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秘密
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秘密，現在叫“隱私”。它還受法律保護，哪怕是天大的醜事。
我家有個放保密東西的地方，即大立櫃右側的門內，平時父母有“鑰匙”把關。裡面有牛皮公文包、紅木梳妝盒、象牙麻將牌、大照相冊、父母結婚證、一張金嗓子周璇親筆題詞簽名的玉照（母親曾是周璇的街坊）、一本母親年輕時的日記、一本母親高中畢業時同學題詞簽名的紀念冊等等。解放前，梳妝盒裡有金條、鑽戒、首飾等等。父親失業后，因為還債（皮件款和其它欠款），只剩下一隻不值錢的戒指。這是父親剛追求母親時送給她的。解放后，梳妝盒被用來放各種票證：糧票、油票、布票、糕點票、香煙票等等。
公文包里有一疊1946年軋戶口米的購米票，每張都有姓名等等項目，附有照片。那時候，由於貪官、奸商搗鬼，金圓券又快速貶值，米價飛漲，一麻袋金圓券買不到一斤米。但是，米再貴，沒有軋戶口米的購米票，還是一斤米不能買。公文包里有一張2000美元的股票，但是股份公司倒閉，股票一分不值（放到現在是稀有古董）。公文包里還有一些父親做生意時的文書及兩張奇怪的報紙。
象牙麻將牌是鄰居徐家伯伯送給父親的。徐家伯伯以雕刻為生，這是他的作品。但是他英年早逝，留下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大照相冊里有家庭及親戚的各種各樣照片。股票、周璇玉照、日記、紀念冊等，文革中被燒毀。
父母結婚證令我大吃一驚：時間是1955年*月*日，也就是說：“母親帶着九個兒子才結婚。那兩張報紙中，一張刊登有母親先進事迹的報道，一張刊登有父親離婚的廣告。
原來父親有前妻，一個矮胖文盲的結髮妻子，還有一個1932年生的女兒。嗚呼！“男人有錢就變壞”那時候就有。父親為了要個兒子“傳宗接代”，也為了社交場合帶得出去，就瞄準了年輕美貌、高中文化、涉世不深的同事，也即後來我的母親。他獻殷勤、送禮品，經常送她下班。因為1940年上海是日寇統治、租界林立，常常宵禁。母親家遠，又禁不起高大帥氣、有錢有禮的男人獻殷勤，很快就落入情網，成為父親的獵物，就與父親同居了。那時候，沒有結婚證、戶口簿等等，也沒有去想別的問題。
父親後來改做生意，也有兩頭照顧的用意。在飯店做中餐部經理，下班后怎麼去新閘路的家呀？失業后，馬腳很快露出來：前妻無業，每月的生活費從偷偷送去變成拖欠，再變成上門索要。母親知道真相后氣得要死。女人三招：一哭二鬧三上吊，父親對策則是“一哄二拖三沉默”，一直拖了幾年。
由於母親是政府幹部，家庭經濟支柱，父親在居委會幫忙是義務勞動，已經“落伍”，只得登報離婚，並與母親辦理結婚證書。我們兄弟也“轉正”了，不再是“私生子”了。其實，解放前的事實婚姻沒有結婚證書也不要緊，政府認可。我們從來就不是“私生子”。
解放后，三房四妾者，只要家中不鬧，政府也不干涉。當然，三房四妾者大多有巨額家產、盛大權勢撐腰，常常是妻、妾各自生活，只有在分割遺產時會鬧糾紛。家產不大而有三房者，一般是這樣的：大老婆來自農村或還在農村，二奶是發家后娶的，三房常常是小姨子與姐夫勾搭的結果。我父親的朋友柴信甫是黃浦區皮件業同業公會主席，有十個子女，但卻無二奶，夫妻風雨同舟，真是鳳毛麟角。
離婚後，無業的前妻嫁給弄堂口的銅匠（無妻無子的孤老），把女兒送到父親這兒。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有個親姐姐。姐姐不久就去瀋陽工作。於是煙消雲散，天下太平。
姐姐在遼寧省輕工業局當統計員，嫁給該局人事科長賈向磊。姐夫是山東人，14歲參軍的“老革命”。姐姐一直撫養她母親，而與父親斷絕往來。1962年，姐夫來上海看病，才帶着妻兒來看望岳父。
現今社會盛行包二奶，真是沉渣泛起，不但暴發戶包二奶，貪官也包二奶。儘管有《婚姻法》，政府的態度還是“不鬧不查”，因為這是“民事糾紛”。曾經有個赫赫有名的區醫院院長W，勞動模範。因W患肝癌，二奶去與大奶談判分家產，才發生爭鬥。單位與上級一查，W有嚴重經濟問題。二奶住的房產、這麼多年養二奶和私生子等等，他的工資絕不可能負擔得起。W很快去世，大奶用拒絕火化屍體要挾單位，悼詞必須按大奶的稿子念。單位無奈，照此辦理。法律竟如此蒼白，怪不得包二奶之風盛行，以至《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五十條規定：“與他人通姦，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與現役軍人的配偶通姦的，依照前款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分。重婚或者包養情婦（夫）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也就是說，“與他人通姦，未造成不良影響”的沒有事。因為特殊原因，許多包二奶的貪官只有在貪案東窗事發后，才附帶查處重婚罪，而且重婚罪涉及“隱私”，往往不予公開。所以，包二奶之風是隱性爆發。
