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今年春節期間的一個晚上，我和父親坐在炕上聊天，提到了我已故多年的伯父。父親說，你伯父經去世16年了，每每想起他來就感覺心懷愧疚。我知道，伯父曾一手把父親拉扯大，還供他上學，並在生活上給過他很多幫助；但父親卻一直沒有好好報答伯父的大恩大德。接着，父親給我講述了伯父一生的經歷，我聽着聽着不由得潸然淚下。回到西安后，我好幾天內心惴惴不安，一心想把伯父的一生寫成文字。今天，我流着眼淚寫完這篇文章，伯父的音容笑貌又再次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想，人總是在追求所謂的不朽，何為“不朽”呢？也許形骸已然化作塵土，唯一剩下的就是那種鐫刻在後人心裡的一段記憶，而唯有文字可以再現歷史，可以讓內心的記憶“不朽”起來。
我從來沒見過爺爺和奶奶，我所見過的我們家族裡年紀最長的人是伯父。伯父很疼愛他的所有子侄，尤其疼愛我這個他最小的侄兒，常把我當自己的親兒子一樣看待。他去世已經16年了，我常常想起他。關於伯父的一生，我零零碎碎聽說和目睹的事情很多，他可以說是我最尊敬的一個長輩，也是我見過的最苦命的一個好人。
我的伯父，小名劉車有，官名建斌，生於1931年，具體生辰無人知曉。我的爺爺、奶奶都是農民，生育了三個孩子，伯父排行老大，姑姑是老二，父親是老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內憂外患，廣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伯父的童年自然也是沒有多少幸福可言。那時候，家境貧寒，爺爺沒有錢供伯父上學，伯父一生與書本無緣，斗大的字不識一個。伯父10歲的時候就參加生產勞動，還曾跟着我爺爺給地主家打過短工。他當時還是個未成年的毛孩子，身板單薄，拿不起重活，曾多次挨過我們村上地主劉錄的皮鞭毒打。等他年紀稍長一些的時候，爺爺卻抽上了大煙。每當看到爺爺煙癮發作的情形，伯父心裡非常難受，就借錢買了一匹白馬，經常去渭河南岸的眉縣境內馱腳，用掙來的辛苦錢給爺爺買大煙泡兒。爺爺因為吸食大煙，嚴重損害了健康，在40多歲的時候就離開了人世。
爺爺去世的那一年，伯父17歲，父親剛剛3歲。據說，爺爺年輕時，家裡經濟狀況還算過得去，可自從他染上大煙之後，家道迅速衰落下去。爺爺去世的時候，家裡已經到了一貧如洗的地步。奶奶正值中年，卻沒有改嫁，而是與伯父一起挑起了家庭重擔。奶奶是一個裹腳女人，地里的農活幹不了，就在家操持內務，經常紡線織布，以補貼家用。伯父是長子，也是家裡唯一能夠擔當的勞力，不但要忙自家地里活，還經常出去打短工。伯父雖然沒有上過一天學，但他很明理，知道念些書識些字是有好處的，於是就咬着牙硬是供我父親上完了小學。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布一個嶄新的中國從此站起來了！億萬神州百姓為此歡呼！一個舊時代結束了，一個新時代誕生了。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上，農民只能在地主的摧殘之下，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1951年，社會主義祖國迎來了“土改運動”，農民真正要當家作主了，隨後又在全國農村實行農業生產合作社。那個時候，伯父才20歲出頭，深受舊社會迫害的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就積極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被選為劉家村的隊長，這一干就是20多年。