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問題，過去的研究者已經有過很多解釋。其中目前在中國比較走俏的解釋是治水論。即東方的大河環境常常需要建設大型的水利工程才能避免洪水泛濫並同時保護農業生產。而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設需要統一的指揮。於是很早就產生了所謂"東方專制".此說在早些年由馬科斯•韋伯、卡爾•馬克思開創，近有魏特夫加上黃仁宇弘揚，故在我國甚囂塵上。但我一直懷疑其中的邏輯。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比較大的，足夠進行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實體要形成，需要很長時間。而在這段時間中，顯然尚不存在必須的大型水利工程，那這段時間我們的祖先是怎麼活過來的？難道他們暴霜露斬荊棘茹毛飲血忍飢挨餓數百年，就為了等待一個大帝國的誕生？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祖先可能不如我們聰明，但是他們應該也不至於笨到那種程度。後來在錢穆先生的書上從觀點到史料都說明中國的水患出現得很晚，除去大禹治水的神話以外，最早記載黃河水災的記錄是在進入春秋之後上百年了。而西周的政權架構，以歐洲人的標準來看已經算得上是專制集權（在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已經把商朝都算作專制政權了）。也就是說，錢穆先生證明了中國的水患出現在集權之後。通過時間順序在事實上的顛倒駁倒了治水論，使我對治水論的懷疑比猜測高了一個檔次。
《槍》中提到了治水論，用同樣的理由進行了反駁。它用比錢穆先生更加堅定甚至露出一點輕蔑的口氣說："詳盡的考古研究表明，複雜的灌溉系統並不是同權力集中的政府機構一起出現，而是在過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才到來的。就是說，先是由於某種原因出現了政治集權，然後才有可能建設複雜的灌溉系統。在世界上的這些地區，在政治集權之前發生的至關重要的發展，沒有一個是同江河流域或複雜的灌溉系統有任何聯繫。"
關於中國統一早的原因，我在本科的畢業論文中提到過自己的設想。大河環境對於尚須遷徙進行刀耕火種的農業民族來說是個不可多得的天然遷徙場。農業技術不發達時，農民為了始終在具備足夠肥力的土地上耕種而不得不進行遷徙。對於居住在大河邊上（而且是東西走向的大河，沿河緯度變化不大，氣候也就相近一些）的農民來說，為了確保耕作所需的水源，最保險的遷徙方向就是沿河而動。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夏商周時期的對外征伐大部分是沿着黃河進行的。這樣一來沿河遷徙的各個農業族群就會有較多的機會進行交流——無論是文的方式還是武的方式。另外，大河還提供了便捷的水運環境，使沿河各地的交流更加便利。這在今天溫州甌江沿岸語言接近程度甚於山區這一現象來看也可以說明。所以一句話，大河環境造造成了沿河原始農業民族頻繁的文化交流與武裝兼并，這使大河沿岸較早出現大規模人類集體的幾率要高於其他環境。而如前所述的原因，大規模人類群體需要更複雜的政治結構進行管理。於是最早的集權國家就容易在那裡出現。而如西方的希臘、羅馬，因為是人口較少的城邦，尚存在實施民主制的可能。但在通訊條件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一旦人口劇增到一定程度，就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專制帝國的道路。
說句題外話，《槍》以人口多寡為標準將古代社會的人類集體進行了分類，從人口少到人口多依次稱為：族群、部落、酋長管轄地和國家。"族群有幾十個人，部落有幾百個人，酋長管轄地有幾千人到幾萬人，而國家一般都要超過5萬人".人口越多則社會管理結構越複雜。當然複雜的並不一定是更好的。複雜的無法適用於人口少的群體，簡單的則對付不了人口多的群體。這倒是讓我想到為什麼漢族能一次又一次把南下的少數民族給"同化",而不是相反。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漢族人口多，自然要採取比較複雜的管理模式。少數民族本來因為人口少，採用的就是比較簡單的管理模式。如今少數民族南下到漢族的人口海洋中來，要想統治那麼多的人口，自然不得不改用漢族複雜的管理模式。我想這應該是漢族同化胡人能力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言歸正傳。在中國為什麼那麼早出現統一國家的問題上，《槍》的觀點與我原先的設想基本一致。不過它的看法讓我得到了補充。《槍》中做出的解釋是歐洲支離破碎的地形地貌天然地將土地劃分開來，形成眾多能夠獨立發展文化的島嶼和半島。這點換成我的說法也就是歐洲的地形不像中國那麼適合古人頻繁地進行或文或武的交流，但是原因解釋得更具體了。《槍》中的這段論述很精彩，附文後，供參閱。
總而言之，為什麼是歐洲？因為歐洲傳統的分裂。而且分裂的同時又在距離和緯度上接近新月沃地，使得雖然交通不甚便利卻不至於與世隔絕。歐洲受到了新月沃地文明的影響，又因為分裂而保持了整體的競爭力。所以儘管起步晚卻能後來居上。中國起步早，人口多，帝國強，故周邊鮮有競爭對手，這造成了中國兩千年在東亞的絕對輝煌。絕對的輝煌加上中亞的阻隔，使中國得不到競爭的壓力，還讓中國留下了傲慢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終於被歐洲趕超，並且在被趕超之後又花了很大代價才低下高貴的頭開始猶豫着向西方學習。
