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過的作品好多已忘記了，“但是如果這個作品，是不同凡響，無懈可擊，難以忽視，如果它又頑強而持久地佔住我們的記憶，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斷定，我們確是已經碰上了真正的崇高了。”（郎吉納斯《論崇高》）當我拜讀蕭三《敵後催眠曲》這首詩時，我自信是“碰”上“崇高”了。儘管這首詩語言較為樸素單純，但這種以質勝的詩歌恰好有利於表現一個民族偉大的犧牲和堅韌的抗爭精神。
《敵後催眠曲》作於1944年，寫的是日本鬼子夜襲我抗日鄉村時，一對青年夫婦犧牲自己心愛的嬰兒，使逃避在山洞裡的眾鄉親免遭不測的悲壯故事。這首詩的張力，在於從一個平凡的事件中突顯普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試想，在敵情千萬火急時，爸爸同民兵去引開敵人，而在洞里照顧嬰兒的母親，出於無奈，把哇哇驚叫哭泣的“小寶寶”用布“緊緊地包紮好”！於是，哭聲消沉了，“槍聲響得遠了”，洞里的村民化險為夷了。可是，當爸爸迴轉來時，天雖然“大亮”了，但接過來的是，“躺着悶死了的小寶寶”。此情此景，讀者的淚珠連同“壯士的熱淚大顆地滾落下來”了。可不是嗎！小寶寶可謂千萬個抗日“小英雄”之一，而貌似無情地犧牲嬰兒的父母親，又是表現出多大的愛憎觀念和崇高人性啊！他們不愧為民族的脊樑，只因“唯有犧牲多壯志”。詩人蕭三肯定也是在激動和感動之餘，揮寫了這篇力作。這樣樸素而偉大的詩篇，是全民抗戰一個典型的縮影，不僅喚起當時抗日的民族情緒，也喚起民族獨立與生命尊嚴的深沉意識。至今讀來仍不乏震撼人心的詩性張力。
而詩性張力，在影視作品中則較難碰到。這與編導缺乏詩性意識不無關係。那麼，80年代我們會為什麼作品而喝彩加油呢？別的且按下不提，單說謝晉導演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環》。這部影片也是我遇到的“崇高”者。且不說影片主人公梁三喜及其親屬的壯舉，這裡只談談為人所忽視的小戰士金小柱。從這個小戰士身上，我們同樣看到時代的精神，民族的希望。當影片出現這樣的蒙太奇鏡頭時——戰前的小金向指導員這樣表明心愿：“我還沒到過北京，等到探親那會兒，我一定繞到北京去好好看看”，這詩一般的語言，貼切而準確地表現了小戰士熱愛和平、熱愛生活的內心世界，及其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美好思想。他那純真的內心獨白，透出了小戰士對生活和未來如此眷戀；而另外的場面是這樣鮮明地與前一個場景形成對比：當小金在戰場上負傷被送回後方醫院后，他因雙腿被炸傷而痛心，而思索未來。這是戰爭催生出的早熟的倫理形象。於是他對前來探望的父親說：“別告訴奶奶，我會好起來的”。又是詩的語言！這道出小戰士體貼、敬老、孝順的心理，更反襯出他身殘而心不殘的堅強及樂觀精神。他向前看，相信一切都會漸漸地好起來。影片至此確實顯示出導演謝晉的美學理想，也表現了謝晉導演具有詩人的眼光和才識。我想，有這樣的戰士和人民，正如梁大娘所說的：“咱們中國，能興旺呀！”這也許就是龍的傳人的共同心聲。可見，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具有詩的張力，也就是民族魂的象徵。誠如郎吉納斯所說：“但是一個崇高的思想，如果在恰到好處的場合提出，就會以閃電般的光彩照徹整個問題，而在剎那之間顯出雄辯家的全部威力”。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今天還有些缺乏民族自尊心，窮得只剩下錢，甚至因為對金錢五體投地而不惜出賣民族利益。這些人內心空虛，對時代的呼聲置若罔聞，他們註定不會欣賞崇高，更不用說主動步入這一境界了。我再引郎吉納斯一段話為其解毒：“究竟人才的敗壞應當歸咎於天下太平呢，還是應當歸咎那無窮無盡、佔住我們全部意念的戰爭呢，還是進一步歸咎於今天共臨城下、圍攻我們、蹂躪我們、霸佔我們的情慾呢。要知道，金錢的貪求（這個毛病，目前我們大家都犯得很兇）和享樂的貪求，促使我們成為它的奴隸，也可以說，把我們整個身心投入深淵……人們一崇拜了自己內心速朽的、不合理的東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東西，上述的情況，就必然會發生”。
鑒於此，我們要怎樣避免發生那些情況呢？我想起碼也得多接觸一些崇高的作品，和崇高的人物。而諸如《敵後催眠曲》、《高山下的花環》這樣優秀的作品，是值得我們感悟與回味的。尤其青年魯迅那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民族擔當和詩性張力，仍然在鼓舞我們、引導我們。祖國正在崛起，我們內心崇高的詩性同樣要崛起！
1985年一稿於廣州
1986年二稿於普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