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知青懷念
雙峰/游延年
已是中秋時節了，天氣依然那麼熱，最高溫度還徘徊在35℃左右。周末我只好把自己裹在空調的氛圍里，在家中整理起舊時的照片。一張“革命友誼”的黑白照，立時吸引住了我的眼球。知青生活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那些景，隨即在腦海中一幕一幕地浮現了出來……
一、插隊落戶
1975年4月5日，高中畢業才三個多月的我，在媽媽的陪同下，揣着縣知青辦頒發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光榮證》，挑着木箱和被窩，走進了那個被叫做廣闊天地的農村。這是我初涉人世的第一個清明節，它祭奠的是我的青澀歲月。( ： )
我那年還沒滿18歲，1米6的個頭，體重不到50公斤。媽媽不忍心讓我隨單位集體下放到邊遠山區，便在表姑的那個大隊幫我辦好了插隊落戶的手續。
那個大隊叫塔山，離縣城有6公里，但被資江隔成了兩岸。它與縣城北郊的寶塔隔水相望，所以就有了“塔山”這個名兒。媽媽說，要是沒有這條河，我完全是可以早去晚歸的。我卻不以為然，因為自己寧願去做田間地頭的小草也不願意成為溫室里的花朵。
順着河堤朝寶塔的方向走去，前面是一望無邊的田壟。綠色遍野，滿透着盎然的春意。資水湛藍，白雲潛在水中被洗得潔凈如玉。河面上不時有小帆船飄過，青蔥的丘壑在微波中輕輕起舞，蕩漾着我的心兒沉浸到了山清水秀之間。
七層寶塔是以方位命的名叫“北塔”，獨立在資水河畔已經有160多年了。相傳，它始建於清代嘉慶十二年，由於財力和人力緊張，建建停停耗時20多年才完工。建塔的目的就是《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一句台詞：“寶塔鎮河妖”。但是，時任知縣林聯桂書寫的楹聯，卻絲毫沒有言及這些，而是將它視為了高升向上的象徵。正門匾額題“北門鎖匙”，出聯是“正欲憑欄舒遠目”，對聯為“ 直須循級上高頭”。
青磚砌成的塔身，經歷着年復一年的春風夏日秋雨冬雪的侵蝕，已經有了滄桑感。破“四舊”時，有人想拆了這座寶塔。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只打爛了台階前的一對石獅，就再也沒有人前來破除了。如今塔門緊閉，底層的外壁上被石灰水塗刷着“打倒封資修”、“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標語，凸顯出了革命時代的鮮明特點。
北塔碼頭就在寶塔的下邊，河灘上有一條窄長的散亂在草叢裡的青石路順延到水畔。岸邊停靠着一隻木板船，當地人叫它為“划子”。
艄公是一個50開外的瘦老頭，上身光着，皮膚黑黝黝的，縷縷排骨清晰可數，扎腰褲纏在身上好像隨時要掉下來似的，尤其是那膝蓋上的兩個大補疤特別地顯眼。
船上稀稀落落地坐了五、六個人，等得不耐煩的就催喊着：“何老四，開船算啦。”可是，他一點兒也不性急。“還沒有十個人呢，你就坐着等吧！”說完，蹲在船頭掏出一根尺來長的竹煙桿，將一小撮土黑色的旱煙裝在煙鍋里，用火柴點燃煙絲“叭叭”地吸了起來。濃濃的煙霧迅速瀰漫在船艙里，嗆得人的眼淚直流。
好不容易又上來了幾個人，何老四把煙頭在鞋底上敲了幾下，打着“哈哈”鑽進了船艙，邊伸着手邊吆喝着：“來來來，每人五分，一分不少。”有人只出了三分錢，他臉色一耷拉：“不要欺負老倌子啊！”硬是逼着那人交足了錢，才拔出竹篙挪動了船隻。