以上便是我把《槍》的主體觀點和自己原先的認識結合起來以後，對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基本解釋。《槍》的魅力在於把知識連成了串，一下子讓我想通了很多問題。此外很多觀點又與我原先設想的一致，更增添了它給我的親切感。
附：日本的孤立導致火器退化和歐洲的競爭導致火器發達（《槍》中原文）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棄槍支。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達日本，當時有兩個葡萄牙人攜帶火繩槍（原始的槍）乘坐一艘中國貨船抵達。日本人對這種新式武器印象很深，於是就開始在本地製造，從而大大地改進了槍支製造技術。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擁有更多更好的槍支。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於日本接受火器。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數眾多的武士階層，對他們來說，刀是他們這個階層的象徵，也是藝術品（同時也是征服下層階級的工具）。日本的戰爭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間面對面的個人搏鬥，他們站在空地上，說幾句老一套的話，然後以能體面地進行戰鬥而自豪。如果碰上農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槍支乒乒乓乓亂放一氣，這種行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槍是外國的發明，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鄙視，就像1600年後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視一樣。由武士控制的政府開始只允許幾個城市生產槍支，然後又規定生產槍支需要獲得政府的特許，再後來把許可證只發給為政府生產的槍支，最後又減少了政府對槍支的定貨，直到日本又一次幾乎沒有實際可用的槍支。
在同時代的歐洲也有一些鄙視槍支並竭力限制槍支使用的統治者。但這些限制措施在歐洲並未發生多大作用，因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哪怕是短暫地放棄了火器，很快就會被用槍支武裝起來的鄰國打垮。只是因為日本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孤立的海島，它才沒有因為拒絕這種具有巨大作用的新軍事技術而受到懲罰。
附：歐洲的分裂和中國的統一及其結果（《槍》中原文）
因此，了解了中國把政治和技術的卓越地位讓給歐洲這方面的真正問題，就是了解了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的問題o答案又一次用地圖表示出來（見下圖）。歐洲海岸線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島，每個半島都近似孤懸海中的海島，在所有這些半島上形成了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府；希臘、意大利、伊比利亞半島、丹麥和挪威/瑞典。中國的海岸線則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鮮半島才獲得了作為單獨島嶼的重要性。歐洲有兩個島（大不列顛島和愛爾蘭島），它們的面積都相當大，足以維護自己的政治獨立和保持自己的語言和種族特點，其中的一個島（大不列額島）因為面積大，離歐洲大陸又近，所以成了一個重要的歐洲獨立強國。但即使是中國的兩個最大的島——台灣島和海南島，面積都不到愛爾蘭島的一半，這兩個島都不是重要獨立的政體；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現代以前一直處於與亞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大不列顛與歐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歐洲被一些高山（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挪威邊界山脈）分割成一些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治單位，而中國在西藏高原以東的山脈則不是那樣難以克服的障礙。中國的中心地帶從東到西被肥沃的沖積河谷中兩條可通航的水系（長江和黃河）連接了起來，從南到北又由於這兩大水系（最後有運河連接）之間比較方便的車船聯運而成為一體。因此，中國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廣闊的兩個高生產力核心地區的決定性影響，而這兩個地區本來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後來競合併為一個中心。歐洲的兩條最大的河流——萊茵河與多瑙河則比較小，在歐洲流經的地方也少得多。與中國不同，歐洲有許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區，沒有一個大到足以對其他核心地區產生長期的決定性影響，而每一個地區又都是歷史上一些獨立國家的中心。
