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社會風氣”
(一)
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是由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多種因素決定的，而其中開社會風氣之先，起決定性作用，則是政治因素。一般而言，政治清明，則風清氣朗；而政治腐敗，則風惡氣濁。在我所經歷過的歲月里，最讓我懷念的，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風氣。
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那是一個革命的年代；
那是一個蕩滌了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的年代，那是一個勞動人民揚眉吐氣、當家作主的年代；
那是一個激情似火的年代，那是一個讚歌如潮的年代；
那是一個天下為公的年代，那是一個人心向上的年代……
那時，幹部還保持着勞動人民的本質，還和人民打成一片，縣委書記、省委書記，甚至中央領導下基層，都戴着草帽，卷着褲腿，與群眾同吃同住。
那時，人人崇拜英雄，學習英雄，爭當英雄，雷鋒、王傑、歐陽海、劉文俊、焦裕祿、王進喜、陳永貴、李素文、門合……英雄輩出。人人熱愛祖國，熱愛集體，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熱情工作，忘我勞動，“寧可少活三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那時，以助人為樂，以利己為恥；以勤儉為榮，以浪費為恥；以誠實為榮，以虛偽為恥。
那時，人人都是普通勞動者，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沒有權力交換，以權謀私……
記得是一九六0年吧，一次我陪姐姐去醫院看牙齒，其時姐姐七歲，我五歲。醫生將姐姐抱上很高的手術台，檢查后說要拔牙，叫護士替我們交費，辦了手續。拔牙后又將姐姐抱下來，攙着手，一直送到樓下。那時，醫生不向病人索要紅包，也不向病人亂開藥，不讓病人亂檢查，不亂收費。就是那樣，毛主席還不滿意，斥之為“資產階級老爺衛生部”，叫他們脫下皮鞋，當“赤腳醫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我們上學，也不給老師送禮，老師也從不叫學生家長給他們干這干那。家庭困難的學生，還可以免除學費。
那時的領導干工作，並不東奔西跑，每天晚上也不閑着，但不是應酬，而是工作，或者學習。那時沒有送往迎來，上級領導來了，兄弟單位來了，住招待所，吃食堂，吃飯交錢，主人不陪客。
那時，領導的姿態都比較高，有了利益，首先讓給群眾，例如，年終救濟，分配緊缺物品如布票、糧票、自行車、手錶等，有時小到一張戲票。我父親當時也是一個單位的領導，文革前，他讓過三級工資。我最初工作時，在他那個單位，單位曾有一個當警察的名額，單位領導都推薦我去，可就是他沒有同意。
那時，向領導要官，或要求調到好的單位，是連想都不會想到的事，因為提拔和調動，是工作的需要，由組織考慮，個人考慮這樣的問題，是違反組織原則的。領導幹部也不濫用這樣的權力。我父親有一位老戰友，文革前任我們地委組織部長，他的四個兒子，一個下放在農場，三個在工廠當工人。當時，我父親有許多老首長、老戰友，在省委、地委當領導，我的一個本家叔叔任省委組織部長，但我們絲毫也沒有動過利用他們的關係陞官或調動的念頭。我家居住的機關大院里有一位領導，文革前任地委財貿部副部長，兼地區糧食局局長，曾主持“戶糧辦”工作，也就是為“農轉非”人員辦理城鎮戶口和糧油關係，但他的老伴和六個兒女，一直都是農村戶口……
(二)
“文革”是一場浩劫，它給我們國家，造成了深重災難。這段歷史，沒有人會希望它重演，也沒有人會為它翻案。