河面很寬，水流有點急。何老四的竹篙撐不着底了，便用漿架在櫓上劃了起來。每搖一下漿，就發出一聲“吱”的音響來。
塔山大隊的碼頭氣派多了，清一色的青石板壘成100多個台階，仰頭看去儼然一條拾級而上的街道。這裡是一生產隊的居住地，也是全大隊最富有的生產隊，因為人們除了種田耕地之外，還能靠撐船、捕魚等副業來增加一些收入。
街道兩邊排列着高矮不齊的土磚屋，偶爾有木板房參插其中，標誌着這戶人家是有人在外面賺錢的。頂端是一個小賣部，來往的行人都要在這兒歇一歇，或買一些東西，或討一碗水喝。售貨員是一位30多歲的胖女人，姓曹。聽說全大隊只有兩個人吃國家糧的，一個是她，另一個就是小學的校長。她其實也是在這裡土生土長的，因為嫁給了在縣供銷社當股長的男人，才將“農”轉成了“非農”。
胖女人滿臉笑嘻嘻的，一邊賣着貨兒，一邊主動地與媽媽搭訕着。當知道我是下鄉知青時，就一口一個“小兄弟”地叫着，還說以後要是有什麼事兒只管去找她。她搖起搖把子電話，打通了大隊部。然後又給我們端來茶水，說：“你們等一下子，大隊部離這兒有四五里地呢，劉支書就過來接你們。”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門外傳來了叫喚聲：“老姐姐，急什麼急哦，城裡人下鄉做做樣子就行啦！”來人中氣很足，腿還沒有邁過門檻聲音就進了屋內。
媽媽連忙起身，拉着我站了過去：“快叫劉支書。”50多歲的劉支書一臉橫肉，右嘴角上還有一道傷疤，誰見了他都會有幾分害怕。我弱弱地叫了一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誓師大會上的豪情壯志被他的這副模樣威逼得蕩然無存。
“劉支書”三個字早就聽說了，但一直沒有見過面。他看了看我，憐惜地說：“人還沒有鋤頭把子高就要下放農村，這是何苦咯。”一顆火熱的心彷彿在被冷水潑着，我真想要反駁幾句，但看到他那臉橫肉卻又把話音縮了回去。
他將扁擔塞給了我，左手拎着被窩，右手提着木箱，對媽媽說：“老姐姐，走！先去我家吃中飯，下午再帶你的小孩去園藝場報到。”
胖女人追了出來，親熱地叫着：“支書大哥，就在這兒吃啊，我這就去殺雞。”
“不啦，我上城裡經常麻煩老姐姐，還是去我家吃吧。”劉支書腳步不停，頭也沒回地答應着。
我和媽媽空着手緊追快趕，跑得氣喘吁吁的，可還是追不上他。媽媽邊走邊叮嚀着我：“到了這裡，就要聽劉支書的話。他這個人看着象一塊鐵板，其實心地里是一個糍粑呢。把你交給他，我就放心了。”
我沒有做聲，腑腔內有一股壓抑感在迴旋着，竄來竄去的卻又總找不到出氣的地方。
二、歡迎牙祭
園藝場的場部在張家山的山腳下，是一棟凹字形的紅磚平房。緊挨着的是一個禮堂，大隊的大會議以及重要活動都在這裡舉行。后右角處，擺着三部揉茶機，社員們摘來的茶葉都是在這裡加工製成青茶的。
大隊部的辦公地點，在園藝場部的左邊。前間是接待室，也是李文書的辦公室。黑板上寫着“安民告示”：今晚全體社員打牙祭開大會，歡迎知識青年的到來。靠在窗前的辦公桌上有一台搖把子電話，兩筒大電池捆綁在桌腿上，電話機被木盒子鎖了起來。裡間的房子稍大一些，是劉支書辦公的地方。正面牆上掛着馬恩列斯毛的標準像，光線比較暗，白天都要扯亮白熾燈。兩間辦公室的用具差不多，一個雙開門文件櫃，一張辦公桌，一隻靠背椅，四條長板凳。
平房的中間是一個大廳，擺了六個八仙桌。裡面靠牆砌着兩個燒柴火的大土灶，鍋盆碗筷都放在灶台上。左牆角有一間六平米左右的土磚房，袁奶奶住在那兒。她是一個孤寡老人，不太愛說話，年紀還沒到60歲，臉上幾乎沒有血色而且還刻滿了皺紋。看到我的時候，她的眼光像螢火蟲似的亮了一下，然後又飛走了。
