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童 年
顧憶人
我的出生日是1953年10月25日。那天8:00時許，母親生養我在(現)上海市浦東新區川沙新鎮(原川沙縣城)中市街45號一幢二層樓的房間里。底層街面房是我爺爺私營的“天倫綢布店”商鋪。當時，我父親19周歲，川沙中學畢業后在綢布店既當“小開”又是長子。據奶奶說，我生養后，整條大街都轟動了，爺爺分送掉了100多斤紅蛋；那年，城廂街道舉行撫育嬰兒的比賽，我是健壯嬰兒中的第一名。那時，我的兩位姑姑輪流抱着我滿城遊玩，我倍受全家人的寵愛。伹是，這樣的好日子不長，第二年父親獨闖天下，單槍匹馬地到了上海市區徐家匯永嘉路的一個十字路口，開了一家俢理電器和自行車的店鋪。母親帶着我居住到了黃樓鄉姚家宅的外婆家。
當我剛有記憶的事是在外婆家那裡，全生產隊數百號人聚在一起吃大食堂。大家坐在長條凳上，圍着一張張大方桌，撐開肚子吃飯不要錢。我感覺很好奇、真熱鬧。長大后才知道這叫“刮共產風”。那時的口號是“思想革命化、勞動軍事化、生活集體化、吃飯不要錢”；每當秋收時節的傍晚，只見滿田野的男女老少，為了不讓麻雀吃稻田裡的谷穗，有的高舉着3米長的竹竿，竿頭上系著一塊破布晃來晃去，嘴裡不停地“啰、啰”叫嚷着；有的左手提着鐵皮畚箕或小鐵桶、右手拿着小木棍敲打着，嘴裡也大聲“嗨、嗨”地叫喊着，只見麻雀在天空亂飛。好一派“敲鑼打鼓、搖旗吶喊”的景象!天將黑時，遠處高聳地面的墳山頂上，有一個高大身材的壯年男子，把撐着的一桿大紅旗放倒下來，人們這才停旗息鼓地回家去了。我感覺很好玩，又覺得大人們的這種做法好“傻”呀!誰知，更傻的事還在後面呢!
撐開肚子吃飯不要錢的日子，象兔子的尾巴一樣很短。沒多久，仍舊是各人吃自家的飯。因為把不要錢的飯吃光了，所以接下去的日子只得吃米糠和草根啦!那時，母親給我吃米糠加麵粉拌和着水草根做的餅，又粗又苦的很難下咽，回味卻有一絲絲甜。據說水草根味微甜量又大，故大人們有一段時期吃的都是面、糠和水草根拌在一起做的餅或膜。
我慢慢地長大已5歲，大妹也有3歲，吃糠咽菜的日子早就過去了。我們居住在外公新建的後房間里。外婆生育了8個子女，母親是老大，下面有4個弟弟和3個妹妹。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一位姨和我同歲，有兩位小舅舅，一位比我小2歲，一位比我小4歲。可想而知，我在外婆家是很難得寵的。有一個冬天的響午，母親在家煮飯，我帶着大妹在家後門外河塘邊的“水橋”頭玩。突然，大妹掉到了河裡，她身穿棉襖、棉褲，手腳朝天地向外漂去，我慌忙在河邊撿起一根蘆葦桿向里撥她，卻越撥越遠，我慌得大聲哭喊着媽媽。這時，只見母親衝出家的後門口，跳進齊腰深的河中抱起了大妹。換好衣服后，母親對我又打又罵，又擁抱着大妹痛哭失聲。那時，母親22歲。
當母親帶我住外婆家時，奶奶也帶着兩位姑姑回到了顧家老宅去務農了，僅爺爺一人作為公私合營的私方經理留在本店管理賬款。在我3周歲時，奶奶生養下了我的小叔叔顧文元。每當逢年過節或父親回家之時，母親就會帶着我和大妹到顧家老宅住上兩天。那時候，全家祖孫三代九個人和睦相處；父、母待我和顏悅目，爺爺、奶奶和兩位姑姑待我慈祥親藹，全家非常注重家規禮儀，故使我從小沐浴在倫理道德的陽光之下，生活於高尚情操的鮮花叢中，倍感幸福。