但是，對“文革”的結論，由於本着“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也存在着許多模糊、甚至是很不準確的地方，例如，說“文革”的性質，是林彪、四人幫為了復辟資本主義而進行的一場反革命運動。細想，林彪、四人幫要復辟資本主義幹什麼？恰恰相反，“文革”並不是一場復辟、倒退的運動，而是一場激進、冒進的運動，正如一九五八年的經濟大躍進一樣，它是一場政治大躍進。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是希圖通過大幹快上建設社會主義，從經濟上提前進入共產主義，記得當年周恩來總理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一天等於二十年》；而“文革”則是希圖通過對上層建築的變革，從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它們的產生，是有其深厚的歷史原因的：中國的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一直處於政治上被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地位，翻看史書，他們的命運是極其悲慘的，有時甚至連欲做牛馬都不可能；而一旦翻身當家作了主人，他們無比熱愛這新的生活，更憧憬那比這更加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怎能不爆發出那種熱烈甚至是狂熱的建設和革命的熱情呢？只是，大躍進運動違反了生產關係應適合生產力水平的客觀規律，“文革”違反了上層建築應適合經濟基礎的客觀規律，人民的這個美好願望未能實現。
那個年代，至今已感覺非常遙遠。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回想起來，覺得那是一個十分荒謬的年代；“文革”后出生的人，則恍如隔世。但憑心而論，那個年代的社會風氣，卻是很高尚的。那時，我還很小，但人們那種不計報酬和個人得失的忘我工作和革命的精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廣播喇叭里，整天響徹着“……掀起建設社會主義新的高潮”的豪邁的歌聲，至今想起，還讓人情緒激昂。那時，提出的口號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小時居住的機關大院里的房屋，都是大躍進那個年代，在一天之內建成的，三十六年後，一九九四年拆遷時，還比現在建的樓房堅固；那時不僅僅是建房，哪個行業也不存在偷工減料、摻假摻雜現象。這個當時的總路線，“文革”結束后，首先受到了批判。我至今也弄不明白，這句話有什麼不對；據當時批判這句話最積極的鄧力群同志說,這話的錯誤在於“幹勁只能鼓足一時，怎麼能長時期地鼓？”
“文革”時期，人們的“革命”熱情達到了沸點，“造反”到了瘋狂的程度，夫妻反目，兒女批判父母。但是，人們“革命”與“造反”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金錢和名利，而是為了反修防修，為了保衛毛主席，正如當時的歌里所唱的那樣：“千百顆紅心，向著北京；千萬張笑臉，迎着紅太陽……”當時，在社會制度上，是要達到“一大二公”，發展全民經濟，限制集體經濟，消滅個體經濟，農村就連自留地，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在社會關係上，要消滅階級對立，縮小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三大差別；甚至連工人的八級工資制、商品交換，都差點被當作資產階級法權而取消；部隊則實行官兵平等，取消軍銜制，說戴上肩章，就不能挑擔，脫離群眾。在社會意識上，要建立一種人類最先進、最高尚的思想——共產主義思想，讓焦裕祿、雷鋒、王鐵人的精神，放射光芒。那時是容不得人們有絲毫私心雜念的，天天鬥私批修，在造資產階級反的同時，也要改造自己，狠斗資產階級“私”字一閃念，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拿公家一把稻草，也會被當作挖社會主義牆角，偷集體一個苞米，也會被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更不用說任意侵佔、揮霍國家的財產。在文化習俗上，則要和一切舊的傳統，徹底決裂，在舞台銀幕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帝王將相；移風易俗，婚喪喜慶，新事新辦；和尚道士，一律還俗；連燙髮、穿小腿褲，都被當作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遭到禁止，更不用說包養情婦、賭博、吸毒這些真正腐朽糜爛、烏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學習，不斷學習，努力跟上形勢，成為人們工余時間的主要內容；革命，不斷革命，解放自己，解放全人類，是人們的理想信念……當然，在當時還很落後的生產力狀況下，這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它使國家遭受損失，卻使社會風氣得到凈化。
