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過程中，有些記者在案件尚未審結時就採訪專家、發表評論，甚至
根據自己的意願修改專家的專業化表述，由於新聞的影響範圍廣、程
度深，已給司法的正常運行造成不少障礙。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
應的規範使新聞和司法兩全其美，對涉及法律問題的報道各新聞單位
應該嚴格把關，設立合法性審查制度，以確保其真實有據、合理合
法。
鑒於我國部分記者的法律素養對於司法報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
處，可以嘗試建立司法記者資格考試製度，讓一些素質高的記者專門
或主要負責法律方面的報道，沒有取得資格證書的記者不得進行這方
面的報道，這既有利於對司法進行有效的監督，又可以儘可能的不影
響司法獨立。從長遠來看，有必要培養專業的司法記者隊伍，應開設
司法記者專業的大學課程，使這些學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聞知識，
由這些經過專業訓練的人才擔任司法記者，將在保證司法獨立的情況
下發揮巨大的監督作用。
四司法獨立和對司法的監督
我們追求司法獨立，並不是否認對司法進行監督的重大意義。孟德
斯鳩早已論述了這種必要性，“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
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
力”。但對司法進行監督又不能干擾司法獨立，不能以監督為名行干
擾之實，因此，要處理好司法獨立與權力監督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使
司法權在應有的程度內充分獨立，一方面不該廢棄對任何權力（包括
司法權）的監督。總而言之，在堅持司法獨立的前提下，完善對司法
的監督。
就我國而言，對司法的監督形式大致有：人民法院內部的審判監
督、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和監督、人大的法律監督、政協的民主監
督、監察的行政監督、紀委的紀律監督、檢察的法紀監督、新聞的輿論監督和社會公眾的監督等。從實踐來看，由於各種因素的制約，這
些監督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需要加強並完善監督機制。[26] 下面
就其中的幾種主要監督方式作簡要敘述。
（一）法院內部審判監督。其主要形式有：1.由審監庭依審判監
督程序對生效判決進行監督；2.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非程序性的監
督；3.庭長、主管院長對具體案件的監督；4.審判委員會的監督；5.
以立審分開、審監分開的形式實行各部門之間的監督；6.實行違法審
判責任追究。這樣的監督注重事後的檢查、糾正和追究，缺乏對審判
權運行過程的合理有效的控制，且其行政化特徵十分明顯，不符合審
判活動的原則。[27] 從實際情況看，這種自我監督的情形其實也極
少發生，要法院在本院內部自己主動去否定自己及更正自己的錯誤，
極為難得，審判實踐中，凡是人民法院自身或人民檢察院抗訴提起再
審程序的，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當事人自己申請或反映引起的。[28]
（二）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和監督。堅持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是
社會主義國家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也是社會主義司法的一大特色。
要堅持黨對司法工作政治領導（指政策領導和組織領導，而不是具體
業務工作的領導），不能搞個案監督，個案監督其實質是干涉司法獨
立。[29] 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黨委可以調閱案件，書記可以批示
案件，政法委可以對案件具體問題進行協調、討論，表面上似乎強化
了黨的領導，實則發生地方保護主義，而且黨委成員並非都具有專業
的法律知識，加之根本沒有參加庭審過程，卻對案件作出討論和決
定，極難保證對案件事實認定全面清楚、適用法律準確，已經嚴重損
害了我國法制的統一性和司法的獨立性，並導致不正之風、司法腐
敗，大大削弱了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權威。
(三)檢察監督。我國憲法對檢察機關的性質確定為“國家的法律
監督機關”，根據<<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
的職權為偵察權、公訴權和監督權。有學者認為加強檢察機關對法院
的監督是防止司法專橫和司法腐敗的良策之一，是從制度上保證司法
公正的途徑，只有建立起以檢察機關的權力制約審判機關的權力這種
司法機關（廣義）內部的權力制約機制，才能保證監督的全面性、持
久性和有效性。[30] 以通過對法院審判的制約來保障當事人私法上
自由意志的實現為出發點的民事檢察監督[31] 確實能夠彌補因當事
人勢單力薄，提起再審后不一定會引起足夠注意的不足。然而在實際
工作中，檢察機關的第一角色是公訴人，其次是立案偵察機關，監督
是最為薄弱的一環，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對司法的監督幾乎名存實
亡，與檢察機關的法律性質定位極不適合，應進行必要的加強和完
善。
(四)人大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
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它產生，對它負責並受它監督，人大對
司法進行監督顯然有其憲法依據。但並不是說無論什麼樣的人大監督
都合理合法，監督也有合法與非法之分，或者說冠名為監督的非法的
東西實際上並不能稱之為監督，而是破壞，這是思考問題的兩個不同
角度。但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任何一種合法權力的行使以不損害另
一種合法權力為前提，根據某法律規定來辦事也不能違反其他的法律
規定。人大監督有法律依據，司法獨立同樣如此，不能為了行使人大
監督權就可以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這樣行使監督權不僅與法無據，
而且違反了法律規定，成為法所不容的非法監督。一樣的道理，正確
行使司法權也不能侵犯合法的監督權。
當前，有些地方進行人大個案監督的試驗，如果個案監督已經干涉
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實際上行使了類似審判權的職權，就事
實上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容易形成一系列不良影響，無疑是不可
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
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
指示。
在我國,監督權是人大的重要職權之一,其主要內容是對“一府兩
院”實施憲法和法律、履行職責的情況進行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
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
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
不夠理想。[32] 因此，要儘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
構，確立監督責任。
人大對司法的監督又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其監督的具體範圍包
括：1.聽取並審議法院的工作報告，並可經過討論作出相應的決議；
2.對法院的工作進行詢問和質詢；3.對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和其他規
