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有生之年就已經死了。只是我有幸飲了克爾凱郭爾、卡夫卡、海德格爾這三脈清泉之後，以致我的幽靈依然在人世間浪蕩。
——題記
浪蕩，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有兩種解釋：一是到處遊逛，不務正業，遊盪；二是行為不檢點，放蕩。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對這個詞避開了詞典的解釋：遊盪是我的閱讀儀式，而放蕩卻是我的寫作儀式。兩種儀式疊加起來，就構成了我的浪蕩之旅。
為什麼在這個充滿光怪陸離的詞語世界中，我卻要選擇“浪蕩”作為我生活的全部？或許這與我的意志和靈魂的選擇有關。我的意志告訴我：只有在不斷地浪蕩在克爾凱郭爾、卡夫卡、海德格爾的圈子中，我才能到達自由的家園。只是靈魂的使命卻把我推向了這一圈套中，我在他們的思想中挖掘我靈魂需要的東西。於是我的靈魂就像飄蕩在人間大地上空一樣浮浮沉沉。這就是“浪蕩”逼我選擇的原因——那就是通過他們的思想挖掘，可以讓我對號入座地在這個社會中描繪我的觀察與體驗。克爾凱郭爾的恐懼與顫慄、卡夫卡的憂鬱與絕望、海德格爾的此在與大道，都讓我產生前所未有的幸福，我都在通通地消化它們。只有在消化的過程中，我的浪蕩才顯示出它所屬於的意志範疇。
恐懼與顫慄
我沒有任何信仰，所以面對亞伯拉罕的宗教行為感到不可思議。可是亞伯拉罕的信仰卻走向了上帝的拯救，這與中國的一句古話是很相像的，那就是：置於死地而後生。亞伯拉罕的行為是通過信仰把兒子以撒置於死地而後生。在對上帝的虔誠中，亞伯拉罕走向了拯救之路，以致他的靈魂在許多年以後讓克爾凱郭爾產生恐懼與顫慄。克爾凱郭爾不是從信仰的角度來闡釋亞伯拉罕的行為，而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解釋的。其實我也不清楚克爾凱郭爾的解釋能證明得了什麼？只是在信仰與愛中，我們難於選擇。在西方世界中，至少可以選擇上帝；而在我生活的中國，如果要一個人也像亞伯拉罕那樣犧牲兒子做燔祭，那麼這個人是不可思議的。或許中國遠古時也有這樣的儀式，比如陪葬，然而他們卻是在權力的淫威下不得不如此。上帝與權力，可能是同一的。上帝是神秘的，而權力也是如此。中國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是中國的權力信仰卻從古到今的。所以當我翻開中國歷史時，也讓我產生恐懼與顫慄。或許你作為一個中國人，有着這樣的悠久歷史而沾沾自喜，但是中國歷史對我來說，卻是一種恥辱。在我所了解自己民族的血淚史之後，我就對“中國歷史”這四個字產生前所未有的顫慄。於是我終於放棄了學習中國歷史的博大精深的國學，我只有把我的眼光放入國外。這不是我的偏見，而是顫慄的心要我遠離對它的學習。當亞伯拉罕把以撒向上帝燔祭時，以撒得救了。而當中國把我的民族進行驅趕和屠殺時，我的民族卻為被拯救過。不管是過去、現在和未來，落後就要被挨打，這是真理。中國也經歷過這樣的履歷，所有的炎黃子孫都有這種切心之痛。面對中國近代史，我也痛心疾首，但是我不是炎黃子孫，我是蚩尤的後代。所以當別人說華夏子孫、炎黃子孫來概括中國人時，我是不贊同的，同時也很反感。或許是後天的學習改變了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置於價值觀，我想我必須遵循我的民族的一切風俗習慣。只是我的人生讓我對中國的歷史產生顫慄與恐懼。當中國歷史的風吹過我的頭頂時，我發抖着。特別是當說到什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康乾盛世，那是別人的歷史驕傲，卻是我的歷史恥辱。雖然我在學習，但是我是不得以之舉。我與其無法走出中國歷史的魔圈，不如把自己置入克爾凱郭爾的圈子中去。在他的圈子裡，或許可以引發我的思考從中國歷史的恥辱感中轉向。當我一遇到克爾凱郭爾的思想，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於是我只能沐風櫛雨般地在他的世界觀中流連忘返。這樣對我是好的，起碼可以治療我對中國歷史的反感之症。在我飲着克爾凱郭爾這一脈清泉時，我的生命走入了另外的一片世界之中，我衝破了隨風逐流的大潮，我自囿在自己的寂寞與孤獨，我在尋找着一種表達這種寂寞與孤獨的思想。我想放棄一切的再追求，專心來思考我為什麼會在克爾凱郭爾的世界中產生如此大的震蕩？我的生活正在趨近於平靜，我要反叛一切我一直帶着的那種明顯具有中國歷史的思想觀念的習慣。我現在正在努力，即使我會因此而走向絕路，我也只能在這條絕路上走到極端，走到最後我再也沒辦法再邁出一步。
憂鬱與絕望
