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各個朝代的相對位置至是根據我個人理解而定，其不一定是精確的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歷史時期經濟政策和經濟繁榮程度的分佈基本符合"經濟自由度越大，繁榮程度越高"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規律。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中國絕大多數歷史時期都處於經濟自由度底，經濟發榮程度也較低的象限中。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國有經濟"、"國企"、"計劃經濟"並不是中國在引進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才有的現象，而是在我們的漫長的歷史中始終存在的現象。可以說"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是中國過去兩千年歷史上都始終存在的，甚至是"主要"的經濟管理形式。
四。"桑弘羊之問"真的沒有答案嗎？
在《歷》書的結尾部分，作者吳曉波說了這樣一段話：
中國是"國有企業的故鄉",自管仲變法以來，政府就開始對重要資源實行專營，到漢武帝晚期對國營政策的質疑就不絕於耳，在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對儒生們提出的那幾個問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找到答案。
究竟2000年前的桑弘羊提出了什麼樣的經濟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都沒有辦法回答？讓我們首先回到那場著名的"鹽鐵會議"上來：
公元前81年漢朝朝唐上的"鹽鐵論"
在漢朝初期，由於國家生產力在秦末的戰爭中得到了很大的破壞，因此漢文帝 和 漢景帝 在執政時期 採取了輕徭薄賦的經濟政策，同時大量減少國家對於經濟的干預，不與民爭利，讓人民和國家經濟得到休養生息。根據我們上文講到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這樣的經濟政策會有利於經濟的繁榮和發展。結果在歷史上就出現了少有的盛世局面——文景之治。史書上記載的倉庫里的糧食都多得吃不完，穿銅錢的線繩都腐爛了 就是指這個時期。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野心勃勃的皇帝為了平定邊患、擴大版圖 開始加大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對當時國家重要的物資 鐵 和 鹽 實行國家壟斷，以抬高其售價，用得來的收益支持對外的戰爭。同時採取加重稅收、加強管制等手段來計劃總國家資源支持國家對外擴張政策。在漢武帝時期，中國雖然對外戰爭取得了接連的勝利，版圖得到了空前的擴張，但是經濟很快由盛轉衰，前幾代積累的財富消耗殆盡，民間也是怨聲載道，出現了"天下困弊，盜賊群起"局面。漢武帝晚年時感到自己的政治、經濟政策有很大的負面作用，給黎明百姓帶來了災難，於是向全天下發出"罪己詔",取消了他之前推行的經濟政策。
漢武帝去世后，來自漢朝各地的儒家學者 與 漢武帝 "國營化"策略的主要策劃者和執行人 桑弘羊 在漢朝的朝唐之上來了一次關於 "鹽鐵國營"利弊的辯論——史稱"鹽鐵論". 反對"國營化"的儒家學者 認為應該取消鹽、鐵等物資的"國營化",以藏富於民，他們反對"國營化"的主要理由是：
一、鹽鐵、均輸、平準等是"與民爭利",造成官商勾結，物價沸騰，民間經濟蕭條；
二、國營企業生產和經營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麼不適民用，要麼質量低劣，各級官吏則強買強賣；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權貴經濟，形成了一個背靠政權，以國營為名，通過特權攫取龐大利益的經濟集團。
可以看出，儒家學者對於"國營化"的弊病有着清楚的認識，這些對於"國營化"的指責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完全適用的。
面對儒生的指責，桑弘羊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採用的反問的策略，這就是"桑弘羊之問":
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
戰爭的開支從哪裡出？
國家的財政收入從哪裡得？
地方割據的景象如何化解？
據說在本次鹽鐵大辯論上，儒生團體雖然人數佔優，聲勢浩大，但是面對桑弘羊的上述反問時，儒生們卻始終沒有找出能站得住腳的應對之策。但是我認為這不能一味譴責儒生，畢竟在2000多年以前人們對於經濟、政治 和 社會運行規律的認識還是非常初級的，但是人們面對戰爭的威脅卻是近在眼前的，回答不了"桑弘羊之問"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仍然回答不了桑弘羊之問，那也未免言過其實了。在我看來人類過去2000年政治和經濟實踐，以及日漸成熟的經濟、政治學理論完全可以回答桑弘羊之問。
首先我們來看桑弘羊的第一、二問：
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
戰爭的開支從哪裡出？
國家的財政收入從哪裡得？
今天，只要稍具政治和經濟發展知識的人可以看出桑弘羊提出的問題是不攻自破的。難道只有實行"國營化"的國家才能獲得財政收入，才能有錢打仗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面對強大法西斯軍力的盟軍一方的主要參戰國英國、美國、中國 在戰爭前都實行的都是"非國有"經濟政策，難道這些國家就沒錢打仗嗎？當然不是！今天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現實告訴我們的恰恰相反：那些最徹底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市場經濟）、"國有經濟"成分儘可能少的國家，恰恰是政府財政收入最多，軍事實力最強的國家。