我知道，劉支書沒有分配我去生產隊的原因主要是為了照顧我。一是場里每月能發12元的工資，二是袁奶奶可以給我煮飯做菜。袁奶奶告訴我，社員們一般只在這兒吃早餐，紅薯粉絲一毛錢一碗，可以用工分來抵伙食費。她平時也就掃掃地燒燒水，只有每個月打牙祭時事情才會多一點。
我住在右邊前頭的房子，屋內有一個書桌和一張簡易木床。但我已經很滿足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地方。
媽媽替我鋪疊着被窩，東扯扯西弄弄，又總覺得哪兒沒有做到位。“他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我的……”，話音里明顯帶着哭意，然後又對劉支書、李文書和袁奶奶左一聲拜託右一聲麻煩。
劉支書說話還是那樣地粗聲粗氣：“老姐姐，你就把心安安穩穩地放在肚子里。誰敢動你兒子一根汗毛，你就找我算賬！”一邊說著，一邊還挽起了袖子。瘦高的李文書戴着黑圓圈眼鏡，要笑不笑地看着我們，既不多嘴也不幫手，但始終不離劉支書左右，並時不時地點頭應付着，那做派讓我想起了《白毛女》里的管家穆仁智。表姑也勸慰着媽媽，說我懂事着呢完全不要擔心。媽媽長長地唉了一聲，無奈地走上了碼頭。劉支書留她打了牙祭再走，她說一家人還等着她回家做飯吃呢。
天落黑的時候，社員們陸陸續續地來到大廳，寂靜的園藝場部頓時充滿了活躍的氣氛。男男女女有三十多個人，都是從各個生產隊里選調上來的。
李文書站在灶台上，拿了一個鐵皮製的喇叭筒，大聲嚷着：“請大家肅靜。我們一起來學習一條最高指示，我讀一句，大家跟着讀一句。”聽說要讀毛主席語錄，社員們立即安靜了下來，臉色也顯得十分地虔誠。
大廳里，一讀一學地響起了整齊的聲音：“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接着，李文書臉露媚笑，尖細的語音從喇叭筒里傳了出來：“下面，請劉支書給我們作重要講話，大家歡迎！”熱烈的掌聲，飽含着社員們對這位支書的敬畏。
劉支書抬起雙手上下擺動着把掌聲壓了下去，李文書將喇叭筒遞給他，但被他推開：“我說話像打雷呢，不需要這玩意兒。”然後，提高嗓門說：“同志們，今天開會只有一句話：延年是我們大隊的下鄉知青，大家要像一家人一樣地對待他。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說兩家話，以後要是有誰欺負他，那就是在我的臉上打耳巴子。我的話講完了，開始打牙祭！”
大家正“哦哦”地找着座位，不知誰又冒出了一句：“知識青年沒露臉我們都不認識哦。”社員們立刻“是啊，是啊”地附和着。李文書看着劉支書，見他點了點頭，於是又拉起了尖細的聲音：“下面，請新來的知識青年延年同志表決心！”
我是被他們推到前面去的。劉支書一邊把我抱到灶台上，一邊替我鼓勁打氣：“說兩句，說兩句，鄉里人見到城裡人就是稀奇呢。”
我給大家鞠了一躬，端起喇叭筒莊重地說：“尊敬的父老鄉親和兄弟姐妹，我是來接受你們的再教育的。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在那裡是大有作為的。我一定要學習你們的勞動本色，觸及靈魂改造思想。我的決心是，堅決聽從黨的話，廣闊天地煉紅心。請大家今後多批評我多指導我，謝謝大家！”
劉支書接過話頭：“城裡人就是不一樣，一開口都是大道理。你們說，他說的好不好？”社員們應和着：“好！”劉支書：“好就鼓掌啊！”大家的掌聲，十分地熱烈。