或許有人要說：“文革”是一場社會動亂，社會風氣還會好嗎？說“文革”是一場社會動亂，我以為還有待商榷：所謂社會動亂，是指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無力控制、管理社會，而造成的一種社會混亂狀況，如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或軍閥混戰時期，中原逐鹿，社會動蕩，生靈塗炭，民不聊生。而“文革”時期，黨還在，政府還在，軍隊還在，運動是黨發動起來的，一切行動都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的，黨叫造反就造反，黨叫奪權就奪權，黨要求安定團結，又立即安定團結；十年“文革”，三年“造反”，那時的混亂，用毛主席的話來說，是亂了敵人，鍛煉了人民。而且，歷史上所有的社會動亂，受難的都是人民，天下興，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官兵剿匪，殺老百姓，強盜造反，又殺老百姓。而“文革”的動亂，人民並未受到傷害，受到衝擊的都是領導幹部，即當時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防止他們脫離人民，做官當老爺；受到衝擊的，還有一些專家、學者，因為他們走“白專”道路，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就如現在的一些專家學者，為了自身利益，一味慫恿政府制定危害人民利益的政策，如果是在文革，就是毛主席不整他們，群眾也不會放過他們。
到了“文革”後期，人們的革命熱情開始消退，社會漸漸出現一些不正之風，當時主要的不正之風是走後門，那時是計劃經濟，許多物品如木材、糧油、布匹、煙酒，都憑計劃供應，人們就去走後門批條子。因此，在批林批孔之際，也開展了一場批走後門的群眾運動。那時，我在商業部門工作，幾乎每晚都要召開批判會，領導上台作鬥私批修檢查，然後群眾上台對他們進行批判。群眾也要鬥私批修，記得有一個倉庫保管員，連續被批判三個晚上，因為他買了自己倉庫里的三斤紅棗，罪名是“私分商品”。這種走後門的風氣，一直延續了下來。到“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實行商品價格雙軌制，即同一種商品，有計劃價與市場價兩種價格，市場價往往要比計劃價高出幾倍、幾十倍、甚至幾百倍。這時，人們走後門批條子，就不再是為了改善生活，而是進行投機倒把。一張計劃批條，轉手賣出，就是一筆豐厚的利潤；掌管計劃物資的官員，靠批條，一夜之間就可暴富。這樣，從走後門的不正之風中，就產生出一批官商勾結、權錢交換的“官倒”。漸漸，原先只發生於商品交換領域的交換關係，逐步蔓延開來，侵入黨政機關和政治生活，侵入司法、文化、科研、教育、醫療……社會的一切領域，它無情地撕去了罩在黨性和原則、法律和道德、良知和責任、人格和尊嚴上的神聖的面紗，將一切社會關係，簡單化地變成一種純粹的、赤祼祼的金錢交易。人們感覺到了這種社會變化，但只是意會，還不能言傳，只到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央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在一次講話中說出了兩個字：“腐敗!”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了腐敗。
從那時起，腐敗開始進入我們的社會生活，腐蝕着社會風氣。
(三)
歷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黨早已宣稱，革命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已由革命黨轉變為建設黨；人民那火熾的革命激情，也早已浸入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那麼，這個時代的社會風氣又如何呢？
