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思想文化史專家、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後就讀於土木、歷史、中文、外文四系。他見證了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堅持嚴謹治學態度和優良學風的盛況。
對老師也“不太恭敬”
1939年秋天，我(本文口述者何兆武)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新校舍只有一個院子，房子不多，住也在那裡，上課也在那裡，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學院的老師，雖然並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吳有訓、葉企孫，那是周培源、吳大猷，像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這些大名人幾乎天天見面。而且，我們還常聽同學講那些老師的小段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候對老師也不大恭敬。
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跟我講“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才28歲，都是正教授。”一個錢鍾書，一個華羅庚，還有一個許寶靜，都是剛回國。我還記得當時有人問：“華羅庚是誰 ”有同學就說：“就是那個瘸子。”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抗戰後他到伊利諾斯大學教書，在美國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厲害，有一條腿總在那划圓圈。
上面說的是理學院的老師，文學院的更是天天見面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羅庸都是中文系的，我們都認得，當然，他們對於學生就不一定都認得了。歷史系至少陳寅恪、錢穆在那裡，都是大師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書，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只是掛個名。
我做學生的時候，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國通史，每個教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講，當然，國民黨也有它意識形態上的標準講法，既不是唯物史觀，也不是唯心史觀，叫做“唯生史觀”，“生”就是三民主義里的“民生主義”，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倡這個。
再如國文，老師高興教哪篇文章就教哪篇，今天選幾首李白、杜甫的詩，明天選《史記》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傳》，或者選一篇莊子的《逍遙遊》來講，沒有標準教本，考試也沒有“標準答案”。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沒有“標準”，包括自然科學，我認為也不需要有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麼進步 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遠不可能超越。
講課沒有標準教材
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
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課，聽課的人多，分兩個班，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可他們都是講到宋代就結束了。《國史大綱》是錢穆當年的講稿，學期末的時候他說：“我這本書就要出了，宋代以後的你們自己去看。”
再比如，二年級必修的中國近代史，老師只從鴉片戰爭講到戊戌變法，清朝的滅亡、民國成立都沒講。實際上，中國近代史應該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20世紀40年代，正好100年，可是老師只講了50年，等於只講了前一半。
向達先生教印度史，兩個學期只講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愛人上過北大陳受頤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連古埃及還沒講完。我記得馮友蘭在回憶錄里說，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有位老先生講中國哲學史，結果一年只講了個《周易》，連諸子百家都沒涉及。可見，當年的老師講課多麼隨便。我覺得這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每本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師講，而老師的作用正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
我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才19歲，教政治學概論的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周世逑，他的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問：“什麼叫政治學 ”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這是當然的，那麼，什麼叫政治 孫中山有個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官方的經典定義。
可是，我們的周世逑老師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伙食賬；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註冊組要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 ”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麼敢這麼說 不過我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
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於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裡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里看不來的。
當然，聯大里也有老師是非常系統的教科書式的講法，比如皮名舉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舉是清末經學大師皮錫瑞的孫子，講課非常系統、非常有條理，比如，今天講維也納會議，那麼整堂課就是維也納會議，雖然有時也談些閑話，但並不扯遠。皮先生有個特點，每堂課只講一個題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課時把這個題目講完，據說以前只有蔣廷黻能做到這一點。
另外，上皮先生的課必須交作業，像我們在中學的時候一樣，可是，他留的那些作業我到現在都覺得非常好：畫地圖。近代史從1815年拿破崙失敗以後的維也納會議，一直講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好100年，一個學期要求畫6張歐洲政治地圖，一個學年就得畫12張，當然我們也是照着現成書上抄的，不過我覺得這確實太有用了。以前我們對政治地圖重新劃分沒有地理上的具體印象，但畫過一遍之後，就非常清楚明白了。
老師不是唯一正確的
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着一個角度要好得多。學生思路開闊了，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師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開反對。
記得有一次數學系考試，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老師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就在學校里貼了一張小字報，說他去找這位老師，把某雜誌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錯。
再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
再說幾件小事。邏輯學那時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課。金先生講得挺投入，不過我對邏輯一竅不通，雖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學的是什麼東西。只記得有一個湖北的同學，年紀很大了，課堂上總跟金先生辯論，動不動就“啊，金先生，您講的是……”我們沒那個水平，只能聽他們兩個人辯。我覺得這樣挺好，有個學術氣氛，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想，如果什麼都得聽老師的，老師的話跟訓令一樣，那就不是學術了。
還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對所有物理學家的理論都不贊成，認為他們全是錯的。周培源先生那時候教力學，這位熊同學每次一下課就跟周先生辯，周先生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這位同學總是不依不饒，周圍還有很多人聽、每次路過理學院都看見他們站在院子里辯，都變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同學之間也經常討論，一則學校小，幾乎天天見面，二則非常窮，一切娛樂都與我們絕緣；三則戰爭時期，大家都是背井離鄉，1年365天，天天待在校園裡，所以，唯一的樂趣就是聊天了。我的許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學們的交談中得到的啟發，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摘自《一個世紀的人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