“這就對了嘛，上菜咯——”劉書記一聲吆喝，桌面上立即熱氣騰騰了起來。主菜有麩子肉、韭菜蛋、燒全魚，我把它們概括為“兩多兩少一整盤”：即麩子多肉少、韭菜多蛋少、魚是園藝場自己放養的所以有一整條；另外是紅湯粉絲、清炒芹菜、手撕苞菜、水煮蘿蔔絲、缽蒸老南瓜。但在當時，這已經是很豐盛的了。
最讓男人們刺激的，還是那紅薯釀成的白酒。他們用飯碗盛着，一喝就是一大口，個個被灌成了紅臉關公。有的乾脆解開衣扣，裸出前胸划起了酒拳，羞得幾個黃花閨女紅着臉兒端起碗躲到了屋外。
我不會喝酒，匆匆地扒了一碗飯，吃了劉支書夾來的幾塊麩子肉，就看着他們熱鬧着。
這時，過來兩個年輕人，提着酒瓶子要敬我的酒。劉支書介紹着他們：“這個虛胖子叫陳建華，是我們大隊的高中生，我去公社開會的材料他比李文書寫得還多。這個黑不溜秋的叫李進軍，是場里的機械手，拖拉機和揉茶機都由他操作，以後回家就可以坐他的拖拉機。”
“建哥”、“進哥”，我禮貌地招呼着他們，然後小聲地支吾着：“我是滴酒不沾的呢。”
“其他人的酒可以不喝，他倆的酒你必須喝，因為以後就由他們帶着你。”劉支書說道，又轉上他倆：“我做個主，他敬你們每人一口，你們一碗都喝完。”
他們像接了聖旨似的，見我酌飲了兩小口，就咕隆咕隆地喝了個碗底朝天。之後，又嚷着找別人喝酒去了。
我偷偷地溜進自己的房間，栓好門，衣服沒解，鞋也沒脫，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掉進了醉夢裡。
茶園農話
“延年，起床啦——”沉睡中，我被袁奶奶的敲門聲叫醒。看了一眼書桌上的鬧鐘，已經是九點多鐘了。
我起床洗漱着，頭還有點兒疼。袁奶奶端來一碗紅薯粉絲，上面還蓋着一個荷包蛋。她坐在我的對面，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臉兒笑得猶如綻放的菊花。
“吃好了嗎？要是沒吃飽，我再給你做一碗。”那情形就像奶奶在關心着孫子。
我擦了擦嘴巴，要付錢給她。她不要，一邊抹着桌子一邊說：“看到你心裡就暖暖的，像是見到了親人一樣。”說著，眼睛濕潤了起來。
我最見不得人哭，但又不想要老人家破費，於是說：“要不從我工分里扣好嗎？”
“你在家裡吃飯要付錢嗎？如果不嫌棄的話，以後你就叫我奶奶吧！”
話語像她的人一樣既簡單又樸實，我心裡一熱，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奶奶!”
“哎——，哎——”袁奶奶響應得十分爽快：“他們都上山採茶去了，你換一件舊衣服，茶園就在山上的那邊。本來康場長已經交代隨你睡的，既然醒來了就去幹活吧，免得別人說閑話。”
爬到張家山頂，一片茶園展現在眼前。清明的太陽開始暖和，薄霧氤氳里含着濕氣，渾身黏黏的有些悶人。
社員們拇指食指成夾子狀,快速地在茶樹尖上啄着，有的還能左右開弓。隱隱間，傳來了山歌：“哥在山上打鳥仔哦/妹在茶園採茶忙噯/哥若有意摘朵花呀/戴到妹的頭髮間/哦嗬......”
康場長走了過來，問我摘過茶嗎？我搖了搖頭。
“那就幫招弟去過秤記數吧。”他把我領到了一位姑娘的身邊，交代了幾句，又忙着採茶去了。
“記分員每天定一人，平時都是輪流當的。但我正在干好事，所以這幾天都是我來當。”招弟說，社員們是靠採茶多少定工分的。他們每人每天要采五斤才能記十分，不然就要扣工分了。
“你在幹什麼好事？”我不懂地問道。
“你怎麼問這個啊？就是女人常來的那種事嘛。”招弟有些羞澀地答道，見我仍然迷惑着，接著說：“就是那個，那個......”