現在，幹部都已變成官員，官員的心思，都已不在工作上，官場應酬、送往迎來，成了主要工作內容。日日歡歌，夜夜宴飲，無所用心，腦滿腸肥。
現在，工作就是開會、發文件，中央怎麼說，一層一級就怎麼說，只說不幹，例如剎公款吃喝風，發了幾十個文件，開了幾百幾千次會議，吃風愈烈，民謠：“黨中央，發文件，一層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飯店。”
現在，領導幹部下基層考察、調研，住高檔賓館，層層加崗，步步設哨，惟恐與群眾接觸。只聽彙報，不問實情，總是對基層工作，千篇一律地“作出最充分的肯定。”每到一地，前呼後擁，當地官員到省界、市界、縣界迎接；臨走，再送至省界、市界、縣界；有的還用警車鳴笛開道。
現在，人人爭利，互不謙讓。遇到好處，領導先照顧自己，不顧別人，自己佔有三套公房，調一個單位，先謀一套住房，而職工在一個單位幾十年，一家老小十幾口，卻連一間房也沒有。幹部們見榮譽就上，見利益就搶，將為人民謀利的權力，變為謀私的工具：子女上最好的學校，家庭成員在最好的單位，住高級樓房，乘公家汽車，拿高工資，可以收禮、受賄，可以不花錢、少花錢買到高檔商品，可以免費吃喝、娛樂、健身，可以用公款周遊列國、遊山玩水，可以接受最好的醫療，可以違法亂紀。以能夠佔有公家、他人錢物為榮耀，以揮霍浪費為時尚，一桌飯，幾千上萬元，一包煙，幾百元，出國一趟，幾萬美金。將飲用水源污染得一塌糊塗，自己卻喝礦泉水，如果在超市拿一瓶礦泉水不給錢，就會被當作小偷抓住，可是他們喝礦泉水，卻無需個人交一分錢。他們的一切生活用品，都可以從公款中支出，或向別人索取，或別人送給他們。
現在，各行各業都是說得多、做得少，說得動聽，做得混帳。“着力打造陽光政府”、“紮實推進為民辦實事工程”、“做服務企業的堅強後盾”、“營造優美生態環境”……可實際情形總是相反。報紙、文件、彙報、統計報表，充滿水分；文憑、年齡、履歷、政績、論文，都可以造假；假貨、假藥、假幣、假專家、假和尚、假先進、假廉潔、假情假意，充斥於世。到處是謊言、欺詐和不守信用，老實人吃虧、受氣、被人瞧不起。
現在，陞官全憑後台、賄賂和獻媚包括色相，這已成為實際使用幹部的法則。精於此三道者，即使是道德敗壞、五毒十惡，白痴白字、文盲科盲，都是“德才兼備”。向組織要官，已成普遍現象；要官就能得到官，已成通行規則；你清高，斯文，講黨性原則，勤勤懇懇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你就一輩子不得提拔。
現在，辦什麼事都要送禮，送禮成為通行證。看病要送禮，孩子上學要送禮；打官司要送禮；開酒店要送禮；考駕照要送禮；就連領結婚證也要送禮。應該辦理、應該辦好的事情，不送禮，就不給你辦，就給你辦得一塌糊塗：打官司他不受理；開酒店他不給辦照，或多收稅費，或天天來檢查；生的是腳氣，醫生叫你從頭開始檢查，B超、CT、X光，開幾年吃不完的葯，什麼葯貴開什麼葯，整得你傾家蕩產；考駕照，讓你先上一個月培訓班；申請結婚，不給你髮結婚證……相反，送了禮：該判實刑的判緩刑，做B超檢查不受費，做生意免稅、減稅，拿駕照免考，即使犯了重婚罪，也照給髮結婚證……
現在，沒有信仰、良知和責任，眼睛里只有錢，為了錢，官員可以成為富人的跟班；法官可以使法律一點兒也不神聖；黨性原則變得一錢不值；白衣天使變成披着白衣的惡魔；國有資產像長江、黃河，像瀑布、急流一樣，流入私人口袋；專家成為“專假”，為假貨、假藥、有毒食品出權威證書，做代言廣告，讓無數兒童喪命，讓痛苦的病人更加痛苦，良心卻沒有絲毫不安；招聘公務員的評委，可以將白說成黑，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前幾年人們說，只有高考還是一塊凈土，其實，高考也早已不再是凈土，中學可以保送，可以加分，二級運動員、省級三好生，加二十分。現在錄取的權力收歸大學，計劃以外的名額，更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曾經嚷過一陣，取消研究生考試製度，改由導師決定製度；今年又有大學叫嚷，取消高考制度，由大學自主錄取。是的，許多先進國家確實是這樣的。但是，那些國家，辦事是不憑人情、金錢、權力的，他們只知道按章辦事。而我們這樣一個缺乏責任和良知的社會，如果實行這樣的招生辦法，會是怎樣一種情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