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國演義》引千人愛其英雄豪傑，使萬人咒其奸臣佞相，我卻獨心動且感慨其中劉關張桃園結義。但若細思其全局，卻又油然而生嘆息悲惋之情。
先論關羽吧。其人性爽而情真，其義重而忠誠。下邳兵敗，他降魏不降曹，任他曹操使出萬般厚待仍誓死“千里走單騎”回歸劉備，可謂義忠；其時又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而酬報曹之厚遇，可謂義重。怪不得曹操由衷發嘆：“真丈夫也！”
關公之義若就表現至此，倒還真讓人佩服至極，不料的是後來又出了華容道的一幕：曹操人怯馬乏之時，我們的關公卻因感曹當年“小宴三日，大宴五日”的封高爵賜美女之舊恩，又動張遼故舊之情義，勒馬放走曹操。其行徑，動於舊恩故情，若按平常之人情，是該理解，但那時已是兩國交兵，國家大於自己，響應其又是萬萬不能原諒的。關羽華容道的“義舉”已成為其“義”的另一含義：舍國家大義不顧而重私情，把江湖義氣放在首位，政治利益置於次要地位，對此，作者通過諸葛亮之口解釋道：“亮夜觀乾象，見操賊未合身亡。留此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解釋得多麼蒼白無力！但讀者大多懷着對劉備集團的同情，也就勉強接受了。實際上我們翻出他們當年桃園結義盟誓中的“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就不得不為之嘆也。
再說劉張二人。桃園結義雖是“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其心可欽，其情可鑒。然後來的實情卻是關羽敗走麥城而終成孫權刀下之鬼，已不可與誓語吻合。但劉張為急報關之仇，不顧趙雲“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的苦諫，亦不顧當時吳兵氣盛蜀軍勢衰之實情，恚憤發兵攻吳，其結果先是張飛為“私義”而躁暴死於己人張達、范疆之手，后是劉備被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白帝城託孤，最後氣絕身亡，再一次將集團的政治利益當作兄弟義氣的犧牲品。蜀國從此一蹶不振，縱是以後仍有趙雲力斬五將之勇，孔明智取三城之才也無力回天，六齣祁山擁有“四絕”——劉備“仁絕”、諸葛亮“智絕”、關羽“義絕”、張飛“勇絕”的武裝集團卻遭到了失敗的結局，究其根源就是在政治和道德的化身——“義”的天平上，劉備集團總是把“義”放在首位，而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二位。這對於一個以政治追求為最終目標的武裝集團來說是個致命的弱點。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一個鐵的事實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方往往要以道德情感作為代價去換取政治上的成功，把個中原理闡釋得淋漓盡致的是“玄武門這變”中的李世民，而劉備三兄弟卻做得恰恰相反：用道德價值去壓制和克服政治利益，這是劉備集團悲憤結局的自身的主要原因。
從悲劇美學的角度看，這樣一個擁有“四絕”美好事物的毀滅，悲劇美感的韻味令人陶醉不已，但古往之事今人鑒之，這種因私義而結政治上帶來的大不幸，恐怕總是更令人心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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