二戰時期的英國首相丘吉爾
這並不難理解，在正常的國家中政府的財政收入和軍費來自於"稅收"——經濟繁榮基礎上的一定比例的"抽成", 而不是來自於"壟斷"——將各個產業抓在政府手中，用其產出來支持國家財政。
在"抽成"的模式（市場經濟）中 財政收入 與 經濟繁榮並不矛盾，相反經濟越繁榮，"抽成"（財政收入）也越高。同時如上文所述在市場積極條件下經濟活動參與者享有"自由",他們參與交易的積極性也更高，因此更有利於提高社會整體上的交易活躍度和經濟繁榮，從而使得"抽成"也水漲船高，即政府的財政收入也越高。
而在"壟斷"模式中（計劃經濟），財政收入來自於 用"壟斷"取代自主經營后的收益。這種情況下個體沒有參與經濟活動的 "自由"（或者被迫參與其中），他們的交易積極性遭到抑制，因此"壟斷"模式雖然能夠在短期內是政府財政收入獲得增長，但是從長期來看由於生產者沒有足夠的機會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因此經濟繁榮無法持續，進而財政收入也無法持續。因此採用"壟斷"和"國營化"來增加財政收入無異於殺雞取卵。
另一方面，如果說在戰爭時期由於對外作戰的特殊需要，採取"國營化"或者"計劃經濟"有一定的合理性。那麼在非戰爭時期一個國家依然採取"國營化"和"計劃經濟"策略，則是完全沒有合理性的。而且這樣的政策往往將一國引向戰爭，其邏輯是：計劃經濟→經濟衰退→社會內部矛盾加劇→向外部轉移社會矛盾→戰爭。
現在我們來看桑弘羊的第三問：
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
地方割據的景象如何化解？
顯然桑弘羊的這個論斷更加不堪一擊。你能說現今世界上正在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已經分裂了？或者正在走向分裂嗎？ 照我看事實恰恰想法，這個世界上依然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才是要麼已經分裂（蘇聯、南斯拉夫），要麼正在走向分裂（朝鮮）。
為了徹底駁倒桑弘羊的觀點，讓我們再桑弘羊的觀點推向極端一些：如果一個國家面臨戰爭的威脅，那它是不是應該採取"國營化"（計劃經濟）來集中資源來應對戰爭威脅呢？
前文已經提到，當面臨戰爭威脅或者處於戰爭狀態時，實行一定程度的 "國營化"和"計劃經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儘管是這樣，長期採取這樣的經濟政策也並非明智的選擇。因為實行計劃經濟雖然可以短時間內聚集應對戰爭的資源和力量，但是它卻有一個很嚴重的副作用——抑制創新。由於實行計劃經濟必然要限制全社會成員參與經濟活動的自由，因此個人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必然受到打擊，而沒有個人積極性引導下的個人投入，現有知識體系的邊界很難被拓展，因此我們看到在世界範圍內，雖然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有可能在短時期內聚集其很強的"國力",但是這種國力主要是也已有的經濟/技術成果的在數量上的簡單累積，卻很少有在"質量"和"創新"的層面上出現進步和飛躍，因為後者與"自由"緊密相關。
現在讓我們嘗試回答那個"升級版"的桑弘羊之問：如果一個國家面臨戰爭的威脅，那它是不是應該採取"國營化"（計劃經濟）來集中資源來應對戰爭威脅呢？
我的回答是：
如果一個國家處在類似戰國時期 "六國"的那樣的位置，那麼其實行"國營化"（計劃經濟）是有必要性的，並且其實行"國營化"和計劃經濟的程度應該隨戰爭的威脅程度增大而增大。原因是在"戰國"時期的生產力和技術條件下，戰爭的勝負主要取決於人力和資源的簡單疊加和累積，而不取決於技術創新和進步（起碼不主要取決於技術創新和進步）。而強力的"國營化"和"計劃經濟"是最有助於戰國時期一國戰爭資源的累積的。但是在今天的生產力和技術條件下，戰爭的勝負並不完全取決於戰爭物資數量的多少，而是越來越多地取決於戰爭技術的創新和進步。在這一前提條件下，儘管面對戰爭威脅一個國家可以實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政策，但必須始終保持相當程度的"市場經濟"政策，以提供應對戰爭所需的財政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決定戰勝勝負關鍵的技術創新。正如二戰中的英國和 美國，正如今天面對敵國環飼的以色列。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讀後感（二）
中國經濟閉環
劉冰
吳曉波的這本《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一經推出便獲獎無數，好評如潮，最近偶得，如獲至寶。全書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以建設性的理性心態，坦陳變革的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深入剖析了隱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閉環邏輯和規律。內容實有借鑒意義，且發人深省，確是一本名副其實的好書。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說，如果在300年後再看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這幾十年，很多歷史事件的重要性將被顛倒過來，第三流事件是冷戰的結束，第二流事件是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關係，而第一重要的將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崛起。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在《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中提出，中國經濟三大特徵是偉大、非計劃和意外性，認為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成就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中國經濟仍將以這種意外性繼續發展下去。
