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實八十一難
陳宣章
一〇八、大鬧院務處
肺手術后，鄰居又開始挑事。因為她兒子大了，要結婚而無房。她想搞得誰都不敢來做她的鄰居，就可以霸佔這兩個房間，變成獨門獨戶。
正巧，一號樓（原內外科大樓）三樓最西頭的護士調走，空出一套房子。我就打報告調房。我想，郭院長會幫忙的。誰知：一號樓二樓最西頭的劉勝*醫生突然對鄰居曹繼*醫生大打出手，並且要求調房搬到一號樓三樓最西頭。
一號樓最西頭還有一個樓梯，改成住家時封死作為倉庫。曹繼*與劉勝*原來合用倉庫，兩家一直親如一家。曹繼*夫妻無子女，四十多歲才領養一個女孩叫曹孟*。此時曹繼*夫婦年過花甲。劉勝*是醫務處助理員，妻子聶淑*是內科護士，但是聶淑*的父親是個大官。劉勝*夫婦才二十多歲，曹繼*一直把他倆當成自己的孩子。
二樓最西頭的房子原來是婦產科的產房，3/4是水磨地；三樓最西頭的房子面積相同，全是木板地。為了搬到一號樓三樓最西頭，劉勝*突然把倉庫里曹繼*的東西扔出來，並且換了鎖頭。曹繼*夫婦前去說理，於是劉勝*夫婦大打出手，把曹繼*夫人的頭髮也拉下一把。這在知識分子成堆的醫院是空前絕後的。鑒於聶淑*的父親，醫院就同意她搬到三樓最西頭。
二樓最西頭的房子除了我，還有外科教導員周智*打報告要。周智*與我是403醫院僅有的1962年入伍者。他是正營級，我是副團級。他妻子是地方的，我妻子是本院的。他身強力壯，我肺剛手術。但是，院領導卻批准把房子給周智*，理由是：周智*家地下有煤氣管道通過，煤氣公司認為不適合住家。我提出：煤氣管道只要西移一米多就可解決，為什麼“因為教堂門前有狗屎就要搬教堂”呢？
郭院長找我談：“醫院準備拆小白樓（我曾經住過的），蓋大樓。每戶兩室一廳，獨門獨戶。到時候我幫你挑一套好房子。”我不幹，說：“我的身體不好，妻子心臟不好，兒子多病。不能再等了。好房子留給周智*吧。”院領導堅持原來決定，我就大鬧院務處。
院務處周副處長（沒有正處長）是從王淑*醫生原來的部隊調來的，工作上一直刁難我。我就拿了一把刀（病理解剖刀，刀鋒20多厘米）到院務處，坐在沙發上不走了，絕食。他們下班，我不走就不能鎖門。誰要拉我，我就揮舞刀子。人家對老人大打出手可以搬家，我也來絕招。俗話說：“有理的怕不講理的；不講理的怕不要命的。”
我就利用43營槍殺事件的影響，結果我勝利了，搬到二樓最西頭；而周智*不願搬到劉玉*旁邊作鄰居，繼續在原來的房子住。藥劑科姜孟*（後來提升為藥劑科主任）搬到劉玉*旁邊作鄰居。不久姜孟*夫婦被劉玉*一家打得鼻青眼腫，公安局干預也解決不了，只得又搬走了。醫院就把那套房子分給一個膀大腰粗的在編職工了。姜孟*搬出時他就同時搬進去。
我在小白樓住了五年；在二號樓與劉玉*作鄰居十年；在一號樓與曹繼*作鄰居五年。我與曹繼*關係一直和諧，直到我專業回上海。這套房子又給新來的外科劉副主任。據說劉副主任與曹繼*關係一直不好。
曹孟*嫁給“一海校”幹部張*。張*與我關係一直很好。我大姐夫在北京給我買了一個18吋松下牌彩電。張*到北京出差，幫我把彩電託運回來。我轉業時，他送給我一支“海軍水面艦艇學院”的紀念金筆，我至今留存。周智*後來就搬到新建大樓的“好房子”了。
在403醫院，領導是不按黨性辦事，我也只能不按常規出牌。有什麼辦法呢？
一〇九、四處投稿
本職工作之餘，我愛寫文章四處投稿。向外投稿最早是讀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反對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這種文化革命的性質，同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這種文化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取得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先決條件，才能為這種文化革命開闢最廣闊的道路。”我感到不對。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得非常清楚：“由於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一方面——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在五四運動以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就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用馬列主義理論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卻說：“這種文化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取得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先決條件，才能為這種文化革命開闢最廣闊的道路。”這不是否定馬列主義理論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作用嗎？
我就寫了文章批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可是文章直接寄給《人民日報》后，如泥牛入海無消息。這是我在自學馬列主義原著，寫了大量黑板報稿和廣播稿以後第一次向外投稿。沒有下文並沒有影響我的寫作情緒。一篇篇稿件至少是練筆。
從擔任文化教員后，我就轉向科普領域，尤其是數學、科技、醫學等等。1981年開始研究智力玩具，寫的文章陸續發表。我把每張稿費的郵政存根都留着，竟有厚厚一疊。
1984年熱播日本電視劇《血疑》，我就根據醫學和概率論寫了《血疑之疑》，寄給《科學畫報》，馬上收到回信“採用”，全文刊登在1984年第10期。後來又撰寫《醫學中的悖論》刊登在《醫學與哲學》1986年第11期；《模糊醫學》刊登《科學畫報》在1986年第12期；《淺談護理心理語言學》刊登在《實用護理雜誌》1986年第12期；《病理醫生的診斷心理》刊登在《醫學思維與方法》第6輯；《醫學科學與形象思維》刊登在《醫學與哲學》1987年第5期；《智力遊戲“華容道”的思維方法》刊登在《思維科學通訊》1988年第2期增刊；《頭顱移植的難題》刊登在《文化娛樂》1989年第12期；《病理形態學診斷的個體思維規律》刊登在《思維科學通訊》1990年第5期；《也說痣的惡變》刊登在《勞動報》1990年6月12日；《市場經濟與醫院機制轉換的醫學倫理難題》刊登在《上海醫學》1994年特刊；《不要損害醫務人員的社會形象》刊登在《文匯報》1995年6月21日；《市場經濟條件下醫學倫理觀念的轉變》獲1996年上海第六屆醫學倫理學學會年會二等獎；《病房文化是醫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刊登在《醫學與哲學》1997年增刊；《音樂療法的東西方差異》刊登在《醫學與哲學》1997年增刊；《病理寫作中的時間邏輯》刊登在《中華醫學寫作雜誌》1997年第4期等等。在大連《棒棰島周報》（後來改名《大連晚報》）上刊登連載等文章，在《新民晚報》也發表多篇文章。尤其是在上海科協《動手做報》上發表科普文章幾十篇。
我同學芮祥林說我是“文章專業戶”，“晉陞職稱五年只要兩篇論文，你一年發表幾篇，甚至十篇。有這個勁頭，不如研究研究股票。”我笑笑，這是愛好。“雁過留聲，人生留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