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追憶
作者：趙海軍
又快到六一節了，看到電視里孩子們面帶笑容、歡天喜地的幸福場面，我不由得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時代。
先從記事兒時說起吧。我初記事兒時，“文革”已經結束，但生產隊里卻還是大集體體制——集體勞動，按勞分配。由於大人們白天要勞動，要掙工分，顧不上照看孩子，於是莊上的小孩子成天爬高上梯，瘋跑瘋玩，很不安全。後來，在家長們的強烈要求下，隊長讓一個剛下學的姑娘負責帶我們，成立了所謂的“育紅班”。教室是一間廢棄的倉庫，書桌是臨時找人砌的長石檁條，凳子需要自己從家裡帶來。雖然育紅班條件極其簡陋，我們的肚皮也時常吃不飽，但回憶起來，那段日子卻還是過得很快活。在育紅班裡，我們除了學一些簡單的加減、識字和歌謠外，其餘的時間多是玩耍和做遊戲。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那時曾唱過的幾句歌謠：“小汽車，滴滴滴，上面坐着毛主席。我拿槍，你拿筆，堅決打倒劉少奇。”
在育紅班呆了兩年之後，也就是在一九八一年的秋季，我“考”上了村小的一年級。那時候，由於村裡的適齡兒童較多，在上一年級前，學校要進行測試篩選。我記得，我那年測試的內容好像是數數字，就是從一正數到一百，再從一百倒數到一。你不要看這考題簡單，當時很多孩子硬是數不成呢！村小的一年級有兩個班，緊挨着村部，孤立於整個校園之外。與村部的青磚大瓦房相比，一年級的教室簡直可以用“慘”字來形容。房子是土坯房，牆體破敗，尤其是北牆歪斜欲倒，裂縫大得可以伸進拳頭；房頂瓦片殘缺不全，坐在教室里抬頭都能看到星星點點的天空。在這樣的教室里上課，晴天還好說些，到了雨天往往是外面下着大雨屋裡到處下小雨；冬天到來時，為了驅除寒意，老師讓我們從家裡帶來樹枝、秸稈等柴火，在教室後面燃起一個大大的火堆。就這樣，我熬過了艱難的一年級，升入到期待已久的小學二年級。
二年級的教室在村小的“校園”內。說是校園，其實四周並沒有圍牆。課間，我們經常結伴兒跑進臨近的村莊里去喝水，或者用彈弓去打鳥。有時候玩着玩着，錯過了上課時間，我們怕回去后被老師罰站，就索性玩到放學，然後裝模作樣地背着書包回家吃飯。記得那時，校園的南邊有十來畝土地，是村小的校產，到了收穫的時節，老師常帶領我們去干農活，收麥割麻這樣的活兒我們都干過。後來，村裡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村小的土地也承包給了他人，我們的無償勞役這才算徹底結束了。
我上三年級時，村小的辦學條件有了很大改觀。比如，校園終於拉起了圍牆；真正的木頭課桌替代了水泥板課桌；另外還配發了凳子，我們再也不用搬着自家的板凳來上學了等等。但畢竟當時改革開放不久，條件還很有限，村裡尚未通電，村小當然也就沒有安裝電燈了。我們這些上早自習的孩子，到學校讀書時都需要帶着自己心愛的的煤油燈。我的煤油燈是我用使完的墨水瓶和牙膏皮自製的。為了省油，我常把燈芯留得很短，讀書時趴在書上，歪着腦袋看書。很可能是從那時起，我的視力開始逐漸下降，後來終於成為一名真正的近視病患者，並且還是一個右眼近視、左眼視力正常的獨特近視病患者。
到了四、五年級，可能是逐漸懂事兒了吧，我貪玩的心收斂了很多，成績也穩步上升，開始位居班級前列。五年級時，我還代表學校到鄉里參加了一次全鄉的數學、語文競賽，成績如何不得而知，但這次參賽卻讓父親在鄉親們面前掙足了面子，也讓他認認真真地思考了我的學業問題。為了使我有一個更好的前程，一九八六年春節過後，父親把我轉學到鄉里的完小（即中心小學），並安排我寄居在離該校不遠的二姑家裡。
從那以後，我離開了我熟悉的村莊和玩伴，也漸漸遠離了我天真無邪的童年時代。
——2013/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