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重之何為？
——讀《經濟學不能承受之重》有感
有一次和一個讀經濟學的朋友聊天，我問他，中國到底有沒有自己的經濟學家？他回答得很快，“張五常嘛，聽說他是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的經濟學家。”當然，這並非是我所希望得到的答案，於是我進一步發問，那麼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又有哪些呢？記得當時的他顯得很尷尬，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一陣子，最後他給出了一個似乎文不對題的回答，“研究經濟的並不一定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當然不是一般的經濟工作者。”
就像初中語文常常做的練習一樣，劉胡蘭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員不是劉胡蘭，從語言邏輯的層面來看，“搞經濟的不一定是經濟學家”此話果然不假。但若把它當作一個可以無限放大的天網，並結合在當下中國本土實踐的語境之下，說中國大陸沒有經濟學家，最多不過是一些研究經濟的學者抑或是經濟工作者，這未免就有失偏頗了。
能成為一個“家”的，按照傳統的看法，那就是得在某一個領域內需要有一定的理論突破，有一定的創新體系，有一定的名譽地位，有一定的學術權威。反觀國內，若參照這樣標準，毫無疑問，大陸不僅有經濟學家，而且是有許許多多有責任感，有正義感，有時代感，有歷史使命感的本土經濟學家。譬如有“厲股份”之稱的厲以寧先生，有“吳市場”之謂的吳敬璉先生，或者還有林毅夫、樊剛、茅於軾、張維迎、汪丁丁等諸多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兢兢業業、鞠躬盡瘁的經濟學人們。在市場化、自由化、競爭化日益彰顯的今天，他們的浮出海面，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常人對於經濟學家不過是“事後諸葛亮”、“理論多於實踐”等錯誤解讀的餘缺，更為可貴的是，這些經濟改革的中堅力量的存在讓我們切實地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和前進的方向，然而，在激情和希望之餘，正如前面我的那位研習經濟的朋友所遭遇的話語的尷尬，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本土化實踐似乎並不很好，或者說，他們身上所遭遇的不僅是中國現有體制的局限和束縛，更多的是，傳承千百年來的舊有觀念對學術、理念、實踐等諸多方面的陳見。
真理就是現象自身的呈現和去蔽。同理如此，經濟學家的稱謂應該是他們（經濟學人）日常學術實踐過後自然被賦予的一種榮譽。而至於中國的當下，對於集體話語上（區別與自封、媒體追捧等形式造就的“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的稀缺，我以為個中緣由值得我們深思。首先，就是西方經濟學帝國主義（套用法學家蘇力先生語）的兵臨城下。在所謂那些跨領域打造下的現代經濟，早已超然於亞當·斯密當時所界定的經濟，什麼信息經濟學、實驗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倫理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微觀計量經濟學，在現代經濟學科的分工日益細密的今天，獨闢蹊徑地開創了一塊領域或者經過“百花錯拳”一番摻雜柔和之後形成的非純粹的經濟學，猶如雨後春筍一般蓬勃發展。“掌握了一個領域也便控制了這個領域的話語權”，在對中國學術的“西學東漸”之後，我們的學者往往止步在引進推廣的階段上，有的學者乾脆痴迷在了“拿來主義”、“全盤西化”之上，今日博弈論，明日信息論，因此也便沒了自己的學術主張。一張一弛，一快一慢，本是相互諧和的有利因素，但在普遍急功近利的現實實踐中，我們的有些經濟學家往往便被湮沒在了強大的西方經濟學體系中，深陷其中，難以超脫。而在此前因之下，中國的經濟學家在注重“走進來”（指導中國實踐）的同時，難免忽略了“走出去”的戰略，少了國際交流學習的機會，往往也減少了國際學界對中國經濟學家的普遍認同感。“許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在歷史上都經過堅苦的鬥爭或者思考，才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美國法學家霍姆斯大法官這句話若用在對中國經濟學家本土化生存的思考之上，也是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
最近在讀一本書，是北大教授夏業良先生寫的名為《經濟學不能承受之重》的經濟學隨筆。隨筆這個形式，它本來的目的在於以一種輕鬆拉家常的方式來傳達作者的觀點，不求高深，但求傳真，這就是隨筆的精髓所在，也是商業化經營下知識大眾化傳播的一種實踐，或者把它放在本文預設的語境下來說，也正是中國經濟學家本土化的另外一種生存形態。
全書分為“經濟自由與選擇”、“經濟學與經濟學家”、“思想漸進與制度建設”、“生活隨想曲”以及“書評”五個部門。其中，作者花很大篇幅介紹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在談到國內外經濟學界的著名人物，介紹他們學術成就和研究經歷同時，也有對個別問題提出一己之見，進行學術批評的。特別是作者在留美期間，有機會和幾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們面對面地討論、提問或採訪，能讓我們更為真切地感受大師們的風采。從這一部分的幾篇文章來看，作者對經濟學界新發展的密切關注，“他能夠在較大跨度的學科分支和研究領域之間較為輕鬆地游弋和探索，實在是不可多得。”（茅於軾語）
作者研究的另外一個重點是制度、道德、政治層面的問題，這集中在文集的第三部分。通過《個人主義辯》、《制度要考大家建設》、《中國若干制度改革措施的進展及展望》以及《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是人力資源配置效率的競爭》等四篇互為體系的文章，表達了作者對我國社會生活前途的關心，對人類社會自身所面臨的困難、障礙、迷茫及人為局限的憂慮。從而不難看出，作者身為一個有責任心的經濟學家他所追求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平等和自由，在利益博弈之下，對解放人性，崇尚個人自由的渴望。
夏業良先生的文章給人以樸實平和，簡練流暢之感，這可能與他早年的求學經歷有關（他原來是研習英美語言文學的）。在文集的“經濟自由與選擇”和“書評”這兩個部分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如何運用經濟學思維來解讀當前的現實生活以及從人性和生活出發，作者是怎樣來理解和評論某些文化現象的。文化的多元，多元的文化，在學科與學科之間日益打破壁壘，相互融合的當今學界，作者這種寫作方向也不失為一種“討巧”的方法，從此我們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到作者治學的興趣點，也更加能直觀我國經濟學家精神領域中多彩的一面。
本書是中信出版社“經濟學家隨筆”系列中的一本（其他四本是梁小民的《小民說話》，汪丁丁的《海的語言》、《知識印象》，王則柯《經濟學家的學問故事》），在市場上日益充斥着大量隨筆式經濟學著作的同時，《經濟學不能承受之重》最大的看點在於作者採取導向性的寫作姿態，像導遊一般將讀者引入經濟學這一迷人的知識海洋之中，深切感受其中的奧秘與樂趣所在。此外，本書最大的一個焦點（爭議點）在於，作者在整個經濟學界內是第一個對“張五常現象”提出置疑和批評的學者，對此的文章主要是《給“張五常熱”降溫》、《經濟解釋和解釋的“經濟”》、《是是非非說五常》。
“經濟學不能承受之重”，此題目套用了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語詞格式。這裡作者冒了個風險，就像拍電影續集一樣，往往後不如前，如果作品本身質量欠佳的話，則這樣的套用往往會顯得更加的愚昧無知。幸好，讀完此書，你會發現，作者巧妙地換“輕”為“重”，不僅一語道出當前中國經濟學家本土化實踐過程所遇到的困苦和挫折，更加明確了經濟學家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歷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