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風、民風與政風是相互作用的社會現象。自古以來，純樸而簡約的社會生活，往往催生着清明的社會政治。而奢華鋪張的社會生活風氣，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政治的腐朽。這是為幾千年的歷史所證實了的規律。
魏晉之際門閥士族就已經開始形成，到東晉南北朝時達到極盛。士族官僚們在政權保護下，多貪暴恣肆、胡作非為、奢靡成風。何曾日食萬錢，還說“無下箸處”，其子何劭日食二萬錢，任愷則每餐萬錢。大族王愷、石崇比奢侈，互相鬥富，王愷用干米糖燒鍋，石崇就用白蠟當柴燒；王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石崇就用錦做步障五十里；王愷塗牆用赤石脂，石崇就用香椒泥。大臣傅成上疏說：“奢侈之費，甚於天災”，請求西晉皇帝司馬炎制止，而司馬炎無動於衷。這一時期，在戰亂和社會動蕩的大背景下，這些士族醉生夢死，只圖享樂的生活風氣十分盛行。
這一階段，飲酒之風也十分盛行，是其他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相比的。魏晉南北朝帝王中飲酒的很多，因此而失去政權的也不少。晉孝武帝司馬 因“溺於酒色，殆為長夜之飲”，終因酒後戲言，被張貴人所害。劉宋少帝文符好酒色，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 耗用了大量糧食。這與安於現狀、保守、不思進取、腐朽消極的社會意識形態密切相關。那些腐化墮落的揮霍者，基本上都是社會的寄生蟲，沒有任何作為，不能為當時民族融合的進步潮流所感動，更談不上為那個時代做出積極的貢獻，他們只有沉浸在祖輩曾有的、但已經逝去的輝煌之中，固守着舊有的落後風氣而不放，他們只有在自己的窮途末路中、苟延殘喘着。
士族制度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歷史現象，它的特點是按門第等級區別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也由於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如何則秘書（郎）”，生而富貴，遂不思進取，縱情聲色，窮奢極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在侯景之亂中，南朝士族死亡殆盡。北魏孝文帝為鞏固統治，制定了嚴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為4個等級，據等級享受政治經濟特權。士族制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習慣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規定。所以，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陰之變時遭到沉重打擊。那些士族的闊佬闊少、弱男纖女們，在兵臨城下時，無力行路逃命，只能穿上最好的衣服，帶上最好的首飾，抹上最好的膏脂，伸着脖子，準備好在那等死。
北宋末年，在徽欽時期，從上至朝廷，下到民間，奢靡之風又開始盛行。以致朝政腐敗，奸佞迤邐，民不聊生。遂有方臘、田虎、王慶、梁山等農民起義。而腐朽的統治集團仍在縱慾享樂，民間則盛行鬥雞走狗，那些衙內們、貴胄們，無法無天，恣意而為，遂有“靖康之變”徽欽北擄之恥。在北方女真族的打擊下，北宋王朝沒有任何抵抗能力，開封很快陷落，徽欽父子及皇族具被俘虜，北宋滅亡。
元代的種族壓迫造成了其急速滅亡的後果。元初，把人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等級別，實行殘酷的種族歧視政策。所以加速了他的滅亡
明朝末期，朝政已是極端腐敗，社會矛盾極其尖銳。權貴和官僚們的無休止的土地兼并，使廣大的農民無法生活，社會的操守和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社會陷於爾虞我詐、唯利是圖、坑蒙拐騙、醉生夢死之中，已到了崩潰邊緣。在它背後，是人心的徹底渙散，社會沒有任何公信，完全墮落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動物狀態。明末政治的渙散，並不止乎腐敗一端，辦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責、虛與委蛇，已經達到普遍狀況。當時的皇帝、士大夫精神狀態和一切作風都腐敗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士大夫和宦官互相爭奪權勢，社會秩序根本就沒有章法可循。市井中更是“鬥雞走狗，賭鬥蟋蟀”，所以“無賴遍地，正業不興”，社會呈現出極端混亂的畸形狀態，明朝的滅亡已是不可避免。
清代在滿清入關之後，為了給予八旗子弟種族特權，旗人由驍勇騎射的草原民族而成為專事享樂、過寄生生活的特權階層，其剛健強悍的民族性格退化為好逸惡勞、頹靡軟墮，到無法收拾。所以，不僅國破家亡，最後，連民族的生存都不復存在。
由於打江山有功，八旗子弟在有清200多年裡便成了“集體食利戶”，穩穩噹噹地做着世襲貴族，旱澇保豐收。既有錢，又有閑，也就很容易玩物喪志，忘卻了祖輩創業的艱辛。
大清帝國藉著入關之利勢，經歷了康、雍、乾盛世，盛極而衰。這把挾風帶電的寶刀變得遲鈍，過多的銹跡軟化了八旗子弟，也就由此開始走下坡路了。究其原因，恐怕是由於打遍天下無對手，視野中再無勁敵,甚至連假想敵都喪失了。沒有敵人的強者是悲哀的。沒有憂患意識的強者是危險的強者。
過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這都是八旗子弟的思維。他們逐漸挺不起腰桿，像被圈養了太久的寵物，徹底失去了掠食的野性。這是一群在遊戲中度日的有閑階級，每天琢磨着怎麼使生活更好玩些。曾經厲兵秣馬的大清王朝，就給這麼一群沒有謀生技能的懶漢們弄到極其腐朽的地步。八旗子弟，變成了十足的敗家子。