可是“那個”了好久，也沒有那出個下文來。“不和你說了。”她嗔怨了一聲，不再理我，但見她的臉蛋霎時變成了一個西紅柿。
沒人陪我說話，覺得有些孤寂。“還是學着摘茶去哦。”我從田塍上站了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灰，竄到了康場長的身邊。他向我介紹着，清明茶是一年中的頭茶，屬茶葉中的精品，但數量少，所以一般都是自家人留着喝。
站在康場長旁邊的是他的老婆，叫張三妹。
“多大了？”張三妹問我。
“十七歲出頭。”我答。
“哦，我妹比你大三歲。”
“你妹是誰？”
“就是剛才和你在一起的招弟啊。”她詭譎地說：“女大三抱金磚，乾脆要她做你的老婆算了。”
“你......”我的臉燒了起來，支開了話題：“她在生氣呢。”
“你欺負她啦？”
“沒有啊，我就問她什麼是干好事？”
“你不知道？”
“嗯。”
“就是來月經啊。”
“哦，她每個月還念經的啊。”
“念經？哈哈——，哈哈——”張三妹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來，連淚水都流了出來，她一邊擦着一邊說：“你嘴上還沒有長毛，怪不得不知道呢。”接着，用手指了指褲襠下面，繼續說：“就是......”
“閉上你的臭嘴！人家是讀書人，哪像你這麼粗俗。”康場長插了進來，把老婆的話匣子關上了。他說，她這張嘴說起話來噼里啪啦的，社員們都喊她是“快嘴婆”呢。
我一邊學着採茶，一邊和康場長閑談着，知道了招弟家裡的一些情況。她爹是村裡的老支書，60歲那年又新添了她，家裡就是“五女拜壽”了。雖未遂人願，但老支書仍然掩飾不住老來得女的喜悅。他不再按“妹”字排序給老幺叫“五妹”，而是取了一個充滿着希望的旺號——“招弟”。然而，最終還是沒有招來小弟。因為招弟媽產後不久，就被“月子病”奪去了生命。
“哎喲——”我的手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很快紅腫了一大塊，火辣辣的又痛又癢。
康場長看了一下，說：“這是刺毛辣蟲刺的，綠色的身子藏在茶葉下很難發現。它背上有好多的刺針，雖然有毒，但只要塗上萬金油就會好。”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5分硬幣大的紅皮盒來，用指甲從中颳了一點黃油，抹在了我的傷處，立時有一種清涼的感覺滲進了皮膚，灼痛感也隨之減輕了許多。
“哥在山上打鳥仔哦/妹在茶園採茶忙噯/哥若有意摘朵花呀/戴到妹的頭髮間/哦嗬......”張三妹繃著嗓子又喉起了山歌。
這聲這調雖然不像當時流行的樣板戲那樣地有板有眼，卻充滿了鄉土的氣息，讓人覺得格外的親近和溫馨。當然在我的心裡，留下的更是那鄉村鄉親鄉情的無窮回味。
四、光頭老師
九月初，是秋季開學的日子。塔山大隊在園藝場側面的丘陵山崗上，蓋起了一個新學堂，學校也因此由小學建制而升格為初中建制。
大隊原來有一所小學在張家祠堂里，鄉親們戲稱為“五三四”，即五個年級三間教室四個老師。李進軍曾經帶我去過，他妹妹是在那裡教書的。最有印象的，就是那打課鈴了。校區走廊的橫樑上，吊著一個缺了一片的鐵鍋蓋。上下課的時候由值日老師敲它，每一次連續打十遍。“當，噹噹”，是上課；“當，當，當”，是下課。
校長由公社調派，一般不任課，要麼就是上副課或者代課。其他三名都是民辦教師，既當班主任，又教班級課程。一、二、三年級合佔一間教室，只有一名老師，教一個年級的課時，另外兩個年級的學生就做作業或者上體育課。因為老師都是女的，所以我基本上沒有來這“女子學校”玩過。
新學堂與我的窗戶相對，遠遠看去，有點像獨居山間的廟堂。可是沒過多久，我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