當我7周歲時，母親生養下了弟弟。那時，父親已經進入松江機電廠工作，故把我的戶口遷到了他身邊。在遷變戶口時，父親把爺爺給我起的姓名顧禮彬、大妹顧禮芬、弟弟顧禮民，更名為顧憶人、顧憶萍、顧憶明。
我到了松江縣城后，進入永豐小學讀書。我們借住在一座全是格子門窗的四合院內，很是氣派。家裡有一張精美的銅床，是父親從古董店鋪里買來的。夜裡，我在這張床上擁在父親懷抱里聽他講故事。四合院北門外是一條橫穿松江城的潮水河，父親買了一張“扳針網”捕魚。有一次傍晚，捕到了一條15斤重的大草魚，放在一個大水盆里，我圍着這條大魚直轉轉，家裡的地磚被這條大魚的尾巴把水潑濕了一大片。
當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民生活非常貧困。有一次，父親拿回家一瓶工廠里配發下來的炒熟了的米糠（據說可以治療浮腫病），我竟然偷吃掉了半瓶。吃了以後非常后怕，生怕父親發覺後會罵我、打我。誰知，當天夜裡父親發覺后，非但不打不罵我，反而笑着問我“香不香、好吃不好吃、是否還要吃 ”
有一天早晨，我起床了而父親伋在睡覺。按以往習慣，我從父親的褲兜里摸出飯票到街道食堂去買粥。當我摸飯票時，發現父親的褲兜里有好多錢角子。於是，我順手拿了六分錢角子，在街頭店裡買了六粒糖，只一會兒就不知不覺地吃光了。
到了晚上，父親下班回家，第一句話就問我偷了多少錢角子 我起先想抵賴，但見父親很火的樣子就承認偷了六分錢。於是，父親叫我寫檢討書。
第一張檢討書我寫道：“爸爸：我錯了，今後改過。”父親看后說我寫得油腔，必須重寫。第二張檢討書，父親看后說我寫得既不深刻又不規範。於是，我寫了第三張檢討書：
爸爸：
經過這幾天的反覆思想，我認識到六分錢是小事，但大事情都是從小事不注意發生的。這次偷了爸爸的六分錢，下次會偷六角錢、六元錢、六十元錢......現在偷家裡的錢，今後會發展到偷別人家的錢、偷集體的錢、偷國家的錢，走上犯罪道路。爸爸對我的嚴歷批評教育，是為了我好；打我、罵我是恨鐵不成鋼；不給我吃飯，是為了使我把這次教訓記得深刻一點。
爸爸，從今以後我一定認真讀書，不再嘴饞，為爸爸爭氣，長大后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兒子：憶人寫
爸爸看了我的這份檢討書後，對我說：“拿別人家的東西是偷。這次，你拿了爸爸的六分錢不要再說偷了。今後需用錢不要自己拿，應該向爸爸講清用途後由爸爸給你。”
自此以後，我直到成家立業，沒有拿過別人家的任何東西。
當時母親和大妹、弟弟仍然居住外婆家，父親多次努力，卻沒能把他們的戶口從農村遷到松江城裡來。故而在1962年，國家鼓勵工人到農村支援農業生產時，父親就申請下放支農，帶着我回到了浦東的老家（現張江鎮長元村顧家宅）務農，后被東鄰的黃樓人民公社請去辦廠搞副業生產。於是，我們家居住在老家宅子里，而全家的戶口落在了黃樓人民公社欄杆生產大隊徐家生產小隊。1963年，母親生養下了小妹顧靜雯。
那時候，上海浦東農村的天空湛藍湛藍，隨着春暖花開後進入了夏季，朵朵白雲在藍天里悠哉游哉；大片的農田一塊又一塊地錯落有致，河浜、水塘特別多，真是縱橫交錯，水鄉澤國；農田裡沒有拖拉機，只見耕牛在吃草、或犁地。
那時農村沒有通電，故沒有電燈、電扇等家用電器。到了晚上，家家戶戶點亮了幽暗的煤油燈，燈火隨微風而擺動，使照映在牆壁上的放大了的物影搖晃不定。
