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
童年的記憶
雙峰/游延年
童年的記憶，隱隱約約，若有若無。似霧，飄飄渺渺；似雲，稀稀薄薄。
上世紀的丁酉年是一個閏年，閏在八月，我就是在這個閏月的十七日巳時出生的。至今已有50多年了，雖然年年過生日，但閏八月要19年才一個輪迴，所以我只過了3個真正的生日。
我的出生，是媽媽生活處於最低谷時的轉折點，可以說是劫后重生。為了盼望未來的生活越來越好，哥哥、我和弟弟的名字，都是她取的。儘管她並沒有讀幾句書，但她堅持要這樣做自然是與她的經歷和故事連在一起的。( ： )
媽媽家裡有兄弟姐妹六人，她排在第五。小弟考上中專時，家裡因為交不起學費，只好將她作為童養媳被嫁到了縣城，那年她才15歲。前夫姓李，是獨生子，有家不敢回，因為怕被抓去當壯丁，只好跑到好遠的省城干挑夫的活兒。偶爾送些盤纏回來，也是晚上偷偷進屋天還沒亮就走了。媽媽嫁過來以後，其實就是每天服伺着因中風而癱瘓了半邊的婆婆。
解放前的那一年，解放軍和國民軍在爭奪縣城時發生了激戰。夜裡，子彈“啪啪”地響個不停，炮火照亮了整個縣城。突然，外面傳來急促的敲門聲，媽媽被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出。一直等到天亮之後，她才戰戰兢兢地去把門打開。眼前的一幕讓她立即昏厥了過去，前夫倒在門口，胸前和地上全是鮮血。我的大哥這時還在媽媽的肚子里，他生下來就沒有見過他的父親，但至今都還是隨着他父親姓的。
早年喪夫，上有不能自理的婆婆，下有嗷嗷待哺的嬰兒，媽媽整天就像在生死線上飄搖着，她說她真的不知道那些年是怎麼樣熬過來的。20出頭的芳齡人就被折磨得弱弱纖體，給人以“風吹之欲倒”的形狀。媽媽曾經求過一卦，解簽為“壽命難過三十六歲”。每當提起這段歷史，她就會發自肺腑地感嘆着：“要不是解放有了工作，孤兒寡母的只怕是早就化成了灰呢。”
我的爸爸也是在苦水裡泡大的。十六歲那年，他的父親忽得重病而離開了人世。家裡的生計，全靠母親和姐姐替人縫補漿洗來維持着。為了給家裡省出一張吃飯的嘴，他來到了孤兒救濟院當學徒。每天要干十二小時的活兒，身上還長滿了疥瘡，但他從不叫苦叫累。
解放初期，縣裡成立了縫紉合作社。爸爸正是憑着在救濟院學來的裁剪功夫和貧苦出身的資本，在社裡不僅當上了師傅，而且還被委派了一個“車間主任”的頭銜。那時候的幹部，組織上是非常重視的，培養我的父親入了黨，還為他找了對象。
爸爸和媽媽，就是這樣走到一起的。雖然媽媽比爸爸大6歲，還帶着一個風癱的婆婆和一個幼小孩子，但爸爸都不在意而且很知足。他認定自己能夠成家立業，全都是組織的關心，從此以後都在用感恩的心來回報社會努力工作和善待家庭。
他們結婚的第二年，就生下了我。憂鬱了多年的媽媽，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她給我取了一個“延年”的名字。四年後又生下我弟弟，名字還是她取的，叫做“蔓延”。同時，在徵得爸爸的同意后，也給我哥哥取了一個新名字——“大年”，但是依然保留了他原來的姓。媽媽明知關於對我哥的任何決定，爸爸都不會反對，但她寧可把這個好都掛在他的身上。以至於我哥明知不是我爸親生，而又不得不承認我爸是他這一輩子最好的父親。媽媽取這三個名字的意思是十分明確的，就是一個曾經飽受過生死磨難的母親祈盼着自己的兒子們健康成長幸福延年。
我們三兄弟小時候最喜歡的就是過生日，因為過生日的人那天能多吃兩個雞蛋和得到一支鉛筆。這是爸爸媽媽每年必然送給我們的生日禮物，也是寄希望於我們多讀點書門門功課打100分。經常還要不停地嘮叨着：“爸爸媽媽就是讀少了書，因此不想兒子這一輩子再當睜眼瞎。”語言十分通俗，卻飽含着父母親“望子成龍”的一片真情。
童年的記憶里，有一幅畫面依然是感人至深清晰猶見的：飄飄閃閃的煤油燈下，我們吊在爸爸媽媽的脖子上好久好久都不願意下來。我和弟弟，基本上是奶奶帶大的。因為我們早晨醒來的時候，爸爸媽媽就已經上班去了。中飯是奶奶做好后，蹣跚着粽子般的尖腳兒送給他們吃的。每天見到爸爸媽媽時，都要在晚上煤油燈點亮以後。只要聽到門兒一響，我和弟弟就會比誰最先撲到爸媽的懷裡。那一刻的幸福，用一個成語來形容，就是“刻骨銘心”。至今，我都還能回味起父親的鬍子扎在我小臉上那痒痒痛痛但又溫馨親切的感覺。
只有奶奶不在家的時候，爸媽才帶我和弟弟去他們上班的地方。那個車間好大，幾十台縫紉機縱橫有序地排列着，工作起來“嗒嗒” “嗒嗒”的聲音很是好聽。