那天，劉支書領着學校的校長，來找陳建華和我談話。
女校長自報家門是“袁素雲”，說是受公社學區領導的委派，對擬任初中民辦教師來進行調查和政審的。形式雖然是一問一答，但都被劉支書搶答了，我和建哥只有點頭或者搖頭的份兒。談話程序完畢后，袁校長要劉支書開一個大隊推薦證明，然後告訴我們等待通知。
一個星期後，我就從園藝場搬到了學校。陳建華是本地人，沒有安排宿舍。臨走時，袁奶奶做了幾個好菜為我送行，還囑咐着我要常去看看她。我把進哥和建哥邀了攏來，買了兩斤紅薯酒，喝得他們又是關羽鬥起張飛來。那張“革命友誼”的黑白照片，就是在喝完這場酒之後照的。
走進袁校長的辦公室，她打着官腔：“你雖然是城裡人，但你是來接受再教育的。要不是劉支書極力推薦，我在公社學區領導面前給你講好話，這個民辦教師的指標就不一定是你的。所以，你必須清楚自己的身份，只有好好工作，才能報答領導的關心和重用。”
我默默聽着，心裡卻在反抗着：“若不是看在劉支書的份上，我還不想來呢。”當然，有一句話我還是聽了進去。她說：“你看你這頭髮，留那麼長幹嘛？這裡是農村，艱苦樸素是勞動人民的本色。下午就去把頭髮理了，當老師就要有當老師的樣子。”
以前我都是每個月回家時，理了發才過來的。現在要回縣城理髮，肯定是來不及了。我便問建哥，哪兒有理髮店？他帶我到張家祠堂，說張師傅經常給嬰兒剃胎毛的，應該可以。但他又說，他沒有在這兒理過。
坐下來后，張師傅用一塊黑布圍住了我的脖子，布面上散發著時濃時淡的霉濕味和油膩味。他又從內室拿出一把推剪，邊往刀片上塗煤油邊說：“好久沒用這傢伙了哦。”
張師傅的剪子在我的頭上每推幾下，我就要喊一聲“哎喲”。他便停了下來，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連連鼓勵：“沒事，沒事。”這樣反反覆復了二十來多分鐘，他擦了擦滿頭的汗珠說：“差不多了！”端來鏡子一看，只見頭上到處坑坑窪窪，我們三人都忍不住地笑了。張師傅不好意思地說：“我只會剃胎毛呢。”無奈之中，我只好要他像剃胎毛一樣乾脆也給我來了一個一掃光。
我擔任初中一年級一班的班主任和初中部的語文老師。第一節課，校長和老師都來觀摩。當我走上講台的時候，大家的眼睛齊刷刷地看着我，彷彿都是被我的光頭照亮了似的。那目光里，有驚訝，有嬉笑，有新奇，也有非議。
讀高中時經常主持班會，這種場面見多了，所以我一點兒也不怯場。我下意識地用手摸了摸光禿禿的頭頂，亮開嗓子說起開場白：“老師們，同學們：大家好！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我今天理成光頭來和大家見面，就是要以嶄新的面貌，拋掉一切的包袱，來向大家學習的。請經驗豐富的老教師多幫助我，我一定會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請在座的各位同學和我一起共同努力，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學好本領，報效祖國，做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
話音落定，不知是我的光頭還在光彩奪目，還是我的講話讓他們耳目一新，教室里三十秒鐘鴉雀無聲。我正要打開教案準備上課，一位高大的學生忽然喊出話來：“好，好，說得好！我們還沒有見過水平這麼高的老師呢，大家鼓掌歡迎啊！”
校長站了起來帶頭鼓起掌，從此也改變了對我的看法。每次見到劉支書就說，感謝他為學校推薦了一位好老師。那個喊話的叫李新民，比我大四歲，因為年齡大塊頭大，同學們都聽他的。而他又很佩服我，所以同學們也就愛屋及烏了。
情竇初開
袁奶奶隔三差五地會來到學校，或者是給我送點好菜，或者是來換洗我的衣服。但是，她從來沒有對我說起過她的過去。