伯父是一個老實本分的農民，雖然當上了隊長，卻從不擺架子，實心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他幹活勤快，在農業社裡的集體勞動中身先士卒，從來不曾躲奸溜滑。他為人誠實，心腸很好，從不得罪人。在他當隊長的那20多年，村裡有一些人不服氣，不服從他的領導，經常跟他對着干。但他對這些人總是嘻嘻哈哈，從不與他們計較，也從來不曾利用自己的職權去整人、害人。1966年，“文革”爆發，他被打成“走資派”，經常遭到“小將”們的批鬥。有一次，伯父又被拉出來批鬥，他實在忍受不下去，一頭扎進了村飼養室對面的那個大澇池，幸好被人及時救了上來。“文革”結束后，伯父被平反了，又當了十幾年的隊長，帶領群眾大搞農業生產，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全鎮勞動模範”。
由於家境貧寒，伯父年輕的時候，只知道掙錢養家，把自己的婚事一直沒放在心上。直到伯父30歲的時候，奶奶才着了急，四處託人給他說媒，最後經媒人介紹，說下了一門親事。那天，媒人帶他去西街村的一戶人家相親，有三四個女子坐在客廳過道里織布，媒人指着其中一個女子說：“就是那個。”伯父遠遠地瞅了一眼，沒有上前去搭話，轉過身只說了兩個字：“能成。”於是，這門親事就算這這麼確定了下來，很快給丈人家繳了財禮。到年底，伯父就把那女子領回家拜堂成了親。可是拜了堂之後，伯父才知道他的媳婦是一個說話口齒不清，腦子也不好使的女人。伯父心裡懊悔不已，但是木已成舟，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挽回，只好認命了。
結婚後的第二年，伯母為他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大胖小子，伯父的臉上才開始有了笑顏。伯父不識字，就請我父親為娃起名。我父親給這娃起名為劉寬餘，寓意是希望生活越來越寬餘。我寬餘哥小時候特別聰明，念書很好，一直上到了初中。但因家庭窮困，伯父已經無力再供他繼續上學了，寬餘哥很懂事，初中一畢業就回家幫伯父幹活了。寬餘哥從學校回來的第二年的那個冬天，鎮上在渭河灘搞防洪工程，大隊安排各小隊出人去眉縣湯峪拉石頭。寬餘哥跟着我父親在湯峪幹了幾天活，沒想到突然發起了高燒，我父親趕緊把寬餘哥帶回家。當時農村醫療條件很差，要去縣城裡的大醫院看病還得走上幾十里路，就在村上的診所看了一下，大夫給打了幾針，吃了些葯，可是一連兩天寬餘哥的高燒就是不退，急得家人團團轉。萬般無奈之下，伯父趕天黑前從鄰村請來一個叫菊香的赤腳醫生。寬餘哥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一會兒冷得渾身打顫，要蓋被子，一會兒又大汗淋漓，用腳將被子蹬開。菊香過來瞧了一下，也診斷不出啥病，就給寬餘哥吃了幾片止痛藥，但沒起到什麼作用。為了讓寬餘哥安靜下來，菊香又讓給他吃幾片安眠藥！安眠片吃下去之後，沒過幾分鐘，寬餘哥臉色大變，醫生一看情況不妙，就說家裡還有事情，急忙告辭了。結果菊香還沒走出劉家村，寬餘哥就翻開了白眼，很快就斷了氣。伯父趴在床邊撕心裂肺地不停地喊叫寬餘哥的名字，但得不到沒有一絲回應。只聽見家裡的那隻狗不停地嚎叫，聲音凄厲古怪。那晚，天上下了一夜的鵝毛大雪，伯父在院子里也哭天喊地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寬餘哥就被埋在了村子北邊的一個土壕里。
