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毛澤東說的話。這話我信。“鳥無頭不飛”、“沒有組織的人民就像一盤散沙似的”等描述，我也信。毛澤東還說：“正確的路線確定以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我也信的。這些話，說白了，就是說明人民與偉人或者說與“頭”的關係。
漢民族的思維習慣是從大到小，與西方人截然相反。比如寫信的地址，漢民族是：某國、某省、某市、某區、某街道、某單位、某人收。西方人則正相反，上來就是某人收，然後從小到大排列寫出地址。
這兩種思維習慣各有優劣，難分伯仲。“無戰略的民族是短視眼的民族”，“成敗決定細節”等說法似乎給出了答案。問題是，誰是人民？誰是頭或者說誰是偉人？在這兩種思維習慣下，往往有一些有趣的事。頭或偉人。無論什麼思維，理解都一樣的。人民呢？
哲學中：個性決定共性，個體決定群體。我、你、他等個體組成了群體——人民。這是兩種思維都認可了的。在具體實踐中，中西方的兩種思維習慣往往有着一些有趣的現象。無論怎樣，西方人是尊重個體的。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美國廣播公司3月7日報道稱，現年42歲的紐約市民羅伯特希亞維利因笑聲過大遭到鄰居舉報，並於2月12日、13日分別接到兩張法院傳票，被控以“擾亂治安”的罪名。據鄰居反映，他在自家窗戶和前院大笑的聲音隔着一條街都能聽得見。——摘自《新華網》
因為尊重每個個體，故對影響別人的個體行為有所處罰。怎麼大笑是你的事，但不能影響任何一個人——每個人都有其權利。
此事，在中國要是被處罰可能不可想象。“管天管地，你還管我放屁大笑？”表面上，中國似乎更尊重個體，自由度也更高。你若舉報，權力機關會說：那是人家的自由。除非群情激奮。問題是這種情況不可能惹眾怒的，所以權利機關的不作為還是忽略個體的表現——個別人的反感不足以立案。在具體事例上，國人往往是忽略個體的。以至於你要說你是人民一份子而要求某種人民的權益時就有可能招來反諷：你能代表人民？ 於是，儘可能的就某事多集結些人就成了常見做法——不然不能引起足夠重視。在國人的潛意識裡，只有“扎堆”了，人多了才表示有“人民”，個人是不算的——“人多勢眾”的由來。“特例特辦”，官方對個體某個訴求的常見說法。但”特例特辦“若沒有有關領導的批示，恐怕你也是寸步難行了。而”有關領導“有多少？難說了。《執業醫師法》頒布后恰逢國有企業倒閉浪潮。於是這些企業醫療衛生機構的醫生的執業註冊就沒辦法了——沒有單位。而你不註冊就意味着不能再從事醫療衛生工作。找衛生局的結果就是特例特辦。結果不是醫師註冊證沒有了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找人”掛靠了事。人的人民性呢？
所以，常見“人民”的說法。但真要說個子丑寅卯，很多時候是舌強語謇的。最糾結的是：平安無事時，你我他都是人民。可一旦某人涉及某事時，你能否是人民的一員，兩說了。國人的思維中，習慣了“大”，於是常有“抓大放小”的說法。個體的“我”常常是不能與人民畫等號的。這不能不從國人骨子裡思維習慣中找原因了。
有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說法，也有“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說法——所以亂砍亂伐了——儘管某棵樹申訴：我是森林之一。忽然懂了漢民族的思維：同志的混為一流的人群——人民；落了單的，忽略。
最值得商榷的說法：要把日本人民與軍國主義分子區別開。好像罪都是少數人的事。如是，怎樣解釋當年日本人為何踴躍報名參軍、婦女為何踴躍募捐資金、女人為何踴躍報名“獻身”？難道百萬日軍以及他們的移民團在中國的獸行還不足以說明其“人民”性？難道說日本人民都是一幫傻B？難道說日本人都是一幫被某個人牽着鼻子走的盲流？難道說日本人都是一群無大腦思維的豬？若真是這樣，毛澤東的人民歷史觀就不能成立了。
我以為是：“頭”與日本人民找到了利益共同點，於是狼狽為奸、互為“狐假虎威”，於是成就了一個“獸性集團”、“獸性國民”。所以，蘇聯人對日本戰俘的做法我看就很好：處以勞役。讓他們記着為非作歹的教訓。否則，不足以讓這個對外動輒獸性大發的民族長點記性。
之所以有“要把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的說法，我看思維定式中的“牧”字罪不可赦。也許是太赤裸裸了，官名“州牧”名義上消失了······
歷史是誰創造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歷史也是偉人、“頭”創造的。歷史是兩者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走到了一起而共同完成的。當了日本人俘虜的老布什後來成了美國總統，聯想到志願軍戰俘回國后的不公正待遇，不禁感慨：誰是人民？
誰是人民 標籤：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