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兩種階段交接期，舊階段處於突破飽和狀態，整個過程俱在失衡，其與新階段的交接轉變必然存在着這樣的過程：高峰——低谷——直至平穩。這是從“人界”道路的角度看。從另一方面講，這一間隙期正是“物界”道路成型的端倪。如毛澤東時期倡導的共產主義模式，在當時極大的凝聚了人民得力量，但是，當這一時期的“人界”道路聚變的根本原因（即生存危機）解除后，“人界”道路又在逐漸的恢復一種巨大的彈性。這種彈性與以往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於它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第五階段，蒼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階段）。與此同時，中國也步入了真正意義上的展擴輔助型法治道路階段，因為西方“物界”道路意義上的法的前提是平等和大多數人的人權，而此時的中國在形式上也已經開始了這種歷程。這也正是我將又一名稱——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階段賦予它的原因。而這期間法律的輔助作用主要體現在了以下的三個方面，一：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均衡性，人界式道路不可能在所有的領域與所有的層面都佔有主導地位。在其極為成熟的局部領域或地區，真正的法治化就有利於系統全面的實施並在之後的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而這種作用對其他人界式道路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又有着側面的輻射作用。再則，法律領域內的既為西方採納又為東
餃峽傻拇罅恐行怨娣兜囊用，灌輸與發展，無論對人界式道路還是物界式道路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二：中國共產黨獨有的政治綱領和“承諾”在法律領域中從宏觀（主要指憲法，例如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憲法，就有鮮明的這種色彩）到微觀（各部門法，這裡主要是蘊涵）的“法律化”的呈現，對社會的前進與國家的發展的潛在作用與能動作用均是巨大的。三：這一階段的法律對同時期的人界式道路的發展成熟亦起着很大程度的輔助作用。例如在當人界式道路走入相對下降趨勢時（前邊已論述的人界式道路的弱性與弊端所致），法作為一個能為人所用的既成文又系統且公開的強制性工具更明顯的發揮着一種其它的“工具”或規則所無法比擬的相對強力的遏止作用；當人界式道路的發展處於上升狀態時，這種作用又更明顯的表現為法律文化所蘊涵的許多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與規律均可以被吸收與轉化，進而使之能為人界式道路的發展成熟所發揮的獨到的作用
今天，中國“人界”式道路正處於超越第五階段奔向第六階段的進程中。那麼，相應的中國式的法治道路還要經歷哪些坎坷，又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克服並完成中國“人界”式發展道路的最高階段，是我在下一章將要綜合論述的。
三 中國法治道路推進的歷程及方式
上一章我們已經論述了中國法治道路現階段處於第五與第六階段的交接位置。下面我們具體來闡述一下怎樣由第五階段過度到第六階段。
（一）當前中國法治階段的概況及任務
第五階段的“特型”的原因我們已經論及，是中國人界道路發展方式的一個必經階段。經過第五階段的洗禮后的法律，代表了相當的民眾利益，人民當家做主的力量也有了一定的展現。但是重心依然在政府，更進一步講，在統治階層（不是階級，因為在第五階段的“人界”道路轉型后，西方意義上的階級在我國已經不存在了）即中國共產黨的掌握之中。法律的平民性較淡，即便是規定了也難以全面實施。此階段最為顯著的是兩種性質的規則的存在：即明規則和潛規則。明規則的載體顯而易見，成文的法律規範，政策文本；而潛規則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的“特權”的集中表現，它將中國“人界”道路中的極具特色的人文思維方式在政權的層面上凝聚。究其本質，中國人願意追求一種不受約束，無所不為的境地。當這種意識處於順應社會發展潮流時，則光彩萬丈；相反逆潮流而動時，則不擇手段。不論是上升還是下降，中國人習慣透過某種束縛追求實質的效用。更進一層，從法的角度講，即如果不遵循會怎樣，怎樣才能不守法，追求的是不遵循規範的能力。而西方人則側重於怎樣利用法的規範保護自己。因此，東西方“人界”與“物界”的發展道路的不同，決定着其崇尚的方式的不同，信任的領域亦不同。因此這一時期的法不具有完全的現代
庖宓姆ǖ奶氐悖更準確的說是西方意義的法的特點。但是，它具有巨大的潛在的發展趨勢。因此，怎樣將這種欠缺轉化為從體系到內容都完備的中國式的現代法系，便是現階段中國法治道路的一個重要任務。而這一任務的重要承擔者應為在當今中國社會最具影響力並且最能為大眾認可的“遊戲規則”的締造者和推動者——中國共產黨。而現階段的純法律的作用僅僅是一個輔助型的推動
那麼，這個演變的過程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態？接下來我們首先需要闡述一下未來的目標，即第六階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階段的具體特徵。“局限型”在這裡並不是指一部分人應遵守，另一部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遵守（那是第五與第六階段過度期的特徵），而是描述了一種狀態，是上一章所闡述的中國“人界”式發展道路中的以“人界”方式為引導社會前進的重心的一個制高點階段（即第六階段）。這種制高點在中國的“人界”式發展道路上大致應經歷以下三次成熟：