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說：“寓言是波德萊爾的天才，憂鬱是這一天才的營養源泉。”而相對於卡夫卡，憂鬱是卡夫卡的天才，絕望卻是這一天才的營養源泉。憂鬱是天生的，絕望是在後天的環境中造成的。一個人的憂鬱是骨子裡的事情，假裝是不可能的。自從他降臨人間的那第一哭聲開始，他就註定永遠在憂鬱的光環照耀下生活。憂鬱不是一種病，而是人的別無選擇。卡夫卡面對父親的強大以及從小所受的遭遇，使他走向了絕望之途。約瑟夫.K與土地測量員的努力最終都被判上了死刑。而格雷戈爾卻在一天早晨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以致最終孤獨地死去……這明顯是卡夫卡在絕望之中，把憂鬱發揮到了極致。所以面對卡夫卡的時候，使我不得不回憶着自己的成長曆程。我是一個憂鬱的人，憂鬱是我的全部。而絕望卻是我慢慢地接觸到這個社會而形成我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使我對人間充滿了無可理解的壓抑。憂鬱是我與生俱來的。我從小就生活在那個封閉落後野蠻的小天地里，十幾二十歲之前從來沒有離開過。以致我一離開，我一走進城市，面對城市的一切形形色色的現象，使我對世界充滿希望的心靈從此變成了絕望。於是在絕望中，我發現了我與生俱來的憂鬱，同時我也看到了我的民族是充滿憂鬱的。儘管他們有時樂觀地生活在自己的田園村莊中，但是他們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那種氣息卻是憂鬱的。一個民族從形成開始就遭受着壓迫與苦難，這不形成憂鬱那簡直難以讓人想象。然而這一切他們都在忍耐之中挺立過來了。只是烙印在我的骨子裡的東西卻永遠抹擦不掉。雖然我像鼴鼠一樣挖了一個地洞尋求安寧，但是我生活在地洞中卻聽見有一隻危險的動物也在挖着，並且那聲音越來越靠近了我的地洞。我想另擇別處，但是我已經衰老了，已經精疲力盡了。於是我只能生活在危險的威脅中。在這樣的環境里，我越來越走向絕望的故鄉。我只有無限絕望下去，因為我的哲學之樹開始在一次颶風之後發芽。憂鬱使我的全部，而絕望卻是我發揮憂鬱的上帝之手。我飲着卡夫卡這絕望的營養源泉，我的樹根正在向大地深處生長過去。只有樹根牢固，我才不至於在風吹雨打中被擊得遍體鱗傷。“起風了，……只有試着活下去一條路。”（瓦雷里《海濱墓園》）我的靈魂在命令我不要走向自殺之道，而應是試着活下去。即使我被判決死亡，我也會從橋上跳下去的，因為我在有生之年就已經死了。現在是我的靈魂在拯救我浪蕩着。
此在與大道
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正如柏拉圖當年所說：“當你們用‘存在着’這個詞的時候，顯然你們早就很熟悉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了。不過，雖然我們也曾經相信領會了它，但現在卻茫然失措了。”面對存在本身，海德格爾用一個詞來闡釋，那就是“此在”。此在不是孤立的主體，此在就是人生在世，就是“在世界中的存在。”王慶節在他的那本《解釋學、海德格爾與儒道今釋》中說：“海德格爾認為，人生在世之本為‘操心’，這也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性。人若有如木石一般悠悠，則何煩之有，何心之操？一則古老的關於人的起源的神話給了海德格爾之說以有力的‘佐證’：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操心’女神在河邊看見了一片黏土。她若有所思地從中取出一塊，將之塑造成形。當她思量這自己早就的玩意兒之際，朱庇特神走了過來。‘請賜予他靈氣吧。’‘操心’女神請求道。朱庇特欣然從命。然而，當他們要給這一被塑造成形並賦予靈氣的玩意兒命名時，兩位天神為命名權發生了爭執。不久，地神台魯斯也加入了爭執，因為是他貢獻了泥胚，最後，三位天神請農神前來裁決。農神公正裁決如下：你，朱庇特，既然賦予了他以靈氣，那就該在他死後得到他的靈魂；你，地神，既然為他提供了身體，那就在他死後取回他的身體；而你，‘操心’女神，既然第一個造出了他，那就在他活着的時候佔有他吧。這則神話告訴我們，只要人活着，他就得‘操心’。”我作為此在的存在者，我只能操心自己怎樣活着。是海德格爾的存在本體論的分析，使我順應了靈魂命令我身體活下去的規則。雖然我從一出生就老得足以死去，但是我只能在時間性中思考着我為什麼要生，為什麼要死？思考死的問題，以致我在有生之年就已經死了，可是海德格爾的向死而生，指出了我作為此在應該擁抱生命的在世本身。此在在世就是走向大道。那麼何謂大道？海德格爾的天地人神就是大道。只有天地人神和諧地相處，大道才顯現出它的功能。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於是我一直都想過着的生活：詩意地棲居，也只能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然而我面對着今天人類的詩意缺失，我的棲居也只能是在精神的家園中浪蕩。“大道如青天。”我是多麼地渴望啊！在我二十歲之前所生活的鄉村，我現在發現那才是我詩意棲居的理想對象。而我在城市之中，發現的只有大道的消失。城市只有人，而這些人，他們的人性，太人性了。天地神在城市中是尋覓不到任何的足跡。我走在城市裡，對自己的操心是充滿了無可名狀的恐懼。我向城市進軍，然而我的軍隊只能徘徊在城門之外。我的在世本身從骨子裡是接受不住城市對我的毀滅以及侮辱。城市給我的是苦難之思。因此我在苦難中思考着我的此在以及我所選擇的大道。是海德格爾的哲學之思讓我發現了我的生命在城市裡是那樣地充滿荒誕不經，無可救藥。
存在主義的浪蕩子弟 標籤：社會主義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