寬餘哥夭折之後，伯父有一年的時間總是沒有精神。家裡沒了孩子，一下子冷清了許多，伯父就從前進一隊種家村抱養了一個女嬰，我父親給這娃起名叫桂霞。過了幾年，伯母又有生下了一個女兒，起名叫紅霞，全家人將其視為掌上明珠。後來，伯母又相繼生下了兩個兒子，大的叫寬省，小的叫寬勞。家裡四個孩子，多了幾張吃飯的嘴，伯父肩上的負擔也越壓越重。
父親是20歲結的婚，這是我奶奶和伯父一手操辦的。我母親當年才十八九歲，被人販子從四川樂山拐騙到了陝西，幾經輾轉最後嫁給了我的父親。我父親和母親結婚之後，與我伯父、伯母等人在一個院子里一起生活了14年。這14年裡，他們兄弟二人相處和睦，我母親和我伯母相處得也很融洽，幾乎從來沒有為家庭瑣事拌過嘴。那時候，伯父當隊長，帶領群眾搞農業生產；父親在大隊當出納，計工分、管灶，還給大隊書記寫材料。他們兄弟倆在生活和工作上互相幫助，共同贍養我奶奶，讓村裡很多人羨慕不已。直到後來有了我哥哥以後，家裡人口達到了13人，生活負擔實在太重，我奶奶便給他們兄弟倆分了家，伯父一家住在上房，父親一家住在後院。1977年農曆5月，奶奶因突發腦溢血去世，伯父和父親兩人妥善安排了後事。第二年，父親帶着我們一家六口人從村北邊的那座老宅院搬了出來，在村東邊蓋了一座三間大瓦房。從此，一個大家庭正是分成了兩個小家庭，但兩家之間來往十分緊密。
搬進新居后的第二年，我就來到了這個世上，家裡又添了一個新成員。直到80年代中期，劉家村重新進行庄基規劃，伯父一家也從老宅院里搬了出來，住進了村南邊的一座新蓋的大瓦房裡。伯父蓋房的時候，我剛上小學一二年級，對此事記憶非常深刻。為了蓋新房，伯父那一陣忙裡忙外，操碎了心，我們全家人也給幫了不少忙。新房蓋好后，伯父一家人很快就住了進去，但伯父明顯蒼老了許多。為了蓋新房，伯父還在外面借了不少賬，為了儘快還清借賬，接下來的幾年裡，伯父特別辛苦，不僅在渭河灘上承包了好幾畝地，種植辣椒、花生、西瓜等多種經濟作物，還經常到工地上干小工。
搬進新房沒幾年，伯父的大兒子也到了說媳婦的年紀。寬省哥小學畢業就參加勞動了，農閑時節也在工地上幹活。在寬省哥的婚事上，伯父費了不少周折。好不容易給寬省哥娶了媳婦，但是大兒子和媳婦對他老人家並不孝敬，經常惹他老人家生氣。寬勞哥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也回家務農了。過了沒幾年，伯父又張羅着給寬勞哥娶媳婦。等給寬勞哥娶了媳婦，一下子把他多年的積蓄花了個一乾二淨。但是寬勞哥結婚後，也和寬省哥一樣對待他老人家。
我寬省哥和寬勞哥結婚後都住在一個大瓦房裡，兄弟倆各佔去了一間房子。伯父和伯母只能住在大瓦房前的那座樓板平房裡。平房裡有兩間房子，一個是廚房，一個是卧室。廚房和卧室中間有一個小牆洞，廚房的灶間和卧室的炕洞是相通的，廚房做飯的時候，卧室里的土炕就被燒熱了，炊煙和蒸汽也就通過那個小牆洞流通了過來，卧室里常年又熱又煙。冬天還罷了，一到夏天，那間小卧室如同蒸籠一般。我不知道伯父和伯母那些年是怎樣熬過來的。
1992年，我家又一次蓋了新房，搬到了伯父家的斜對面。我經常有事沒事就跑到伯父家裡去玩。在我童年的記憶中，伯父白天幹完活回來，老喜歡蹲在門口抽旱煙；晚上，他經常睡得很晚，一個人坐在土炕上一邊抽旱煙，一邊聽着收音機里的秦腔。每年正月初一，我都去伯父家拜年。伯父總是雙腿盤坐在沒有毛氈和褥子的蘆席上抽煙、聽戲。見我來了，伯父總是很熱情地噓寒問暖，給我倒他熬得苦茶，還從被窩裡摸出一把核桃、毛栗及糖果給我吃。等我要走的時候，他還會從衣兜里摸出幾張票子，笑呵呵地說：“娃，這是伯給你的壓歲錢，你別嫌少，裝上吧。”我知道伯父的日子艱難，不好意思要，但他總會從炕上攆下來，硬把壓歲錢塞進我手心裡。