可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精英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迅速崛起，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情，既然重要且看不懂，那對中國崛起的警惕必將成為西方世界一個一以貫之的心結。而吳曉波先生的這本書，以一位中國學者的視角，回溯到我們自己的歷史的源頭和深處，以方法論的角度分析了什麼東西導致了我們現有的經濟狀態，以及中國式改革的未來發展方向。
該書認為，中國一直以來且必將堅持下去的文化內核是"大一統".經歷歷代王朝的演變，中國上上下下都有一個強烈的共識，就是統一是好的，分裂是壞的，所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中國人最害怕、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統一是一個宿命般的，帶有終極意義的中國文化。而在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民俗紛雜的地區維持大一統，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歷代統治者必須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設上具備卓越的智慧。
吳曉波在書中提出了兩個研究工具對中國歷代經濟變革進行觀察和分析。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團博弈法，發生在歷史及當下的所有中國問題，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四大利益集團互相博弈的結果；其次是創造性地提出了四大基本制度，大一統的中央政權要想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模式、全民思想控制、社會精英聚集和宏觀經濟制度模式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中國歷史上眾多制度創新均圍繞着這四大基本制度展開，在工業文明之前，它們分別呈現為郡縣制度、獨尊儒術、科舉制度和國有專營。
全書從春秋的管仲變法開始直至十八大召開共用12章的篇幅，以時間為軸，重構了歷代變法全貌。我們在書中可以見識到自由主義市場大師外加凱恩斯主義鼻祖的"穿越人"——管仲，如何在放活微觀（降低關稅，破除貿易壁壘）和管控宏觀（鹽鐵專營，稅收創新）上大顯身手；體會到"商鞅變法"所開創的郡縣制、戶籍制和土地私有化的不世之功；理解漢武帝和桑弘羊如何通過"獨尊儒術"、"推恩令"、"平準"、"均輸"和"五銖錢"施行歷史上第一次政治配套體制改革，最終打造成了中國式帝國模板，但又在自己的暮年發布輪台罪己詔，坦誠自己政策失敗；也會搞明白在歷史大勢的分合數百年之後，劉晏如何復活桑弘羊之政將垂死的大唐王朝從墜落的邊緣拉回來，理想主義的"王安石變法"如何走向慘烈失敗，如何使得後來的統治者徹底放棄體制內創新，將中國帶進閉關鎖國的死胡同的；也會最終理解從"洋務運動"到"四萬億"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的六次"國進民退"的因果關係。搞清楚為什麼我們始終處在"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歷史的閉環之中。
讓我們回到公元前81年的2月，漢帝國的朝堂上舉辦了一次關於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辯論，一方是6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極力反對國營化的大儒，另一方則是桑弘羊和他的屬吏。在這場辯論中，大儒們慷慨陳詞痛批國營化政策"與民爭利"、"官商勾結"、"權貴經濟"的弊端，但並未能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而桑弘羊則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問":如果不執行國營化的政策，戰爭開支從哪裡出？國家財政從哪裡得？地方割據如何破？這場辯論的內容，被編成一部流傳至今的奇書——《鹽鐵論》，中國經濟政策為維護大一統而自然形成的制度性閉環從中可見一斑。
返回現在，大家可能會認為如今中國經濟體量已如此之大，經濟和產業結構以及外部環境已非古代農耕社會可比，再說這些兩千年前的道理又能有多少借鑒意義？但是，我們也應清楚的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不也在經歷着從聯產承包和集體經濟的增量改革（放）——88年的物價闖關（亂）——94年配套體制改革（收）——98年的"三駕馬車"（國企復蘇）——08年的四萬億（第六次國進民退）——2015年的國企混改和全民創業（再放）的歷史循環？所以說，如果我們搞不清幾千年來形成的中國經濟這一循環，就無法弄明白中國經濟從何而來又要向何而去。
讀完這本書，我們至少會搞明白兩件事：第一，最近30多年的中國崛起只是兩千年中國經濟變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進；第二，中國經濟現存的"國有經濟"、"土地財政"、"金融業市場化滯后"等所謂"結構性缺陷",與其說是現有制度的"過錯",還不如說是一個"建設性結果".
