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道——變革中國讀後感
科斯與王寧所著的變革中國一書，淺顯宏觀地闡述了三十餘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路。
中國經濟到底是怎麼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的？在這本書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經濟發展有兩個推動力量，其一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改革開放，其二是邊緣力量。即使連鄧公也承認，鄉鎮企業的發展，我們沒想到。
中國農村的經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悄悄變革。早在小崗村實現聯產承包之前的幾年，全國各地均已經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只不過，小崗村最出名罷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就等於承認人民公社的失敗，承認集體主義的失敗。只要我們承認人性是自私的，我們就不得不看到，產權明晰才是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隨後在八十年代湧現出的鄉鎮企業，則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議，讓這些鄉鎮企業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假裝自己是集體企業，以獲得政治上的認可。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後續問題，導致一批事實上的出資者在爭議中血本無歸，甚至鋃鐺入獄。
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則要複雜得多。國企改革造成了兩極分化：一批國企，利用壟斷地位開始牟取暴利，形成後來的利益集團。比如，電信、金融、電力、煙草、名酒……這些國企沿續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傳統：專賣。早在接近兩千年前，漢代著名經濟學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這個觀點並付諸實施。武帝窮兵黷武，國家財政吃緊。怎麼辦？桑老師指出，可以搞一搞鹽鐵專賣。於是乎，中國最早的一批壟斷型 國企就此出現了。鹽鐵關乎百姓生活，在當時都是必須品。對此課以重稅，可以達到一種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範圍之內。這是一種最不痛的課稅方式——或者說這是間接稅而不像土地稅那樣是直接加重農民負擔的，因為直接向農民徵收稅賦容易引發農民反抗危及帝國安全。桑老師這一招的陰險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場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為經濟改革丟掉了性命。桑老師的犧牲，並沒有換取後來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設計，被後人廣泛應用。比如今天，你無論到哪家電信公司辦業務，總會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為你沒有民營公司可選。加油就到兩桶油，油貴油賤定價權必不在你，你也沒有議價權，因為你沒有其他選擇——民營加油站也得從兩桶油進貨。你上哪家銀行存錢，人家也不會給你高利息——因為有銀行業協會管着吶，你不存放家裡？一分錢利息沒有，還容易讓老鼠咬嘍。電價從來沒漲過是好事吧？不過你可能不知道，當年修三峽電站時，許給人民的是——每度電8分錢吶。茅台牛吧，2000塊一瓶子，成本不過40塊，溢價2000%！憑啥？把私人的酒鍋子國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還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實在是高。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國家。有什麼樣的羊群，就有什麼樣的頭羊，也就有什麼樣的狼群。
國企改革的另一面，則是大批職工下崗。此前，國企的探索經歷了幾個階段：放權讓利，承包經營，股份制改造……國有資產的流失非常驚人。如科斯所言，國企管理者將盜賣國有資產視為天然的權利，而普通職工對此無力阻止。建立產權清晰、權責分明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紙上目標。事實上，太多的國企改革是以犧牲職工利益為代價完成的。工農業、城鄉間的剪刀差（農民糧食不能自主定價），是農民向市民和城市輸送利益，農民因此成為社會塔基，成為社會保障最薄弱的一環，成為社會最弱勢的群體。國企改革，下崗職工的斑斑血淚，又豈是罄南山之竹可以書寫的嗎？
沒有一次經濟改革是可以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的。改革開放，引進了先進和技術、人才、管理、思想。偉大的農民有樣學樣，干幾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來當老闆，民營經濟就是這樣活潑潑地發展起來的。當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賴以驕傲的，是一個數字。如果剖析數字背後，我們可能就樂觀不起來了。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弱點昭然若揭。當19世紀的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20世紀的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超級大國時，他們不僅發明了大量新產品，還創立了新的行業。他們的經濟實力來自於創新與生產力兩方面的遙遙領先。
1851年，倫敦，水晶宮，第一次世界博覽會。英國產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質量，在幾乎所有領域都領先，無論是鋼鐵、機械還是紡織品。20世紀則見證了美國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通用汽車，通用電氣，波音，IBM，可口可樂，寶潔，以及近年來的惠普、蘋果、英特爾、摩托羅拉和微軟，並且這個名單一直在增長。當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他們擁有索尼， 富士，豐田，本田，日產，馬自達，佳能，東芝，松下，勝利和夏普這樣的知名企業。韓國經濟總量達到中國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萬人），也擁有三星，LG，現代，起亞和大宇這樣的全球知名企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國企業，例如聯想、華為，青島啤酒，海爾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戶曉的品牌。中國在《財富》500強中排名前十的企業分別是：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國家電網、工行、中國移動、中國人壽保險、中行、建行、中國南方電網和中國電信。這些企業，集中在能源與服務行業，受政策保護，沒有開放全球競爭。中國的生產型企業在全球具備競爭力，但大部分企業僅僅依靠低廉的生產成本打價格戰，在創新與提高質量方面，苦苦掙扎。由於創新乏力和缺乏獨一無二的產品，許多中國企業依賴訂單化生產——從海外市場接受訂單、貼上外國商標后銷售。因此，我們的生產被稱為“沒有產品的生產”。
改革開放解放了中國企業，使他們獲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國際市場競爭。同樣在改革年代，中國的大學與自由和競爭卻漸行漸遠。中國的大學和整個教育體系依舊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在這裡，中國市場化改革最嚴重的缺陷暴露無遺。只有在這裡，我們才能找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2009年，錢學森臨終前提出了一個清醒異常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事實上，教育改革並沒有帶來思想的自由市場。中國的教授實行計件報酬，收入由職稱和發表論文決定，變成了“發文機器”。而將學術動機與物質利益合二為一，是扼殺科學工作者創造力與原創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無處不在的政府干預，就不難理解中國大學的平庸表現。在任何現代社會，最寶貴的財富都是那些擁有着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技創新乏力，這早已成為中國製造行業致命的軟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