1995年春夏之交，伯父感覺身體不適，去縣醫院檢查，檢查不出來是啥病。後來，在父親的陪同之下去了一趟西安的第四軍醫大學，確診是得了肝包蟲病。醫生告訴我父親，說是幸虧發現得早，花四千元做一個手術就能治好。但是，我寬省哥和寬勞哥說是手上沒錢，等回去之後想辦法把錢湊齊了再做手術。伯父從醫院回來之後，我的這兩位堂哥卻不再提說給伯父看病一事，也並沒有出去問人借錢。就這樣硬是在家裡耽擱了兩三個月，伯父的病情日益嚴重起來，半夜裡經常會疼得大聲呻喚。在此期間，父親經常隔三差五地去看望伯父。父親看着伯父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實在看不下去了，多次給他的兩個侄子做思想工作，希望儘快籌錢給老人看病。剛開始，父親給我的這兩位堂哥說話時，他們還總是沉默，後來父親說的次數多了，他們都恨起了我父親，在大路上看見他就遠遠地躲開了。
那時候，4000元對一般家庭來說也不算是個小數目。此前，我家剛蓋了新房，父親手頭也沒有多少積蓄，可是父親不願看到他的哥哥病情繼續惡化下去，於是就拿出了一千元，並鼓動我的三個已經出嫁的姐姐也每人拿出了幾百元給伯父看病。這樣七拼八湊下來，做手術的錢還差多一半呢。父親再次去勸說我的這兩位堂哥，但是他們根本就不予理睬，死活不肯往出拿錢。無奈，父親又把他的兩個外甥叫過來，大家一起給我的這兩位堂哥做動員工作。我的兩位堂哥口口聲聲說自己沒錢，也借不來錢，氣得我父親的大外甥抽了寬省哥一記耳光。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的兩位堂哥才同意去西安給我伯父做手術。可是，第二次去醫院檢查之後，醫生說伯父的病情已經到了晚期，手術做不成了，只能回家慢慢調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從西安回來之後，伯父的病情很快惡化，剛開始他還能下床走動走動，沒過幾天就不能正常進食了，連大小便也無法自理了。就這樣，伯父的身體日漸消瘦下去……
當年的10月初，正值秋播季節。那天下午，我和寬勞哥正在渭河堤岸附近用手扶拖拉機犁地，有人在地頭大喊：“寬勞，趕緊往回走，你爹不行了！”寬勞哥聽罷，趕緊撒腿往家裡跑……等我回去的時候，屋子的過道里站了好多親人鄰居，寬省哥將伯父的頭抱在懷裡嚎啕大哭，寬勞哥也撲過去跪伏在床邊大哭起來，接着全屋子裡的人也都跪在地上大哭起了起來……
就在伯父去世后的第二年，寬勞哥在我家後面新批的庄基地上蓋起了一座二層半洋樓。當年，蓋這樣一座房子至少也得七八萬元，當初給伯父看病時寬勞哥老說自己沒錢，沒想到伯父才去世一年他就有錢蓋新房了，但我想我會用一生的時間去記住我的這兩位堂哥是如何對待他們的父親，我那老實本分的苦了一輩子的伯父！
伯父活了64歲，一生命運多舛，生活艱辛。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民，他盡完了自己作為兒子、兄長、丈夫及父親的一切責任和義務，卻連一天好日子都沒過上，一天清福也沒享上，帶着一身的病痛匆匆地離開了這個人世。多年之後，村裡人提起他來，總會說這實在是一個苦命的老好人啊！
其實，像伯父這樣苦命的老好人在中國的農村還有很多很多，但他只是我所見過的那些人中最普通的一個，也是最值得我用一生去尊敬和懷念的一個。我願他的英靈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假若人真的有來世的話，希望他下輩子的命運不再那麼悲苦，也祝願天下的如我伯父般的“苦命的老好人”來世幸福。
2012年2月5日於醉墨堂
我的伯父 標籤：我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