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亮功的《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里屢次談到教育的緊要，譬如這麼一段文字，尼克爾在其所著《拜倫傳》中曾說過：“從歷史上看，每值我國（英國）遭逢危急存亡的大難時，這些從大學冒出來的智慧之火，便將整個國家燃燒出一個新的生命。從威克立夫、拉替麥、洛克、吉本、馬考萊諸大家一直到目前的物理學時代止，每一時代的推動者很少是大學圈外的人。”
楊亮功，1897年生於安徽，后曾就讀於北京大學，所以他親歷了當時中國的風雲變幻，教育改革正是其中之一。在之前，受教育僅是某部分人的專屬權力，並且享受這部分特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君王的至上地位可以永遠延續，而同時又可以利用自己專屬的思維體系支配無知識的社會底層，因此在這段時期，對權力的重視程度必然遠勝過對經濟的關注，並且，我們重閱歷史會發現，中國的改朝換代極少是受經濟衰退、經濟危機而發生的，通常都是由於政權方面的分歧而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亡國。但是時光行進到了清末，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部分人對本國底層的專制已經壯大到一個國家對世界上勢力較弱的國家的橫行專權，因此，一批清醒的知識分子翻然醒悟，惟有科學的普及，教育的大眾化才是避開亡國命運的根本，在那個時代，中國從北到南突然暴發出了辦實業、辦公學的狂潮，中國終於能結束教育的專制而轉折向平民化，最功不可沒的應當是這一批有膽有識的知識分子了。
教育對於一個國家來講，就是使各方面均衡的發展，譬如既重視經濟，也不忽略環境保護，我總以為，這每一個方面彼此是相關聯的，有我們已知的，也有我們還未察覺到的；教育對於人這一個體來講，它不單指知識儲存量，還包含啟發他的創造力，以及加深他的內在涵養，所以，健康的教育體制非常重要，不能全力只強抱着經濟，把人訓練成發財致富的機器、工具，機器是不具有再生能力的，各方面的同時重視，才能彼此的相互促進，和共同的持續發展。科學的眼光首先是一種宏觀的眼光。許多人談到中國的教育時，會比較觀點一致的指出它的“高產出，低質量”，其實這裡面不但有學生素質的問題，也同樣存在着教師素質的不達標，這很顯明的說明了中國教育體制的嚴重失衡，此種有缺撼的體制對於個人及國家的長遠發展都是弊大於利的。我們常常聽到“上大學無用”的議論，假使我們儘快糾正而今的教育體制，就能夠顯現出“上大學”的益處。教育本來是於國於民有利的，然而應用時若是稍有疏漏，便會與它的初衷背道而馳了，甚至無辜背上許多怨艾。
在本文首段及楊亮功的這本書里所談到的教育主要指大學教育，而實際上，教育應當是一個體系，最細可以從幼兒園開始，每一個階段都應當受到等同的重視，但在中國的情況是，甚至上每一個階段都是很紛亂的，更說不上成體系。
常常有人講，教育有許多種，學校教育只是一部分，不能讓學校擔受太重的壓力，此外，還有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然而我想，社會與家庭更大的作用是提供給某個人生存的環境，尤其社會並不擔負有教育的責任，而家庭教育雖然主動的發揮一部分作用，然而是間斷性的，無規律性的，並且社會和家庭是一個比較散漫的組織，它的功用非常複雜，也多變，而唯有學校是專門的教育機構，有嚴密的組織，它比社會和家庭更具有可操作性，學校之所以要對社會成員的受教育負主要責任，正是它特殊的社會職能所決定的。學校教育有它的目的性、強制性、條理性，當正規的教育機構步上正軌，提供給固定的一群人健康、多元化的教育之後，這部分固定的人群又繼而逐步的影響至社會及家庭，尤如波浪越推越遠。正由於學校的慎密，家庭、社會的散漫，所以我以為良好的學校教育對個人的影響要遠勝於另外兩者。但若是學校教育尚存在缺陷，那麼個人的未來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性，因為沒有一個合適的環境和有經驗有耐心的人群教授他生存的食糧和生存的心態及技巧，尤其這群人在被推向社會時會頗感到孤獨和茫然，其實通俗的來說，學校的作用就是在其踏入社會前訓練他有一副沉穩的心態，遇事可以應付自如，另一方面交給他獨自生存的工具，即教他知識，以及激發其創造能力。
談到中國的教育問題，大多數人似乎多歸罪於師資的失衡和不足，繼續溯源就是我們無法將教育與經濟二者兼顧，中國畢竟是一個人口大國，無法均衡也是比較可以理解的，但是發展經濟需要教育提供後備力量，教育問題的遲滯不前其後果懇定是不堪設想的，中國不能再重蹈覆轍。但是我覺得中國有一個很好的榜樣，同樣人口眾多的日本具體怎樣做法我並不清楚，但是從結果來看他們在二者方面經過短暫的努力之後取得的成就確實令我們刮目相看。
08年4月16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