按照吳曉波的結論，中國式的改革在可見的未來，將是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權找平衡點的，非西方式民主。而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在中國都如同一盞大紅燈籠上的配飾，而非光亮本身。
俾斯麥說，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航船，而"時間"在誰一邊，誰就必將崛起。毫無疑問，中國正處在自己的戰略機遇期，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就在眼前，另一方面"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正等着我們這一代人去努力實現。
內在的問題與生俱來，需要尋找出一種"基因突變"式的解決之道。吳曉波並沒有在書中提出跳出這一閉環的方法，但閉環的邏輯，顯然不能成為我們裹足不前、投鼠忌器的理由。
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繼往開來、迎難而上，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統領，以"中國夢"為奮鬥目標，全面深化體制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創造性地提出"一帶一路"構想，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描繪了宏偉藍圖。有理由相信，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下，終究有一天我們不會再為"閉環"所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會實現！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讀後感（三）
作者：公司金融部 蔡潔瓊
有人說："歷史就像演戲，使人眼花繚亂。"一個好吃、好田、好色的君主和失意商人聯起手來，完成了中國史上的第一場成功的經濟改革，這就像演戲。但這就是歷史。
喜歡《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先由書名開始。一聽這書名，我就毫無違和感地將其和歷史故事及史實關聯在一起。打開書以後，又慢慢地被裡面極富代表性的經濟改革事件所吸引。
此書從遙遠的公元前7世紀開始講起，沿着歷史的脈絡，較為系統地梳理了歷代經濟制度變革的核心故事。管仲——一個戰場逃兵和失敗的商人——卻被譽為古代版的"凱恩斯",他的士、農、工、商社會分工管理思想、"放活微觀，管制宏觀"的稅收價格財政改革以及鹽鐵專營政策，是重商主義的首次嘗試，也是中國古典市場經濟體制的雛形。相較而言，三百年後的商鞅則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通過確立和推廣軍爵制、郡縣制、"農戰立國"戰略、統一度量衡和戶籍制等，商鞅在秦奠定了中央集權制度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使秦國最終傲然獨立於戰國群雄之中。吳曉波認為，"以上兩種變革方式皆具開創之功，它們分別提供了兩個頗為極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級般地站在後世歷次變革的兩端".
誠如其所言，秦朝以降，從漢武帝"大一統制度"到李世民治國之略，從王安石變法到清末洋務運動的現代化變革，從北洋政府時期極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到民國時期的統制經濟，從1949年之後的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的探索，基本上是管、商兩種變革方式的此消彼長，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進退博弈、政府與民間權益分配、無產者與有產者妥協、計劃經濟管理與市場配置作用的相互影響下推進我國經濟變革歷史的進程。
通讀全書，你會發此書並不是一本單純的經濟史集——除了還原中國經濟史的真相，以及改革背後的"洶湧暗流",吳曉波還提出了經濟學的規律和觀點。撫今追昔，回到當下，吳曉波認為"‘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他細數了歷代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變革，說明自由化儘管刺激了民間經濟的高速發展，卻無法起到中央集權的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而中國在激蕩三十年中的崛起，恰恰證明了大一統框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作者認為在此框架中，諸多經濟模式並不存在界限分明的鴻溝，可以共同作用併發揮成效）。這是改革的先鋒者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所探索的發展經濟和穩定政權的方式。當然，我國三十年改革開放中的大一統也並非完美無缺，它所帶來的"結構性缺陷",包括國有經濟龐大、土地國有化以及政府對民間金融業的壓制等改革難度還是較大。隨着2014中國製造、2015國企改革、養老金入市和全面放開二孩等一系列組合政策的陸續推出，製造業的出口能力增強、國有企業向民企放開、消費內需進一步擴大已成了大勢所趨、指日可期，將在未來幾十年中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換來不小的拓進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