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王老師是很早的事了。1971年，我作為小學生代表，出席康保縣召開的“文教系統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這個會議，相當於現在的先進表彰大會，很是隆重。在這次會上，我第一次認識了王老師。他當時只有二十五六歲，在一個大隊的小學教書，是出席這次大會的老師代表。王老師給我的第一映像是乾淨利落，極修邊幅，穿一身洗的微微發白的藍色中山裝，隨時隨地都緊扣着風紀扣，一雙很舊的三接頭黑皮鞋，但潔凈光亮，一張稜角分明、白皙的面龐，特別是那雙黑森森的眸子，總發著探尋求是的光彩。
1973年，我進入公社中學上初中，這時，王老師已經從大隊小學調到了公社中學任教，擔任我們這個年級的語文老師和我們班的班主任，從此開始了我們永遠走不完的師生之路。
王老師出生在教育世家，全家人幾乎都是老師，環境使然吧，他教起書來極其認真，從不為一個字的錯誤而苟且。當時“的地得”三個字的用法是有嚴格要求的，為了這三個字，我沒少受到他的責罰。有一次他就在課堂上就對我喊了起來：“你連個的字都不會用，還念什麼書！回家和你老子一起種地去吧！”下課後，他又把我叫到辦公室，一臉溫存地對我說“別怪我在課堂上批評你，我是恨鐵不成鋼呀。你不是不會用，純粹是粗心大意，沒有大棒是敲不響你這面悶鼓的。”
語文課的一大難點是語法。為了讓學生更好更快地掌握語法知識，他編了一段順口溜“主謂賓，定狀補，六者關係搞清楚，定語必居主賓前，謂前為狀謂後補。”至今尚記憶猶新。
我的一點語文功底就是那時打下的，在他的悉心教導下，我的語文成績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這也是後來我對作文情有獨尊的真正原因。
王老師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對我品行的修鍊和生活上的關照。
我上中學時，學校取暖材料一部分是由公社提供的煤，一部分是向學生收取的山柴。山柴要由學生到附近的山上砍伐，以年級和性別的不同來確定每個同學的任務量，這是一項很艱苦的勞動，我當時是同年級里年齡最小體質最差的，砍柴任務的艱巨性就不言而喻了，同學們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任務，我兩天都完不成。於是我就向王老師申請能否減少一點我的任務量。
王老師板着面孔對我說：“能完成也得完，不能完成也得完，一天完不成就兩天，兩天不行就三天，你還不能讓家裡人幫助，必須自己砍！”之後又狠狠地盯着我補了一句：“因為你是男人！”他的決絕，讓我戰慄，我覺得他太不近情理了，但班主任的話就是聖旨，我不能也不敢違抗，噙着淚水去完成砍柴任務。
那天我背荷着沉重的山柴回到學校的時候，已是滿天星鬥了。來到堆放山柴的大院里時，就見王老師一個人站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他在等待着最後回來的學生。他拍着我的肩膀輕聲說道：“我相信你行，因為你是男人。”
第二天的作文課上，他擬的題目是：
你要相信自己——記一件事
1979年，我考上了技校，離開了生我養我的故鄉，也離開了朝夕相處五年多的老師。原本不富裕的家，平添了個花錢的，經濟越發拮据了起來。我深知父母和哥哥的艱辛，入學后盡量減少一切開支，每天自己規定的伙食標準是五毛錢菜金，六兩粗糧，四兩細糧，不敢有絲毫突破。除了必上的體育課之外，其他活動一概取消，以保持足夠的體力來完成學業。每當放假，同學們都興高采烈的安排着回家，我就要求參加護校隊，這樣可以得到十元錢的護校費，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到第二學期，我開始向小報投稿，雖然十投九不中，但有時也能發個豆腐塊兒，也會收到幾元錢的稿費，當收到稿費時，我就會給父母去信，向他們吹牛說，我能掙稿費了，生活很好，每天還能吃到葷菜，不用再寄錢了，以此來減輕父母的惦記。同時，我也會把發稿的消息告訴王老師，潛在的心理是想向老師炫耀一下——我沒給您丟臉，但王老師似乎沒有意識到我的這種炫耀，總是會及時地給我一封長長的回信。
1981年春節前夕，收到了父親的來信，說今年年景不錯，父親籌備齊了讓我回去過年的路費，母親已經壓好了粉條，炸好了麻花兒，還買了一個豬頭，讓我一定回去過年。還說王老師前幾天被派到了村裡下鄉，就住在家裡，他也想見到我。
父母和老師的牽挂着實讓我揪心，我也實在是想家了，幾乎天天夢見回家的情景，但是，一想到回去一趟來回要三十多元，心情立即又沉重起來，這在當時可是家裡一筆不菲的開銷啊，我深知為了這趟回家父母所付出的代價，心理格外矛盾。
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中午，我去食堂打飯，收發室的趙老師對我說，有我的一張匯款單，我知道，這是父親匯來的路費。但當我拿到匯款單時，我一眼就認出這張單子不是父親所填，而是王老師那清秀雋永的筆跡。留言欄內寫道“寄上三十元，聊補回家之用。速回，以解父母思念之苦”。
三十元，這是王老師算過了的，也是他最大的努力了，因為那時他每月的工資才四十三元。直到現在，每每回憶到這一刻，我的血脈就會賁張，為幸逢這樣的老師而自豪和幸福。
退休后的王老師定居在了張家口市，我每次回家，都能夠見到他，比當年不知要方便多少倍。幸福的是，當年無條件也無膽量與他相對小酌的我，現在可以陪他痛飲幾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