第一次，是以大唐盛世為代表的，它凝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結晶，是“天人合一”（這裡的“天”代表着一種以人（將人至於神的位置）為中心的統御自然萬物的哲理）思想與封建忠義思想的結合。第二次，是以毛澤東時期為代表的，由於直接的生存的危機與內在的人文力量的彈性極限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天人合一“（這裡的“天”已經觸及到了一種從社會協作角度的大同意識）的傳統思想與共產主義理想的交融結合。第三次，應該在我們將為之奮鬥的第六階段，這一階段成熟的標誌為“天人合一”思想與“容納的自然化，人慾的平淡化”的完美結合。下面首先看，何謂容納的自然化：容納，這裡主要指一種既浩瀚又平靜的心態和境地；而自然，則集中表現為一種人類社會自身的發展規律與客觀世界根本規律的很大程度上的平衡。而這裡最為集中的是體現在政治人物身上的“大國心態“。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我覺得中國以“人界”為重心的發展進程的極點是在一種局限的生產力水平下（因為還未轉移到以“物界”為重心的第七階段，因而生產力水平不會十分高）達到一種引領階層（社會力量的重心）的普遍的相對“高能化，高德化”（就前邊的人慾平淡化而言）；與此同時，現代意義上的法系力量亦能藉此機會發展壯大，從而完成社
崆敖的引導力量的重心的移轉。那麼，這種“高能化”具有哪些針對性，具體又當怎樣運做呢？其針對的癥結我想應當包括，就內在能力而言的中國人明顯的一些弱點（從根本上講，是“人界”道路的必然弊端），諸如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內呈現的“缺乏創新”，“惰於實踐”，“恐懼外族”等等劣根性的存在。再來看“高德化”，即“人慾的平淡化”。平淡慾望，是針對中國特有的癥結而出爐的特有的方式。人的慾望，這裡主要指享受的慾望，包括惰欲，貪慾，情慾等等。這其中尤以情慾最難控制。在反腐行動中，中共高官的紛紛落馬，幾乎都與情慾的放縱有着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如廈門遠華走私案的貪官幾乎無一不包養情婦，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原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廈門市副市長趙克明，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不諱的講道：“金錢和權力的誘惑我抵抗的住，但是，女人這關我過不了”。足以見其危害之大
在這個階段我們首要的任務就是對以上這些劣根性的破除。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人前進的重心側重於內，而不側重於外；側重於心，而不側重於物：側重與人性而不側重於法律（其原理在上一章的“人界”道路特有的彈性機制中已有闡述）。破除這些弱點，從一般角度而言的方法，主要是在各領域的實踐中通過各種強性（黨紀，法律）及弱性（政策，教育灌輸）的方式，轉移人的思維定勢，周而復始，增量促成。例如，就其中一弱點而言，何為“缺乏創新”，從哲學的角度講，萬物具有連帶關係，萬變不離其中，創新從根本上講也只是轉換了一種外在形式，而不創新未必就是不發展，它亦可為一種不易為人察覺的發展，而這種發展更具潛在力量，等等。類似於這種方式即可應用於“高能化”的歷練亦可應用於“高德化”的歷練，它對於局部的化解各種慾望，平衡各種心態，增強內在的素質均有着相當的效力。但是因為它具有着更多的權術色彩和邏輯學及心理學色彩，不是本文着力論述的。本文之所以涉及，也是用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重心的構造的剖析來為真正平等意義上的中國式的法治社會的成型，成熟，及主導的轉化奠定理論上的根基。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本文自始至終力圖呈現的中國“人界”式發展道路及西方“物界”式發展道路
囊焱，深入理解這種道路的根本走向和優劣變換的規律，是中國領導階層破除內在弱性，化解外在壓力，歷練成熟，直至達到第六階段“化欲呈德（這是我的一個濃縮的提法，簡而言之就是用淡化和控制慾望的方式及途徑，歷練一種清高的品格），大國心態（前邊提到的‘超脫的容納’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的最根本的方式（這與前些年江澤民主席在不同的場合一再強調的“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有着異曲同工之意）。亦是從正面帶動中華法系進入真正的引導社會進步的重心角色的根本路徑。而能擔當起領導層這個角色的，在中國只有共產黨
（二）中國法治的本土政治資源
下面，我借用一個新名詞“法治本土資源”來描繪中國的法治現狀。而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無疑是當今中國最大的法治本土資源，那麼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共產黨又具體應怎樣領導中國的法治進程呢？
法治的本土資源〔3〕，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提法。從現實中國國情出發，中國推進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資源，就是中國的本土政治資源。所謂本土政治資源，大意是指一國領土範圍內的可資利用的政治組織、政權效能及其社會基礎和影響。從一些人們熟知的基本事實出發，我們可以簡單說明一下，中國實行法治的本土政治資源大致有什麼樣的內容和意義。