她的一切，我是從陳建華嘴裡知道的。
袁奶奶本來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丈夫姓金名大同，是一個駕毛板船的，經常漂流在縣城至漢口的水路上。生下小夢桐的那一年是個秋天，她盼望着老公快些回來，一起分享着喜得兒子的幸福和歡樂。可是，直到中秋節也沒有見到丈夫的人影。託人一打聽，才得知金大同被國民黨部隊抓夫去了台灣。她便給兒子取了一個名字叫夢桐，寓意着要兒子永遠記住遠在他鄉的父親。
小夢桐在媽媽的呵護下一天天地長大，也許是從來沒有得到過父愛的緣由吧，性情卻是十分地孤僻。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個對象。為了籌集結婚費用，他不願意東挪西借地看別人的白眼，而在深夜偷偷地跑到大隊部撬開辦公室的門，剪掉電話線拆下大電池做成打魚機，將導線伸進了園藝場的魚塘里。最後是人財兩空，老婆沒到手，自己卻掛上“破壞社會主義生產壞分子”的牌子挨了群眾的批鬥，並且還被判了十幾年的有期徒刑。
這件事，把袁奶奶氣得死去活來。大隊幹部見她可憐，便將其留在園藝場作為五保戶養了起來。
曾經讀過高爾基的《母親》，他這樣描寫着：“她很關切地想着尼古拉的一舉一動，感到有一種願望，要盡自己最大可能來照顧他，使他在生活里感到親切、溫暖。”此時此刻，我覺得這位“母親”就是袁奶奶，那個“尼古拉”就是我。因為我感受到了袁奶奶對我的愛是來自於心靈深處的。這種愛，猶如死去的靈魂在煉獄中得到了復活，釋放出來的感情凈化得沒有絲毫的雜念和私慾。這種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愛！
不知不覺地，我在這大愛里度過了兩年半。深秋的一天，來送換洗衣服的是招弟，她十分焦急地說：“袁奶奶病了，住進了衛生所呢！”
我心急火燎地趕到了急診室，袁奶奶昏迷着躺在床上。黃色的液體順着管道一滴一滴地滴進她的血管，又好像是一滴一滴地滴在我的心上，然後又化成了淚水一滴一滴地流了出來。
康場長安慰着我：“應該沒事，劉醫生說是急性腎炎，打點針吃點葯就會好的。”
我擦着淚水點了點頭。康場長又對我說：“我岳父托我問你一件事，今天正好跟你交個底，你想好了再給我一個回復。”原來老支書想把招弟許配給我，只要我答應，就可以培養我入黨和保送我上工農兵大學。然而，我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因為我覺得這種交換是對我人格的褻瀆。
沒過多久，園藝場的後山上多了一個新墳，那是袁奶奶的，省城醫院確診的結論是她患的是晚期尿毒症。
我的心為此冰冷了很久，直到學校里來了一位代課老師，才漸漸地有了暖和。她叫曾藝華，是區里武裝部長的女兒，騎着飛鴿牌自行車來的，那一閃一閃的鋼絲輪子轉得我這個城裡人也有了羨慕的眼光。
可能是她的身份不同，除了上課之外，一般只跟校長和我打交道。她教小學語文，時不時地總愛拿教案來要我指點，還用她的自行車教我騎。
“雙手握住把手要不緊不松，眼睛要看前方不要看輪子。你放心地踩踏板，我在後面扶着呢。”我按照她的說法，跌跌撞撞地學着。“趴——”地一聲，我摔了下來，慌亂之中她把我抱在懷裡，她的臉上飛起了紅彩霞，我的心裡搖起了貨郎鼓。
我心靈的那片土壤里，從這一刻起就種下了一顆叫“初戀”的種子，漸漸地萌生出了“幾多歡喜幾多愁”的枝枝蔓蔓。儘管它只開花不結果，但芳香卻永遠地留在了心園。
我合上有點發舊的相冊，思緒隨之回到了現實的空間。四年知青生活猶如這相冊一般，記錄下了許許多多的回憶和念想，並且是那樣地刻骨銘心那樣地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