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結交過兩位老人：一個鄉下，一個城裡；一個軍人，一個藝人。
徐老伯是我家的鄰居，不曾結過婚，村裡人幾乎沒有喊他大名兒的，偷着叫他“徐光棍兒”。他十六歲當兵離開家，走了好幾個部隊，複員回來，駕車、放豬、打更，一不小心就溜到了六十歲。他矮矮的個子，常年扎一條寬寬的開始裂口的雙孔牛皮帶。他的解放鞋向來不系帶，改用皮筋替代；頭髮長了，用手往腦頂盤上幾圈，扣上布帽，說是這樣省事兒。他喜歡抽捲煙，一旦沒紙了，我常把用完的本兒送給他。一次在山裡打柴，翻遍全身沒有紙，而四周又沒人，情急之下，他只好將一角紙幣捲煙抽了。逢年過節，徐老樂於打打天九，遇上三缺一，常拉我湊手。蛾五、銀七、地八、天九、三長四短、三錐六套，不厭其煩地教我。而更多時候是我磨他講打仗的故事：什麼四保臨江、解放四平，還有在朝鮮怎麼遇上的“黑人團”。興頭時，他拍着腰間，“那子彈，雨點似的。打在皮帶上，啪啪響。”
村裡放電影了。過了“新聞簡報”，就是正片《南征北戰》。那片子真好，大沙河，摩天嶺，鳳凰山，一色兒的打仗，百看不厭。男女老少黑壓壓坐成一片，夜幕下團結一致向前看。而此時徐老成了我的軍事顧問，緊挨着他，問這問那。“這是什麼炮？”“美國二炮。”“那個呢？”“三八野炮。”他告訴我，其實這片子里就有他。我追問，“那怎麼沒看着你呀？”。他搖着頭：“咳，亂馬人花，上哪看去。”
他給我講的最多的是參加開國大典，那場面叫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閱兵時，你看那海陸空軍、馬步軍兵、人民大隊，多麼雄壯。正步通過天安門，毛主席在城樓上看着呢，於是他挺胸抬頭，前腳掌扒地，雙臂悠起，連手錶都甩丟了。……
“五·七”幹校要從村子撤了。五·七戰士們個個神采飛揚，把磚房裡的大件兒，以及自己的行囊統統裝上卡車。太陽明，風兒爽，只待馬達一響，下鄉鍛煉的偉大歷史過程就此終結，他們將帶着歌聲回到親人的身旁。
一位長者，頭頂光光，體態微胖，他沒有幫着裝車，而是佇立一旁。“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也沒有”。他姓張，據說是曲藝團里專拉二胡的，大隊人馬即將撤走，只剩他繼續留守。
幹校在村子的南端，從我家出來一袋煙功夫就到了。人去屋空，幾棟磚房，幾間倉庫，空曠的廣場，孤獨的老人，昔日的熱鬧已灰飛煙滅。“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不過也好，這正給我創造了接觸老人的機會。
下雪了，我一早起來趕去給他清雪掃道兒，然後進屋倒夜壺、劈柴、生爐子。等煙消火旺，把烤熱的棉襖披到他身上。晚睡前，我將水燒開，灌滿白瓷的水鱉，塞進他的被窩。
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窗外雷鳴電閃。雨這麼大，不知他的房子漏雨沒有，或許能幫他做點什麼。去后發現房子並沒漏，可老人已發燒兩天了。見我焦急的樣子，他讓我放心，說沒大事兒，已經吃過葯了。“找大夫了嗎”？他沒做聲。我抓起他的油紙傘，深一腳淺一腳，冒雨去找村裡的赤腳醫生。
春天來了，大地生輝。我拿來花苗，在他的屋前翻土栽種，芨芨草、節節高、大洞、串紅。盛夏的黃昏，我們搬來板凳，坐在屋檐下。老人在花前操起二胡，調弦走弓，眼睛時睜時閉，身子時仰時傾。逢激昂，奏賽馬；遇深沉，拉二泉映月。悠揚的弦聲，隨夜風飄行，傳的好遠。星光下息弓坐定，遙望遠處依稀的燈火，他娓娓給我講述劉天華、瞎子阿炳，以及自己苦難的人生。我聽得雲里霧裡，卻又莫名的感動。
城裡偶爾車來送給養，他總要裝些細糧或鹹鴨蛋之類的東西給我，而且不容推辭。聽說爺爺腰腿不好，他把庫房打開，拖出一個厚厚的墊子，掃去浮塵，叫我找人抬回家。並說：“這東西叫榻榻米。好，隔涼隔熱。”
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總是短暫的。老人在深冬里與我不辭而別，此後再未相見。好在他留了話，並託人將信和鑰匙轉給我。
小明：
團里突然來人接我，說留守結束了。沒顧上告別，請不要生我的氣。幹校能用的東西已拉走，所剩物品全都給你。
我們是朋友，朋友是不分年齡的。什麼是朋友？誰能在嚴冬里給予我溫暖，將永遠是我的朋友。
我老了，來日不多，進城時想着來看我。
你的老友：張天敬
一九六九冬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