中國擁有一個龐大且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組織，5000多萬共產黨員集中了中國優秀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下至鄉鎮街道上至中央部門的黨政組織仍然比較有效地治理着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級黨政部門具有仍然很強的社會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推動能力。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認的事實。
對於中國的龐大且強有力的政治資源，不能僅從概念和字面上去理解，這種政治資源還內在包含着由政府掌握和支配的巨大的經濟資源、知識資源。就法律生活而言，政府也掌握着各種正式的法律組織和通過各級城市和農村組織延伸到社會的民間生活的非正式法律組織。比如，我們不久前還擁有一支由100多萬個人民調解委員會和近1000萬名人民調解員組成的社會糾紛調解力量，他們在社會生活的最基層每調解600--700萬件民間糾紛，防止“民轉刑”和非正常死亡事件達十幾萬起〔4〕。據統計，在八十年代，我國民事糾紛調解與法院處理的比例是12:1〔5〕，人民調解制度每年解決的社會糾紛曾經是法院的10多倍。目前,人民調解組織的作用削弱了,解決社會糾紛的數量在下降,但它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糾紛解決手段。這也是一支由政府所掌握的力量，是延伸到社會民間生活中的國家政治資源。
由以上不難看出，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最大本土資源莫過於政治資源，莫過於政府力量。而中國共產黨無疑是這種資源的龍頭〔6〕。
（三）當前中國法治化的具體推進方式
下面，來談一下具體的法治推進方式。我認為，大致分為三層：第一層，即前邊提到的以“化欲呈德，大國心態”為核心內容的高能化，高德化的歷練。更進一層講，是一種具有階段特色的“以德領法”，“以德促法”的過程。這種無論是一般角度的化解方式，還是對根本上的“人界”式發展道路理論的把握都應首先從共產黨內的省部級以上的高官抓起。因為這一階層是重心之所在，是中國社會推進動力的最為直接的具體力量和率先垂範的抽象力量的交匯點。
第二層，其一，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大量發布，灌輸，貫徹現代法律法規及法律觀念，健全法律體制（這裡廣義上講包括各式法律體制，權力運作體制，政府和官員監督體制，市場經濟運行體制等等，但是這些方式和路徑過於具體，而非本文的宏觀導向和論述，因此在這裡不做詳細闡釋），促進與世界的接軌;其二，建立和培育各式的基層民主自治組織和人民團體，增強更為具體的維護法律權利的意識和團體力量。儘管從局部上講，現階段中國法律很難實現憲法中釐定的宏偉藍圖。但是，也正因為中國擁有獨具產生和維繫這種藍圖以不同種形式存在的巨大人文力量，促使中國可以走向完美。
第三層，在條件適宜的局部試點，建立既具理想的“高德化，高能化”的領導階層，又具現代法律意識和素質的市民階層的行政區域。這有點類似於曾經很有名氣的大秋庄等典型的“共產主義”村。但是與之不同的是：首先這是在中國共產黨及政府的明確計劃內有步驟有次序的實施的；其次在區域內用本文闡釋的中國“人界”式發展道路理論及由之導出的展擴輔助型法治道路理念為底蘊與主導，並在實踐中使之能轉化為更為具體的凝聚力與推動力，以期起到一種引航燈的作用。
行文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同時，一種信念也油然而生：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特色的“人界”式發展道路與中國展擴輔助型法治道路必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將中國人民引入一個更為民主，文明，富強的國度。
參 考 文 獻
〔1〕參見張文顯主編的《面向二十一世紀課程教材——法理學》第二章法學的歷史 第一節 西方法學的歷史 第11頁，北京大學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參見張文顯主編的《面向二十一世紀課程教材——法理學》第二章法學的歷史 第二節 中國法學的歷史 第15頁，北京大學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參見蘇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一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4〕〔5〕《1996年中國行政發展報告》第983、143頁，1982年數字。
〔6〕該節內容與註釋主要引自蔣立山的《中國法治道路初探》的第四節“什麼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資源”，載於北大法律信息網。
后 記
該篇文章旨在從本源的角度闡釋中國帶有西方意義上的法律體系的成型的動力，時期及發展的脈絡過程。但是，由於試圖論證和引用的哲學理論過於深奧，有些地方連自己也難於把握，只是腦子當中蒙朦朧朧的一個發展的體系。再則，文章過於側重從產生的本質角度去論述法的存在與發展，而缺乏較為系統的從法的自身發展的脈絡入手體現其對社會的反作用，這也是社會前進動力的一部分，同樣也影響和充實着社會發展主導力量的組成和運做。這也是需要進一步去歷練完結的一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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