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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人生(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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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實八十一難

  陳宣章

  一四〇、刺激和痛苦

  我坐船去武漢開會,因為腎結石,我隨身帶着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我在三等艙的上鋪。逆水行船很慢,我不斷地在艙內跳上挑下,引起腎結石下行卡在輸尿管狹窄處,腎絞痛發作,尿血。我在鋪上強忍了五個小時,實在不行了,就去找船醫。

  我出示了工作證,並且告訴他我腎絞痛發作,尿血。他說船上沒有葯,我說自己帶了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但是他不相信,以為我是吸毒者。我就用他吃完飯的一次性飯盒當場小便,一盒鮮血。他才給我打了針。因為我沒有帶注射器,那時候還沒有一次性注射器。

  到了武漢,當天晚上又是腎絞痛發作,尿血。我在大會會務組老師的陪同下去武漢醫學院附屬醫院急症,再次注射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

  會議期間,我發現“中國醫藥生物數學學會”正在發生“政變”。原來的副會長、浙江醫科大學數學教研室主任周懷*教授利用華東分會的強大實力要把方積乾教授搞下來取而代之。會議上兩派對立,鬥爭非常激烈。還有一個原因:中華醫學會不願意接受醫藥生物數學學會作為下屬機構,周懷*就到北京掛靠“全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即CSIAM)”,成為它的下屬分會。武漢會議就是“改朝換代”,周懷*要當會長。

  周懷*在上海參加了我的科研成果鑒定會。他幾次來信要我與他合作出書《定量病理學》,而第一作者是他。在武漢會議上,他一直把我列入他的“政變”陣營。但是,我對方積乾教授的功績予以支持,我認為:搞小動作奪權是卑鄙行為,會造成醫藥生物數學學會的分裂。好不容易團結起來搞學術研究,他卻為了個人地位搞分裂,搞陰謀詭計。於是我公開反對這種做法。這是我的正方形性格使然。

  在選舉分會委員時,周懷*一反會議初期鼓吹我的態度,反對我作為候選人。我的成就是與會代表公認的,結果還是被選為分會委員,並就任財務後勤組副組長。會議上,方積乾教授為了防止分裂進一步擴大,主動放棄會長一職,周懷*就任會長。周懷*就把方積乾“尊”為名譽主任委員(見《數理醫藥學雜誌》1993年第1期P96)。此時,方積乾教授才56歲,身強力壯,正是出成果的豐盛期,這真是一個大笑話。

  會後,周懷*利用會長職務和常委會、全委會中的多數搞了不少小動作:1。1992年11月30日搞“通信投票”增加兩個常委,誰知道其中的票數是否真實?2。搞突然襲擊開常委會,使得不是親信的常委無法參加會議。3。私自任命親信徐州醫學院數學教研室講師李*為分會“秘書長”。4。再次召開會議,對不是親信的委員不發通知。武漢會議后,所有會議(全委會和學術會)都不給我發通知。連1994年在上海交大召開的第三屆全國生物數學會議、1996年在上海召開的CSIAM學術會議、1997年在上海召開的醫藥生物數學學會會議都沒有給我發通知。

  但是,周懷*沒有放棄要我“參加”寫書。他不直接寫信給我,而是通過上海醫科大學數學教研室主任孫偉民來信,要我“在近期將編寫大綱寫出來寄給周老師”,“請您將研究成果撰寫成有關章節”。一個純數學老師,沒有任何病理知識,卻要寫《定量病理學》,我不能保證將來出書時作者中有沒有我的姓名。我連信也沒有回。我與周懷*從此就斷絕了往來。

  從武漢回上海前,我託大會會務組老師到附屬醫院開了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各一支,以備回程船上萬一再腎絞痛發作,尿血。在船上,我小心翼翼,不敢跳動,總算平安回到上海。回到醫院,我沒有說腎絞痛發作的事,誰都不知道。但是我心中的痛苦更甚。

  一四一、重要病理個案

  全國胃癌病理協作組有一個“早期胃癌”課題,要求各醫院按照標準提供病例。胃癌組織僅局限於粘膜層為“早期胃癌”,突破粘膜肌層到粘膜下層就不是“早期胃癌”。所以要求把胃癌病灶邊緣向外2厘米的胃壁全部取材,往往要取材幾十片到一百幾十片。只要有一片的胃癌組織突破粘膜肌層,就淘汰,就不是“早期胃癌”。

  這個課題的領導人之一就是沈銘昌教授,我積極支持這項工作,提供了許多病例,其中竟然有潘書記的父親。他的胃手術標本,我們一共做了118片胃壁切片,全部都局限於粘膜肌層。按照日本文獻,“早期胃癌”的五年生存率100%,手術后不用做化療。潘書記看了他父親的病理結果,非常激動。