可見，社會的生活狀態，預示着也顯示着社會的健康程度。奢靡和淫逸是社會的毒瘤，是危害社會的潛患。也就是說，社會風氣的好壞，必定會影響社會政治的變化。所以，我們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目標中，必須嚴密的關注社會生活的狀態的變化，要在黨的領導下，純凈黨的肌體，有效地凈化社會生活氣氛，讓我們的國家永遠沿着健康的道路前進。
對待物質生活的態度，直接關係到一個群體事業的成功與失敗。宋朝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以他深邃的政治眼光，敏感地洞察到了這個真理。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一文中，緊緊圍繞着“成由儉，敗由奢”這個古訓，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切身體驗，旁徵博引許多典型事例，對他的兒子司馬康進行了耐心細緻、深入淺出的教誨。司馬光認為儉樸是一種美德，並大力提倡，反對奢侈腐化，這種思想在當時封建官僚階級造成的奢靡的流俗中，無疑是具有巨大進步意義的。在今天看來，司馬光的見解和主張，也是很有現實的積極意義的。所以，在我們今天物質生活已經大大改觀了的情況下，我們也必需保持節儉的生活方式，不能助長奢靡的生活習性。
即使在八旗子弟徹底沒落，滿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時候，老恭親王奕譞猶以“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的家訓誡告子弟。他們明白，問題不在錢，而是會招來災禍。財大氣粗，蠻橫無理，造成悲劇慘案而後果不可收拾的例證，古往今來，不勝枚舉。
這裡，我們要體味一個原理。在艱苦的創業年代里，老一輩的創業者，曾經親歷過那些艱難，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體會，很能夠自覺地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艱苦奮鬥的精神，能夠自覺的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年代長久一些，父祖創業的一代過去后，年輕的一代就未必那麼在意這一切了。他們往往由於父祖留下的基業和財富而坐享其成。所以，年青一代的孩子，有一些根本沒有憂患意識，只知道享受，到後來結局悲慘。我們不可以不警示他們。
在和平年代，社會承平日久，離開艱苦奮鬥年代比較久，人民生活安定的情況下，消極、享樂、驕奢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風氣是很容易產生的。再加上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國力上升、物質生活特別豐富，就必須更加註意社會風氣，時時敲響驕奢淫逸生活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的警鐘，這是非常必要的。我們的國家，已經執政了60多年中國共產黨，尤其要汲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努力搞好自身建設、匡正黨風、廉潔自律，不僅要把黨風、政風搞好，還要努力凈化社會風氣，正確地引導民風，才會使我們的民族、國家，在健康的道路上，一步步的走向興旺發達。
薄熙來的貪腐案，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薄熙來的父親在嚴酷的革命鬥爭年代，不懼艱險，出生入死，從極具危險的隱蔽戰線，到極其艱巨的思想政治工作戰線，從掌管全國的經濟工作，到主抓紀律檢查工作，為黨和人民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薄熙來的思想政治信仰，就不是那麼堅定的。我們回過頭來看，儘管他也入黨較早，但是思想上卻還沒有真正確立為人民、為民族、為國家奮鬥的決心，所以不僅不能很好的約束自己，也不能教育好身邊的人，最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薄熙來本人立場堅定，堅決地約束好他的的妻子谷開來，努力教育好他的兒子薄瓜瓜，那麼他會很好地為人民、為國家做更多的工作。我覺得，薄熙來的潛意識還是要讓他的兒子享受生活，而沒有用繼承光榮傳統、繼續為時代造福、立志為國家作貢獻的思想教育他。所以，他不僅唯利是圖，而且最後墮落到串通他的母親雇兇殺人，終至陷身於囹圄。
當然，這一教訓，不僅僅是給黨政領導幹部敲響了警鐘，就是一般的平民家庭也要認真的汲取教訓。特別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年青一代，在很多問題上都需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一定要明白，縱子、嬌子、慣子，其實就是殺子。孩子跌倒了，要讓他自己爬起來；孩子的生活，不能讓他隨心所欲；要讓孩子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努力學習，許身為國；不僅在生活上關愛他們，在思想上更要關心他們，不僅要督促他們的學習，更要關心他們精神上的成長。使他們從小立志，樹立起“走正路，當好人，為國家做貢獻”的思想。那些布衣寒門的子弟，沒有很優越的生活環境，沒有社會背景的孩子，之所以容易成才，那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奮鬥的動力，從小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而家庭優裕、從小嬌生慣養的孩子，相對就差一些。再加上長輩的縱情嬌慣，小孩就容易走歪路。有不少的家庭，兩夫妻的父母連同小兩口，都成了孩子的六部大臣，戰戰兢兢地唯命是從。這是不可取的，對孩子是很不利的。
要關愛不要溺愛，要幸福不要奢靡，要充實不要空虛，要創造不要揮霍，要奮進不要萎縮，要清廉不要貪腐。要引導好民風，凈化好社風，樹立起良好的政風，社會、國家、民族，才能在進步中成長，在發展中強健，在繁榮中進步，才能保持永遠的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