爸爸的工作地是長長的木板平台，周邊圍了好多的人。他一會兒在布上描畫著，一會兒順着畫線裁剪着。一切弄好后，再填寫着《服裝裁縫分配領取單》。單上寫着布料的顏色、衣服的尺寸，還有顧客、製作人員、收發員的名字。在“車間主任”的一欄上，蓋着的是爸爸的印章。這印章是公家發的，只有社領導和車間主任才有。印章的真實意義，是以後我讀了《中國歷史》以後才知道的。這樣的印，叫做官印。官越大，印就越大。若是皇帝的玉璽，那是至高無上的，一印蓋下，不僅能夠掌控天下，而且能夠決定人的生死。
每次到車間，媽媽都不准我們去打擾爸爸。她說，爸爸要是蓋錯了印章那就麻煩大了，顧客領不到衣服，製作人員和收發員領不到工錢，他會因此而失去“車間主任”的職務。我們一家人的衣服都是在這裡做的，也要按照規定填好分配單，寫清楚這是“某某某”的家屬，當然加工費只要外面人的一半。那時候不像現在，誰都不敢利用公家的設備來干私活。一旦發現，輕則扣除工錢，重則挨群眾大會批鬥，更甚者是要開除公職的。還有，如果背上了這樣污點的人，那是誰都看不起的，因為他是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壞分子”。
於是，我和弟弟只能坐在媽媽的身邊，玩耍着地上的碎布條。那時基本上沒有什麼玩具，我和弟弟的遊戲，不是碎布條鬥牛，就是剪刀鎚子布。但是，只要能在爸爸媽媽的身邊，我們即使是玩得再簡單也是感到非常快樂的。
哥哥比我們大十多歲，那時已在縣城的中學寄宿讀書。每個星期天回家一趟，陪兩個弟弟玩一會兒之後，就會鑽進他的睡房看書再也不出來。牆上貼滿了他的獎狀，他是我們居住的街道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我和弟弟讀書以後常常以他為榜樣，後來也都跨進了大學的校門。一家之中出了三個大學生，左鄰右舍都羨慕得不得了，爸爸媽媽也是笑得連嘴巴都合不攏來。
還有一件童年奇事，我也是比較有印象的。有一次，我生了病高燒幾天，打針吃藥都不能退下來。媽媽說，看來只有去找那個叫“雷雲龍”的大師了。天才蒙蒙亮，她就背着我疾步緊趕地去排隊，因為雷大師一天只看50個病人。到達的時候，那裡已經有好些人排在了前面。門上掛着一塊黑底白字的牌子——“醫館”兩字寫在上面，中間是一個大大的“雷”字。從人們的談論里，我了解到這個雷大師很神奇。他曾經救過土匪頭子的命，於是那頭兒就和他稱兄道弟了起來。解放時，土匪頭子被鎮壓。他因為沒有血債，所以得到了政府的寬大處理。
輪到我受診時，太陽爬到天上好高了。雷大師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頭，長長的鬍鬚也是白白的。他先是翻開我的眼皮看了看，接着又要我伸出了舌頭，對媽媽說：“沒事，只是受了些驚嚇。”說著，他用兩手的拇指從我的額頭中間向兩邊的太陽穴方向推拉着，到太陽穴時要輕輕地壓一壓，再重複着同樣的動作約幾分鐘。之後，又拿出一包黃色粉末，端來一碗清水，右手食指在水上比劃着，嘴裡嘀嘀咕咕地不知念了些什麼，便要我用這清水將粉末沖服了。這時，他又取出一個注射器，我最怕打針了，“哇哇”地哭了起來，卻見他將針頭扎在媽媽的中指上，蘸着媽媽的血在攤開的白布上寫下了一個“雷”字。
晚上睡覺的時候，媽媽把這塊白布捲成了袖標，系在了我的左臂上，“雷”字露在外頭，嘴裡念着詞兒：“雷大師，快顯靈，病痛災難快離身。”第二天，不知是藥粉的效力，還是袖標的魔力，我灑了一泡米湯般的尿之後，病就好了。一碗水，一包葯，就能醫治百病？人們都說，他是神醫。我一直有些不信，卻又無法解開其中的奧妙。後來，雷大師雖然去世了，但每當我們有病時，媽媽還會用這塊寫着血字的白布系在我們的手臂上，嘴上還會念着那詞兒：“雷大師，快顯靈，病痛災難快離身。”
以上這些，都是在爸爸媽媽平時的陸陸續續的言談詞庫里和自己依稀朦朧的記憶中逐漸搜索出來的。要不是想寫這篇文章，也許它們還會塵封在那遙遠的地方。
古人有曬書的先例。今借於此，我確實是想曬一曬自己的童年。其實，“曬”這個詞在現代網絡里應用得十分廣泛了。我在想，如果我們能重新地翻出童年讓它曬上一遍，儘管它已經被歷史的風霜侵蝕得有些模糊不清，儘管在它的書頁上已經寫滿了酸甜苦辣，但是透過歷史的風塵我們就會發現它凸現出來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讓最美好的回憶永遠縈繞在心間，難道我們不感到幸福和欣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