋則亡的道理，但他舉例論述只到距當時不遠的唐末年間，隨即戛然而止。這並不意味宋朝沒有用人之弊，沒有用小人之朋的問題。《朋黨論》就是為宋朝之事而發議論，為解脫范仲淹而鳴不平，但歐陽修絕口不言宋朝之事，其重要原因是為了避免直接觸犯仁宗皇帝，以期得到他的認可和理解，從而表明了歐陽修的理性精神和高明之處。我們不能不對歐陽修出語新奇、論證嚴密的觀點表示佩服。朋黨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歐陽修卻能直面矛盾，亮明觀點。具體是以退為進，非但不否定朋黨的存在，反而在開篇就直接肯定了君子結黨的事實，明確提出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鮮明觀點；以奇說理，明確劃分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標準，君子間以道結黨，相互堅守名節、道義和忠信，小人間以利而群，彼此爾虞我詐、狼狽為奸；以史為鑒，從古到今、正反兩面、層層遞進，用大量史實論述朋黨問題，進一步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朋黨論》從國家興亡的高度論證了朋黨問題。朋黨之存在，不僅僅是歷史現象，更是現實的政治現象。《朋黨論》之所以能夠千古流傳，就在於沒有泛泛地討論朋黨現象，也沒有就朋黨論朋黨，而是站在國家興亡的高度看待朋黨問題，這使文章有了政治意義和寬廣視野。《朋黨論》在結尾時明確指出："嗟乎，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這就點明了文章的着力點是政治和國家興亡。那麼，君王怎樣引以為鑒呢？核心還是識人用人。《朋黨論》好就好在沒有單純地論證君子之朋興國、小人之朋亡國的道理，而是從君王識人用人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證，使文章有了更加深刻的內涵。中國傳統政治歷來認為，為政之要，首在得人。諸葛亮曾經比喻道："治國之道，務在舉賢","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意思是，治理國家必須注重選賢任能。輔佐國家的人就像房屋的柱子，柱子太細小，屋子就會傾倒，輔佐國家的人不稱職，國家就會亡亂。歐陽修深深浸淫於傳統文化，在《朋黨論》一開篇就說："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與小人是中國傳統文化一對重要的政治和倫理範疇。君子是做人一生追求的目標，也是從政的價值取向，小人則是與君子相對立的，是做人從政必須防止的傾向和唾棄的對象。如何辨識君子與小人是一個大問題，既是識人用人的前提，又是辨識真偽朋黨的基礎。在中國歷史上唯有孔子對君子與小人作出了比較全面論述，可以作為辨識君子與小人的基本遵循。他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意思是，君子的胸懷是寬廣的，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能做到樂觀豁達；小人的心胸是狹窄的，總是怨天尤人，心中裝滿了憂悲、苦悶和怨懟。他又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做到神態泰然安祥，待人謙和禮讓；小人既驕傲又自卑，就不可能做到泰然安祥。他還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謂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以道義為基礎，即使個性不同、認識不同，甚至有利害衝突，也能互相團結協調、密切合作，從而形成合力，如同五聲調和可以成音樂，五味調和可以成美食；同而不和，就是小人以利害為基礎，即使出於利益原因而暫時勾結，選擇相同的立場和態度，但只要涉及利害關係，就會互相內訌傾軋、爭權奪利，如同以火濟水、以水濟火，互不相容。當然，孔子並沒有也不可能從理論上窮盡君子與小人之區別；即使窮盡了，由於現實比理論更為複雜，識人用人也不可能做到都選用君子。古今中外，選用小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就產生了不僅在識人用人時有一個辨別君子與小人的問題，而且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還有一個辨識真偽朋黨的問題。朋黨是由一群人組成的，每個個體的素質決定了朋黨的性質。如果每個個體都是君子，那麼這個朋黨就是真朋，反之就是偽朋。歐陽修認為，君王的主要職責是識別真朋與偽朋，然後用真朋、斥偽朋，這對於國家興亡至關重要。"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