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二 伯 父
二伯父大名田豐，是我們家族裡，甚至是我們涇川方圓為數不多的幾個老古董知識分子之一。求學一生，在外闖蕩大半生，裝了滿滿一肚子知識，卻又迂腐了一輩子，固執了一輩子，既沒成就榮華富貴，也沒能光宗耀祖，臨了終究還是潦倒一生。唯一留給後輩的記憶，只有自始至終都沒有被生活的風風雨雨改變的“洋樓頭”，以及村裡各個廟宇牌匾上那一幅幅的瀟洒飄逸的毛筆字。相信再過幾十年，隨着歲月的遷延，世事的變遷，甚至連本家族的後輩們都不會再憶及他這個先世的先生了。想想人這一生，轟轟烈烈是一輩子，庸庸碌碌也是一輩子，甚至渾渾噩噩也是一輩子，而二伯父的一生確實是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悲歡離合，真是難言的一生。要了解他還得從我們家族的興衰史說起。
我們家族在我太爺當家的時候，曾經是我們涇川城方圓百里有名的大財主。據老輩人講，縣城以北有幾百畝土地都是我們家的產業，光馬車就有幾駕，清油都裝了滿滿十幾大缸，當時確實算得上富甲一方，所以我的太爺人稱“田買主”。可正當我們的父輩們可以風風光光的被人們稱作少爺，安然成就求學成才、安身立命之夢的時候，我的爺爺和我二爺兄弟兩個卻相繼成為鴉片煙鬼。為了滿足自己的煙癮，先是賣地，地賣完了，又賣房產，可憐我太爺辛苦一生積攢的偌大家業，不幾年就被我的兩個爺爺揮霍一空，最後幾乎連個棲身之所都差一點都沒有了。那時我的二伯正在外地求學，突然沒了家裡的經濟支持，爺爺不管不問，他自己也沒有財力和精力謀生，求學路上的艱難可想而知。好在那時候正好蘭州有一個人稱“田鬍子”的涇川老鄉，他貴為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確實有錢有勢。走投無路之下，二伯只得去求人家能念在是同姓鄉親的份上給予幫助。常言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田鬍子還是挺仗義的，爽快地答應了二伯的請求。在他的接濟下，二伯終於順利完成了學業。後來，二伯又進入國民黨黃埔軍校重慶分校學習，畢業后被分配到國民黨長春警備司令部工作，每天和達官貴人相交，盡享佳肴美食，也算風光一時。沒曾想時運竟是如此捉弄人，二伯工作僅僅八個月後長春就被解放了，他的光宗耀祖、衣錦還鄉之夢算是徹底破滅了。因為二伯從事的工作隸屬於國民黨軍統屬下，所以他就被當做戰犯關進了監獄。好在工作時日不多，並未做下太多惡事，十年勞改期滿后就被釋放了。本來他可以留在當地的國營農場就業，可六十年代末硬是被爺爺叫回了老家，而這時的二伯已然是孑然一身、落魄潦倒，還戴上了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至於他當年的學習生活工作情況，也許是政治運動的因素，也許是二伯心裡有個死結的緣故，沒人主動去問，他自己也很少主動談起，因此了解這一切的人少之又少。至於我所了解的這些，也是他老人家摘掉“四類分子”帽子，解除了壓在心底幾十年的壓力，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加之我年紀稍長，對世事有所了解，他這才在閑暇的時候，斷斷續續地給我講述他的陳年往事，故而腦海中存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年二伯和二媽婚後不久，二伯就獨自出門求學，而後整整十年沒有一點音訊，家裡人以為他早已死於戰亂之中，只得讓我二媽改嫁。二伯回鄉之後，由於和我爺爺處理不好關係，加之他還帶着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成家的事情就一直被擱置起來了。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他已經五十九歲，考慮到晚年無依無靠，曾經有熱心人為他介紹過適合的人家，終究因為他不會莊稼行里的手藝，又滿身迂腐的舊知識分子習氣，所以一直到去世還是孑然一身。
