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廬山，便不由想起了蘇軾的《記游廬山》，“仆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喜歡蘇軾的這一小品，我想不只是因為對蘇大詩人的情有獨鍾，更多的可能是因為對他這一想法的認同。名景難書，特別如我等這種初通文墨、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輩，要是把廬山這樣的天下名景作為寫作的主題，更非明智之舉。不過文人的話大多是不必當真的，正如蘇大詩人一進廬山便詩性大發，自失其言，不但作了詩，而且一作就是七首。過後還寫下了《記游廬山》這一膾炙人口的詩文小品。或許一切都正如古人所描述的那樣“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創作者的文思與激情絕非是其本人可以控制的。這也算是我寫下這篇文字的一大原由吧。
景以人名，人以景傳。可以說名人與名盛歷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同體。為了提高廬山的文化檔次，增添人們對廬山的嚮往，廬山人自然不會讓蘇軾一如千年前的遊歷那樣輕易離開，這一點在導遊的解說詞中可以說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這次廬山之行遇到了一位十分敬業的導遊，一路走來，對廬山的風土人情、文化歷史如數家珍，特別是在講到蘇軾的廬山之行時，他竟然可以一字不差的誦讀出蘇軾的多首廬山詩，我想這應該是超出了導遊的職業要求範圍了，大概這位導遊本來就是一個“蘇迷”吧。我的這一想法從導遊講解蘇軾的神情中得到了佐證，從他那自豪的表情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已將蘇軾當成了廬山的專有。或許是因為導遊講解的過於專業和細緻，我對其唯獨不提蘇軾在開元寺所作之詩頗感奇怪。尋問之下卻發現導遊對此詩竟一無所知，看樣子廬山人對此詩並無興趣或是有意迴避。不過我倒是覺得此詩很值得一提。此詩是在蘇軾遍覽前人詩篇之後應開元寺主僧所求而作，全詩為：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此詩因觀點過激而一直備受爭議，以至成為了我國古典詩歌的一段公案。袁枚就在其所做的《隨園詩話》對出了不同的觀點。
其實，對於文學作品歷來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徐凝之詩到底是好是壞，也許永遠都不會出現一個統一的答案。編唐人詩集不錄李白、杜甫的尚且有之，更何況他人，不過我倒是認為正是因為文人們獨特鮮明的個性，讓我們擁有了一個繽紛多彩的文學世界。如果拋開藝術成就的爭論，我倒是從蘇大詩人不屑的背後深切感受到了唐人的自信與豪放。面對名冠天下的前輩詩人，面對“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神來之筆，作為後來者的徐凝尚敢直書“一條界破青山色”，這樣的豪情與自信也許只能盛行於詩人所處的那個偉大時代。在此我不由想起了另一個更為著名的典故，那就是李白擱筆的故事。面對崔浩的《黃鶴樓》詩，我們的詩仙也只能用“眼前有景題不得”來表露心中的無奈。而正是這種無奈更加激發了詩人的豪邁情懷，隨後便用一首與《黃鶴樓》意境相通的《登金陵鳳凰台》向世人展現了那個時代特有的自信。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蘇大詩人未免要遜色許多，儘管是被稱作宋代最為豪放的文人之一，儘管有“不識廬山真面目，隻身在此山中”的傳世名篇，但是對於廬山最為著名的三疊泉瀑布卻只有“飛流濺沫知多少”這種借題發揮之作，這或許就是時代差別吧。
在此，我絕沒有厚此薄彼之意，蘇軾同樣是我最為喜愛的文人之一。我只是想說，當我們在重新撿拾起那些文化碎片的時候，並不需要去刻意的迴避什麼，因為正是這些飛流濺沫給了我們一個多彩的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