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司馬遷“愛奇”的主張，是揚雄最先提出，千百年來成為一大熱點。本文從四個方面來闡釋司馬遷之“愛奇”，分別是，內容之奇，思想之奇，結構之奇，風格之奇。
關鍵詞：史記司馬遷愛奇說
最早提出司馬遷愛奇的是西漢的揚雄，他在《法言君子》篇中把司馬遷愛奇和孔子愛義相比較：“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在這兒他是對司馬遷有譏諷之意，認為子長貪奇不忍割之言，但卻也顯示出《史記》中蘊含著尚奇的精神。筆者認為《史記》中的奇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內容之“奇”，
司馬遷的奇，首先是表面層象的奇，就是具有神秘色彩，具有離奇情節和傳奇色彩。主要採擷的是荒誕不經的神靈怪異之事，給人一種神秘感。
司馬遷20歲時曾漫遊全國，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這過程中與百姓有了更為直接的接觸，聽到了他們講了許多民間傳說和神話，感受到了濃郁的民間文化氣息，故而在其敘事中有着尚奇的傾向。其神秘感的產生，直接源於民間文化。魯迅在談到傳說時說：“傳說之所道，或為神性之人，或為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為凡人所不及，而由於天授，或有天相者，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劉媼得蛟龍而孕季，皆其例也”。在《史記》中，不難發現這樣的篇目，特別是對祖先和開國君王，總是猶如神助，來歷富有神奇色彩。《殷本紀》寫殷契的出生，“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寫契出生，非自然人母懷孕生育，而是其母吞玄鳥卵而生。想問：“契豈是人乎？”或許，因為玄鳥是一種神鳥，更增了神秘感，為殷祖先創造一個好的傳說。《周本紀》中，周祖先後稷的出生和契類似，“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高祖本紀》“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寫這些人出生之奇，是故意製造神秘感，這也是拔高祖先的地位。並折射出原始氏族社會由母系向父系的轉化，以及圖騰崇拜的由來。
而寫高祖出生之奇，是為了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並為了更有力的證明史實，即劉邦順應天意，合該取得勝利。古時候，皇帝常常自稱“天子”，顧名思義，天之子，有天作為靠山，還有什麼不能做呢？還何愁不成功呢？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說”，司馬遷這樣寫，不免也帶有這樣的色彩。
行文中夢境，卜卦，鬼怪等也顯示出奇異。從周文王演周易后，卜卦成了預示吉凶的手段。古人做事總會先卜上一卦，以示吉凶。如《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其次，還帶有因果報應，鬼神作怪的奇異之事。如《呂太后本紀》“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雲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蘊含著因果報應，人死化為物，冤孽抱怨。
除了那些類似荒誕不經的傳說之外，在《史記》中許多真人真事也帶有傳奇色彩。魯仲連為人排患解難而無所取，超然遠引，終身不復見，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張良是位傳奇人物，那位老人，來得突兀，恍如神仙。
而《史記》中的許多故事情節也疏於常規，出乎人意料之外，帶有傳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貴，竇姬本欲入趙王府而宦官誤賜代王，她陰差陽錯成了皇后。《龐涓孫臏列傳》記敘了孫臏的生平和龐涓之間的恩怨，而馬陵之戰更富有傳奇性“龐涓死於此樹，當涓舉火，亂箭齊射”。情節波瀾起伏，引人入勝。
二是思想之“奇”，
司馬遷思想之奇，就是揚雄所說的“義”和劉勰所說的“正”（奇正相對），也就是說司馬遷的《史記》在內容上不合儒家之道，“是非頗謬於聖人”。劉勰說《史記》“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羅之落之實，叔皮論之詳矣。”
反經，首先是敘貨殖，司馬遷首次系統地闡述了商品經濟的特徵和規律，提出了發展生產，擴大交換，富國利民的經濟理論。對當時重農抑商的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認為天下人追求富貴名利是人的本性，統治者應該採取正確的態度，對待人民這種追求。“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載了近20位經濟活動人物，如范蠡、子貢、白圭、猗頓、郭縱、烏氏倮、巴寡婦清及蜀之卓氏、程鄭、宛之孔氏、曹之邴氏、齊之刁閑、周之師史、宣曲任氏、邊塞橋姚、關中田氏等，他們各以商賈、冶鐵、煮鹽、畜牧或其他經營致富，富埒王侯，功配伊呂。從這些人的致富途徑中，可以看出司馬遷認同他們的行為，他譴責非道致富的行徑，要重視人的能力和“誠壹”的精神。因為商人，可以使國家興盛，帶動農業經濟的發展，故而農工商應並重發展。他的這種經濟思想，在那個重農抑商的年代，是格格不入的。
而在《刺客列傳》，他寫了五位刺客的事迹，他們為自己的主子賣命，不惜犧牲自己。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從他們的刺殺行為里，反映出不畏強暴，奮勇抗爭的精神，也體現出“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而《遊俠列傳》中的遊俠，他們不依靠上層，反而專門與官府和法律作對，保護為官府所不容的人。在兩篇列傳里，無論是刺客還是遊俠，他們身上都有着體現在自我犧牲精神和不矜不伐、施不圖報的高尚品德，而這些精神正不為統治者喜歡，且在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謂“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酷吏得寵，遊俠“時扞當世之文網”，不能為武帝政治所容。司馬遷表彰他們，就是反對朝廷的主流思想，對武帝酷吏政治進行批判。他的思想，在那個儒家處於正統的時代，比其他文人更高一籌，班固等人，屈服於權力，希望的是歌功頌德，是正統文人，故他與司馬遷相比，思想趨於俗流。
三是體例手法之“奇”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我國紀傳體文學的開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其修史的總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於是，綜合以前的史料，他把全書分為，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本紀，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世家，主要敘述貴族王侯的歷史；列傳，主要為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大事表；書，是寫文化、經濟等的分類史。每個部分各自區別，卻又相互聯繫，構成一個有機整體。
而為了全面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徵，《史記》採用了互現法。《史記》最主要的特點是“實錄”，既要保持實錄精神不可損，又要增強文章的嚴密性，使主題風格統一，則互現法是最好的補救方式。所謂互現法，就是旁見側出法，即在一個人物的傳記中着重描寫他的主要特徵，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徵則放到別人的傳記中顯示。如《孝文本紀》刻劃劉恆“專務以德化民”的至德天子形象，似乎白壁無暇。《張釋之馮唐列傳》刻劃張、馮耿直不阿的大臣形象，專寫漢文帝自私、殘忍、嚴法和不重人才的幾件事，既反襯了張、馮的正直高尚，也巧妙地實錄了漢文帝的另一側面。《高祖本紀》主要寫劉邦帶有神異色彩的發跡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許多弱點沒有顯示。然而在《項羽本紀》中借范增之口道出其貪財好色，《淮陰侯列傳》表現他猜忌功臣。互現法，描繪了人物形象多方面的性格，或略或詳，“功十而過一”的人物“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做到“隱而彰”；對於“過十而功一”的人物則“於傳詳之，於論贊復明之”，做到“直而寬”，由此，使得《史記》保持了實錄精神。
此外，在入選體例的人物中，司馬遷，人物選擇帶有奇采。本紀，記錄帝王事迹，卻選入了《項羽本紀》《呂后本紀》，二人並非帝王，但其歷史作用和地位堪比帝王，於是選入，反倒是真正的如漢惠帝沒有本紀；而世家講述王侯貴族的歷史，卻選入了《陳涉世家》，肯定了陳涉的首難之功，把瓮牖繩樞之子，與諸侯王相比，可見出司馬遷不平凡的價值取向。 [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