當年由於歷史成分的緣故，唯一的姑姑擔心影響他們家的政治前途，就斷絕了和二伯的來往。撥亂反正之後，幾位表兄到我們家拜年，見了二舅竟然跟陌生人一般，惹得二伯氣急，掂着掃帚準備教訓外甥，幸虧我們及時報信，表兄們才慌慌張張地溜出門去。說起來，這樣的尷尬狀況既有歷史的原因，又似乎與我們家族親情關係淡漠的傳統有關。據老人們說，我的爺爺一輩有三個姑奶奶，可不知什麼原因，有兩家許多年都沒上過我們家的門，以致打小在我們的印象中壓根就不知道有這樣的親戚。到了我的父輩這一代，唯一的姑姑也不太上門，所以親情就在這樣的疏遠中慢慢地淡化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家族的一大缺憾。
我們家族的人脾氣都比較倔強，二伯父因為家裡的事情和父親多年沒有搭過話，見了面猶如陌生人。包產到戶以後，雖然父親默默地為他的兄長做了許多事情，晚年的時候還叫我大哥一家伺候二伯父，但是直到去世兩人還是沒怎麼好好說過話。想起這些事情，至今我的心裡還是為我們家族固執的個性而感到遺憾和困惑。二伯父也是因了這個倔強的性格，一生中既沒有領略到家的溫馨，事業也遭遇歷史的紛爭而變得一塌糊塗。
當年我念書還是比較有天分的，也許是惺惺相惜的緣故吧，二伯比較看重我。每逢年節，一有空他就帶着我去縣城文化館看書畫展，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對書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則時至今日我在書法上一無所成，但是對書法的厚愛卻依然如故。二伯毛筆字寫得相當瀟洒，那些年經常有人請二伯撰寫對聯或者在白紅事上書禮，每每一天的辛勞只有一瓶酒幾盒煙的回報，二伯也是樂在其中。在他看來，有人請他那就是看重他這個人，認同他的才能，這樣他的價值就不知不覺的通過這些辛勞得到了體現。改革開放后農村一時興起大修廟宇之風，而二伯的主要貢獻就是在村裡大大小小的廟宇里書寫了很多牌匾，他那龍飛鳳舞的書法藝術引來了鄉里很多文人的褒獎。二伯去世已有十幾年了，歲月的流轉，社會的飛速發展，對現今的許多年輕人來說，對二伯的記憶，大概也就只有那些在風雨中已現斑駁的毛筆字了吧。
二伯對古詩文有比較深的造詣，那些年他的炕頭上擺着的書籍儘是些唐宋詩詞集和古代散文選之類的。一有空，他就戴着老花鏡默默地讀書，有時嘴裡還念念有詞，時不時的還用筆在書頁上寫着什麼。據他講，當年他幾乎把俄文學通了，能與人用俄語交流，還能用俄文寫信。可惜歲月的洗禮使得他把外語的基礎忘了個八九不離十，只有時不時的說幾句外語時，才讓人記起他原來曾是一個大知識分子。現在回想起來，我現在的古文基礎和對外語的濃厚興趣，與二伯的啟蒙是分不開的。
二伯最終以七十多歲的高齡無疾而終，雖則到死也沒個至親之人披麻戴孝，但好在我們這些侄男子弟都很重視伯父的喪禮，在全村人的鼎力協助下，二伯也算是風風光光地入土為安。下葬時，依了我的心愿，把二伯父晚年愛不釋手的半導體收音機，以及伴他一生的眼鏡、毛筆放進棺木里，好讓他在天國里也能及時了解時事新聞、軼聞八卦，時不時也能即興揮毫、一訴胸臆，不至於太寂寞。至於那些古今典籍之類的，我們兄弟幾個各自收藏幾本，算是對他老人家有個念想，也讓我們的後輩知道，我們的家族裡也曾出過一個大先生。
我的二伯父 標籤：我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