范性文件進行審查；4.人大及其代表有權接待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
但是，人大應避免直接對案件進行審查；不應該對案件的處理提出建
議或決定；嚴防支持一方當事人對抗已生效的判決；防止個人或團體
利益受到案件影響的代表對該案件的審理進行監督；避免通過決議等
形式把上述做法合法化，或直接撤銷，變更法院的判決；嚴防出於保
護地方利益的考慮，對案件的審理進行不同尋常或反覆的監督，從而
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防止行政機關或個人通過
人大或代表對案件進行干預。[33]
總之，在我國現階段對司法進行監督完全有必要，監督的目的歸根
結底在於保證審判的公平、正義，而我們追求的司法獨立其要旨也在
於此。因而，司法獨立和對司法進行監督能夠做到并行不悖，合理合
法的司法監督應當為司法獨立提供可靠保障，而不是干擾、阻礙、破
壞司法獨立。從這意義上講，對推行司法獨立原則有任何損害的所謂
的“監督”其實並不是監督，只不過戴着“監督”的帽子罷了，是批
着“監督”這種合法外衣對司法進行破壞的阻礙依法治國進程的絆腳
石。所以，應該對各種監督進行規範，使監督依法進行，這也是依法
治國的內在要求。
[1] 轉引自陳光中主編：《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研究》，中國法制
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頁。
[2] 轉引自龍宗智，李常青：《論司法獨立與司法受制》，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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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漢華：《論建立獨立、開放與能動的司法制度》，載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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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獨立為核心推進司法改革》，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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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弗蘭西斯·培根：《培根論說文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
版，第193頁。
[11][美]福布森著，劉靜譯：《傾斜天平》，三聯書店（香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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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獨立為核心推進司法改革》，載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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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易延友：《走向獨立與公正的司法》，載於《中外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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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壽 ：《三級法院 四個判決 八年官司 一張白紙》，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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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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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沃爾夫甘·許茨：《司法獨立——一個過去和現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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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章武生，吳澤勇：《司法獨立與法院組織機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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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譚世貴：《我國司法改革研究》，載於《現代法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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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張衛平：《論我國法院體制的非行政化——法院體制改革的
一種基本思想》，載於《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21]參見〈〈依法治國與司法體制改革研討會紀要〉〉中陳瑞華髮
言，載於《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
[22]李漢昌：《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素質與法官教育之透
視》，載於《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
[23]前引[21]，賀衛方發言。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7頁。
[25]張志銘：《傳媒與司法的關係——從制度原理分析》，載於
《中外法學》，2000年第1期。
[26]參見王利明、姚輝：《人民法院機構設置及審判方式改革問題
研究（下）》，載於《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
[27]薛阿平、姚旭斌：《從監督走向制約——法院內部審判監督制
度改革初探》，載於《法學》，1999年第9期。
[28]景漢朝等：《審判方式改革實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9月
版，第58頁。
[29]謝鵬程：《理順外部關係 保證司法機關獨立地行使職權》，
載於《法學》，1999年第5期。
[30]前引[23], 劉立憲，謝鵬程的發言。
[31]陳貴明：《民事檢察監督之系統定位與理論變遷》，載於《政
法論壇》，1997年第1期。
[32]鄧建宏：《強化人大監督職能淺論》，載於《現代法學》，
1998年第4期。
[33]王晨光：《論法院依法獨立審判權和人大對法院個案監督權的
衝突及其調整機制》，載於《法學》，1999年第1期。
著者：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 蔣俊峰 地址；江蘇省泰州師
范高等專科學校遠程教育部，2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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