母親目的達到，卻始終耿耿於懷，父親逝世后，墓碑上不準刻女兒之名。人啊，心中的結是最難解決的。社會上大大小小的糾紛有多少不是心結在作怪？
二十一、文建中學
考高中時每人填三個志願。第一志願我填文建中學，二哥填光明中學，而且都被錄取。
光明中學在黃浦區，屬於跨區，但是它當時是重點中學，是允許的。二哥聰明，成績優秀，小學時就練就一手柳體毛筆字，鋼筆字也佳。考取光明中學順理成章。他的美術也佳，例如：文革中撲克牌是禁止玩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工廠不生產，商店不出售。他竟用X光膠片為我自製一副動物撲克牌：J、Q、K和大小怪都是他畫的動物，美麗逼真、栩栩如生。可惜的是，重點中學一律學俄語，而我則學英語。
文建中學不是重點中學，但教育質量很高，出了不少名人。1998年11月22日《新民晚報》第二版報道《文建中學喜慶“50歲”》，全文如下：
本報訊今天是上海市文建中學（原糖業中學）建校50周年的喜慶日子。校友、外交部長唐家璇為校慶題詞：“教書育人五十載碩果累累，建業報國新世紀再創佳績。”市委副書記龔學平題詞：“深化教育改革，推進素質教育”表示祝賀。校友、原煤炭工業部部長王森浩和副市長、浦東新區管委會主任周禹鵬等也為今天的校慶大會題詞和來賀信。（陳賢德）
文建中學有三大特點：1。近遠聞名的銅管樂隊：早在私營時，學校門外來了一個邊吹大號，邊賣梨膏糖的青年。校長請他成立銅管樂隊。他就是後來當體育老師的李先鏞。2。突出政治，尤其是吳淑坤擔任校長期間。3。勞動特別多。后兩點以後有專述。
被錄取文建中學的通知竟是那位小學同學、大隊長送來的。她是第一位來我家的女同學。她找我談話，希望我在高中發揮自己的積極性。我也就第一次當了“幹部”——數學課代表。
高中三年，班主任頻繁更換：物理陸老師、政治楊老師、英語汪老師、語文殷老師和語文施老師。我們高中才學外語，先學國際音標。汪老師發音佳，後來是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英語講座老師，調到上海師範大學教英語。1992年校友會時，汪老師是副教授。施老師是留學歸來的才子，精通日語和英語，又是古漢語專家，有《唐宋傳奇選》和《明清故事選》系列書出版。高中時，我的數理化超過二哥，但語文一直平平，而施老師竟使我語文突飛猛進。
數理化的功勞歸陸老師。他用此法讓幾個尖子主動學習：每次測驗、考試前，叫我們去上海圖書館查書，每人出一份考卷。他把這幾份考卷打亂、修改後再出真正的考卷。考完，他只改我們幾個人的卷子，一般都是95分以上。把卷子還我們，叫我們以此為標準答案，批改其他同學的考卷。我們對化學、數學也變得主動，學習範圍都超出《教育大綱》。班上同學的數理化學習輔導，也由我們幾個人包了。
我的語文成績是高三由施老師擔任班主任和語文任課老師后才徹底改觀，以前一直是中等。施老師反對作文公式化，主張“有感而發”，開動自己腦筋。我的作文竟奇迹似的成為“佳作”，在班上宣讀。從此，我對寫文章的積極性猛增，一生寫了無數文章。我有個習慣：最後的稿子用圓珠筆複寫留底。1988年5月轉業回上海后。我把用完的圓珠筆銅頭拔下來放在一個瓶子里，已經有好幾百個了。我的醫療文書不用圓珠筆，規定是必須用鋼筆的。這些銅頭都是寫文章的結果，可惜不包括1988年以前的。
從切身體會，我對現今的應試教育非常不滿。現在雖然大講“素質教育”，實行的還是應試教育：從“胎教”到大學，一直到在職終生教育，一切為了考分。考分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這種陰魂不散，還深入招聘、聘用。最可笑的是在職的各種政治考卷，監考者與被考者一起作弊，只是為了騙騙上級，一級騙一級。
在“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旗幟下，一切都成了“榨取孩子和家長油水”的榨油機。現今，誰的錢最好騙取？小孩的！不但是教材、書籍、簿冊、文具，連小孩的衣服、玩具也有暴利。曾經公布十大暴利行業，教育、教材是兩大暴利行業。以前，老師不好好上課，專門搞課餘輔導牟利。五花八門的學習班、證書以“將來可以加分”為誘餌，這些人都成了暴發戶。現在走另一個極端，最好把學生困在教室里。但是，一切為了考分的弊端始終無法消除，貽害無窮。
不改變“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教育用人模式，素質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話。現在有許多介紹西方教育的書和資料值得深思。我並不是崇洋迷外，從孔夫子至今的教育模式是應該好好反思的。至今被崇尚和追逐的“高考狀元”之類宣傳何時絕跡？9。5米高的孔夫子青銅巨像竟然偷偷地落成在天安門廣場國家博物館前。這一高度像征着“九五之尊”。在“批孔”的年代，尊孔的遺老遺少們退到了“孔子是教育家”的最後防線。現在，“思想家”、“哲學家”的桂冠又從垃圾桶里檢出來，戴在孔子頭上發著“軟刀子殺人”的放射線。
教育涉及子孫萬代，歷來被視作千秋大事。何去何從？！
（待續）
坎坷人生（十一） 標籤：人生不設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