中國一旦於公元前221年最後獲得統一，就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獨立國家有可能在中國出現並長期存在下去。雖然在公元前221年後有幾個時期出現了分裂局面，但最後總是重新歸於統一。但歐洲的統一就連查理曼、拿破崙和希特勒這些下定決心的征服者都無能為力；甚至羅馬帝國在其鼎盛時期所控制的地區也沒有超過歐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達和非常一般的內部障礙，使中國獲得了一種初始的有利條件。華北、華南、沿海地區和內陸的不同作物、牲畜、技術和文化特點，為中國的最後統一作出了貢獻。例如，黍的栽培、青銅技術和文字出現在華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鑄鐵技術則出現在華南。我用本書的很大篇幅着重討論了在沒有難以克服的障礙的情況下技術的傳播問題。但中國在地理上的四通八達最後卻成了一個不利條件，某個專制君主的一個決定就能使改革創新半途而廢，而且不止一次地這樣做了。相比之下，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獨立的、相互競爭的小國和發明創造的中心。如果某個國家沒有去追求某種改革創新，另一個國家會去那樣做的，從而迫使鄰國也這樣去做，否則就會被征服或在經濟上處於落後地位。歐洲的地理障礙足以妨礙政治上的統一，但還不足以使技術和思想的傳播停止下來。歐洲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專制君王能夠像在中國那樣切斷整個歐洲的創造源泉。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後感（三）
郭世超
作為後人，我們總是免不了要對發生過的歷史作些"如果"的想象，特別是當這種歷史對我們是帶有屈辱色彩的歷史。比如中國人就常想"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如何",,同時也會有大量"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那樣"的問題，如"為什麼日本能維新成功，而中國不能".
美國學者賈雷德站在了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在他這本廣受讚譽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中，他用四百多頁的篇幅與讀者一起回顧了13000年的人類文明史，探討為什麼是歐洲大陸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非相反，決定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決定性因素究竟是什麼？即，是環境，更準確的說是地理環境決定了這一切。
這不是一部乏味的學術著作，從它獲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獎就可以看出。書中講述的一些歷史故事就讓人看着繞有興緻，比如西班牙征服者皮薩羅帶領一支168人的部隊擊敗一支八萬多人的印加帝國軍隊並俘獲他們的皇帝，進而征服整個印加帝國。這實在讓我初看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即使武裝到牙齒的168個美國大兵，我也無法相信他們就有擊敗八萬多個手裡僅僅拿着長矛的土著的能力。而賈雷德則從這些不可思議中提煉出背後的原因，讓我看后對這些解釋也大為信服，同時讓我也跟隨作者思考，讀到這樣兼具閱讀快感和思想快感的書確實讓人十分興奮。
這本書給我最大印象的還是它思考問題的角度之獨特，我對書中的有些觀點也不能完全認同，但是作者具有新意的一些角度還是讓我看罷擊掌叫好。比如從大陸的地理的延伸方向來探討技術，文明傳播的問題就讓我大開眼界，而在此基礎上作者嚴密的推理和論據列舉又讓我見識了一為嚴謹的學者應有的態度。再比如它對中國在近代的落後的解釋可能更令人驚訝，我們一直洋洋得意的統一的大國竟是一個重要原因。即中國統一專制的體制使得一項新技術一旦被禁止或排斥就可能永無出頭之日，而在諸國眾多的歐洲，即使一個地方被排斥的技術另一個地方也可能繼續使用，從而使得一項足夠優良的技術，或者說一項制度有足夠的時間空間顯現出它的優勢。在這個問題上，作者並沒有進一步擴展，而是本着本書強調環境作用的主旨，指出不是中國人決定了這種狀況，而是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了這一切。這樣的角度顯然不夠全面，但是在我們已有的觀察中國的角度上增加一個新的角度，無疑對認識問題是大有好處的。
讀罷此書，還讓我對作者的胸懷產生了敬意。他寫這本書並不是要告訴大家，我們深處的環境決定了我們的命運，本着一個學者科學的態度，他從學術上解釋着他關注的問題。但是他從這個角度駁斥了一些西方人所謂的人種觀點，即認為西方的先進是因為他們的天賦，是一種上帝的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