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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的自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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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思想文化史專家、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後就讀於土木、歷史、中文、外文四系。他見證了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堅持嚴謹治學態度和優良學風的盛況。

  對老師也“不太恭敬”

  1939年秋天,我(本文口述者何兆武)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新校舍只有一個院子,房子不多,住也在那裡,上課也在那裡,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學院的老師,雖然並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吳有訓、葉企孫,那是周培源、吳大猷,像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這些大名人幾乎天天見面。而且,我們還常聽同學講那些老師的小段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候對老師也不大恭敬。

  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跟我講“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才28歲,都是正教授。”一個錢鍾書,一個華羅庚,還有一個許寶靜,都是剛回國。我還記得當時有人問:“華羅庚是誰 ”有同學就說:“就是那個瘸子。”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抗戰後他到伊利諾斯大學教書,在美國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厲害,有一條腿總在那划圓圈。

  上面說的是理學院的老師,文學院的更是天天見面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羅庸都是中文系的,我們都認得,當然,他們對於學生就不一定都認得了。歷史系至少陳寅恪、錢穆在那裡,都是大師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書,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只是掛個名。

  我做學生的時候,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國通史,每個教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講,當然,國民黨也有它意識形態上的標準講法,既不是唯物史觀,也不是唯心史觀,叫做“唯生史觀”,“生”就是三民主義里的“民生主義”,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倡這個。

  再如國文,老師高興教哪篇文章就教哪篇,今天選幾首李白、杜甫的詩,明天選《史記》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傳》,或者選一篇莊子的《逍遙遊》來講,沒有標準教本,考試也沒有“標準答案”。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沒有“標準”,包括自然科學,我認為也不需要有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麼進步 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遠不可能超越。

  講課沒有標準教材

  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

  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課,聽課的人多,分兩個班,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可他們都是講到宋代就結束了。《國史大綱》是錢穆當年的講稿,學期末的時候他說:“我這本書就要出了,宋代以後的你們自己去看。”

  再比如,二年級必修的中國近代史,老師只從鴉片戰爭講到戊戌變法,清朝的滅亡、民國成立都沒講。實際上,中國近代史應該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20世紀40年代,正好100年,可是老師只講了50年,等於只講了前一半。

  向達先生教印度史,兩個學期只講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愛人上過北大陳受頤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連古埃及還沒講完。我記得馮友蘭在回憶錄里說,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有位老先生講中國哲學史,結果一年只講了個《周易》,連諸子百家都沒涉及。可見,當年的老師講課多麼隨便。我覺得這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每本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師講,而老師的作用正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

  我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才19歲,教政治學概論的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周世逑,他的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問:“什麼叫政治學 ”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這是當然的,那麼,什麼叫政治 孫中山有個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官方的經典定義。

  可是,我們的周世逑老師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伙食賬;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註冊組要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 ”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麼敢這麼說 不過我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

  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於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裡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里看不來的。

  當然,聯大里也有老師是非常系統的教科書式的講法,比如皮名舉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舉是清末經學大師皮錫瑞的孫子,講課非常系統、非常有條理,比如,今天講維也納會議,那麼整堂課就是維也納會議,雖然有時也談些閑話,但並不扯遠。皮先生有個特點,每堂課只講一個題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課時把這個題目講完,據說以前只有蔣廷黻能做到這一點。

  另外,上皮先生的課必須交作業,像我們在中學的時候一樣,可是,他留的那些作業我到現在都覺得非常好:畫地圖。近代史從1815年拿破崙失敗以後的維也納會議,一直講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好100年,一個學期要求畫6張歐洲政治地圖,一個學年就得畫12張,當然我們也是照着現成書上抄的,不過我覺得這確實太有用了。以前我們對政治地圖重新劃分沒有地理上的具體印象,但畫過一遍之後,就非常清楚明白了。

  老師不是唯一正確的

  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着一個角度要好得多。學生思路開闊了,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師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開反對。

  記得有一次數學系考試,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老師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就在學校里貼了一張小字報,說他去找這位老師,把某雜誌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錯。

  再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

  再說幾件小事。邏輯學那時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課。金先生講得挺投入,不過我對邏輯一竅不通,雖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學的是什麼東西。只記得有一個湖北的同學,年紀很大了,課堂上總跟金先生辯論,動不動就“啊,金先生,您講的是……”我們沒那個水平,只能聽他們兩個人辯。我覺得這樣挺好,有個學術氣氛,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想,如果什麼都得聽老師的,老師的話跟訓令一樣,那就不是學術了。

  還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對所有物理學家的理論都不贊成,認為他們全是錯的。周培源先生那時候教力學,這位熊同學每次一下課就跟周先生辯,周先生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這位同學總是不依不饒,周圍還有很多人聽、每次路過理學院都看見他們站在院子里辯,都變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同學之間也經常討論,一則學校小,幾乎天天見面,二則非常窮,一切娛樂都與我們絕緣;三則戰爭時期,大家都是背井離鄉,1年365天,天天待在校園裡,所以,唯一的樂趣就是聊天了。我的許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學們的交談中得到的啟發,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摘自《一個世紀的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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