  這時候,醫院上下才知道病理工作對病人預后的重要性,而且知道病理科工作的艱巨性。最多的“早期胃癌”病例,竟做了160多張切片。而且,一旦發現一張切片中胃癌組織突破粘膜肌層,就“前功盡棄”。但是,只要有“早期胃癌”的可能,我們一例不放過,按照規範取材、製片。一個病例的工作量相當平時一周的工作量。

  不久,孫副書記的妻子發現直腸癌,雖然位置較高保全了肛門,但是關鍵是癌組織有沒有突破粘膜肌層?病人年齡才四十多,孫副書記焦急萬分。我們取材時也按“早期胃癌”的規範,做了許多切片。可惜,腸癌組織已經突破粘膜肌層。從此,孫副書記這個肺內科醫生對腸癌和病理特殊的關心和重視。

  不久,紡織局教衛處老處長患病,因為診斷不明,有關科室會診,我也被邀請參加。臨床科室對病理診斷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引起了醫院領導的重視。我就趁機提出了顯微鏡更新換代的問題。以前由於老院長的病理,醫院進了一台進口冰凍切片機,這是全上海醫院中最早的冷箱式冰凍切片機。當時連市級醫院還是CO2冰凍切片機。但是我科的顯微鏡卻還是五十年代的產品,視野小,單筒,用反光鏡作光源,又暗又累。我的左眼視力明顯比右眼差,因為左眼長期看顯微鏡。醫院馬上購置了電光源奧林巴斯雙筒顯微鏡。

  不久,紡織局對外貿易公司總經理因乳房腫物手術。她是紡織局的財神,從局領導到醫院領導都非常重視。術中冰凍切片診斷是乳腺癌。為了測定預后,我專門為她作了免疫組化測定。對外貿易公司黨委書記給我科送來了出口的牛仔褲作禮物表示感謝。

  沈銘昌教授說,要領導重視病理科,最好的時機就是大幹部做病理檢查。有一年,上海市委書記生病要到腫瘤醫院作病理檢查。市委書記的秘書在前一天到醫院視察,發現門口的路高低不平,回去彙報后,馬上派來工程兵部隊用速成水泥連夜鋪路。

  相反,病理科工作人員長年密切接觸有毒氣體二甲苯和致癌的甲醛,申請保健費卻一拖再拖。工廠中接觸苯類的工人五十年代就是甲級保健,即使困難時期也保證鮮牛奶供應,而病理科工作人員卻一直沒有保健費和鮮牛奶供應,直到八十年代末才給乙級保健費。

  一個醫院,最肥的是設備科、基建科和藥劑科;其次是手術醫生;最窮的是病理科。因為在解放后我國是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醫院經費是不用擔心的。病理科的收費與查大小便常規一樣,做一例僅一角錢,連成本也收不回來,做得越多,賠得越多。病理科號稱“清水衙門”,責任卻特別重大。醫科大學生一般都願意到手術科室工作,沒有人想到病理科工作。

  在市場機制下,病理科醫生的獎金全院最低。這裡講一件事:1984年5月我參加“全國性臨床醫學中的技術、經驗與思維”學術討論會(昆明)。因為我肺手術后高原氧氣不足,在昆明發高燒住院。會後,大連衛校李加林老師陪我從上海走。在上海老城隍廟小商品市場,我倆各化5元錢給妻子買了一根假紅寶石項鏈:紅寶石是玻璃,項鏈是鋁塗黃色。李老師給我講了自己的遭遇,說明為什麼給妻子送項鏈。

  李老師妻子是他大連醫學院同學,美麗賢惠。李老師高大英俊,口才學術、組織能力極強,但是父親在解放前夕去了台灣,女方父母堅決不同意這門親事。女同學以死相許,非李加林不嫁,女方父母只得同意。李加林畢業分配在大連衛校當病理助教。他兒子與他一樣高大英俊。不久前,年逾古稀的李加林父親回到大連,被定為高級幹部,原來他是共產黨員。當時,大連只有兩個人知道此事:李老師母親和大連市委組織部一個幹部。因為李老師母親每個月去大連市委組織部領取丈夫的工資。李老師不久就入黨、擔任大連衛校副校長。陳培農老師退休后,李老師是大連病理學會會長。他是副校長,竟然與我一樣窮得給妻子送假紅寶石項鏈,簡直是一個笑話。因為我們的工資只有區區六、七十元。

  正因為病理科窮,所以這些重要病理個案促使醫院重視病理科,為我們工作增添設備,提供了方便。但是個人經濟效益卻難以改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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