我喜愛夏天裡的夜晚，整個宅村每家的老少全都聚在屋前場地上納涼。當然，也有串門走戶的。大家有的坐在竹椅上，有的躺在由二條長凳擱着的木門板上，手搖着蒲扇趕蚊子，談說著鄉村趣事。蟋蟀等昆蟲的鳴叫和蛙鳴聲猶如歌唱、倍感悠雅。半夜裡有時會聽到“噓噓嘩嘩”的“鬼”叫聲，它們有的來自河岸邊，有的來自天空，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地逝去，聽到時怕得毛骨悚然，其實都是魚類、鳥類的嘶鳴聲。使我難忘的是聽那些“背娘舅”“黑罩、白罩”“狐仙搬財”“蛇精”“棺材里伸手”“鬼打牆”等故事。特別喜歡聽，聽后卻怕得不敢單身進自家屋。宅村裡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喬爺爺，他說得有聲有色最好聽。例如“蛇精”的故事：
上海城裡來了一個外地山區的雜技團。有一位漂亮姑娘“軟功”了不得，表演節目精妙絕倫。國家雜技團看中了她，為重用她一個人而收並了她那整團人馬。國家雜技團要出國訪向演出，故全體人員須做體檢。醫生在給姑娘胸透時發現她沒有人體的心、肺、肝、胃等臟器，卻只是直腸一根。經動物學專家會診，她的內臟類同於蛇的內臟。於是派人到姑娘老家調查其出身，姑娘的父母說她不是親生，是當初在山路里撿到的嬰兒。於是，懷疑她是蛇精所變，將她關進了特殊的牢房。姑娘的男友悲痛欲絕，偷偷前往探望時說穿真情。姑娘原先對自己的遭遇莫名其妙，現經男友說破身世后，恍悟自己是蛇類所變而返歸原形，實是一條金色大蟒蛇。金蛇從窗格里串出去向南逃去，到了“金山衛”海邊見“追兵”漸近，就跳入海中游到了“大金山”孤島棲居至今。現每當八月中秋夜，駐島官兵會見到一條金色大蟒蛇，盤伏在高高的燈塔上眺望着北方。“她”是在思念、牽挂着雜技團里的戀人啊！
喬爺爺又說，如果一個男人在田頭場角看到雌雄兩條蛇交媾--這叫“蛇相聯”，這時拿一塊手帕蓋在它們身上，於是這塊手帕就會有魔力，你拿着這手帕對你喜歡的姑娘揮舞一下，她就會對你笑。還說，夜裡在室外黑喑中不能直呼人名，更不能聽到呼叫自己的名字而回答。否則，將有“鬼”附身，被“鬼”吸吮精氣而致死亡等。
有一夜，我在屋前場地上，躺在用二條長木凳擱着木門板的臨時“床”鋪上，仰臉看着宇宙星空。哎呀！繁星點點，有三顆星排列一線的“扁擔星”，有象勺一樣的“七斗星”，有閃亮着劃過長空即逝去的流星；看那銀河星群，橫空、寬寬一長條，在夜空中顯得最密、最亮，使我想到了“牛郎織女”和七月初七的“鵲橋相會”。突然，我的腳邊有東西在悄悄地爬上來，我以為是小貓而驚恐地抬腿伸了出去，隨着那東西的落地傳來了我四歲弟弟的哭聲。我忙翻身下地抱起弟弟，心疼得不得了。
那時期的夜晚，熒火蟲非常多，一閃一閃地在眼前發光飛舞着。我用蒲扇拍下它裝在一個玻璃的小瓶里，滿滿的真亮、真好看。到了夏末秋冬之時，我們一群兒童還經常相約在生產隊的倉庫場上，在場地中心劃一條分界線，全體孩童分為兩隊，在月光下玩那“沖那窩摸那蛋”的遊戲。
記得我十一歲時的正月十五“元宵”夜，喧囂的“炭茅柴”聲已過，宅村裡那些十七、八歲的姑娘們承襲舊俗，要舉行請女神活動——俗稱“扛三姑娘”；她們選中我擔當請神的“童男”。當時，上海浦東的我家農村沒有通電，月光下，鄉村幽幽。
這臨近深夜的月亮，在天空中猶如高高掛起的一面大圓鏡，灑向鄉村大地一片寒光。月光素裹着人字屋面的農舍、縱橫交叉的河浜與小橋、光禿禿的豎立在宅頭村邊的樹木，還有那被一層厚厚的河於泥澆蓋着麥苗的農田......整塊鄉村大地，冰凍寒冷、無風無聲、沒有人影，象凝固在浩大的、透明的玻璃或冰塊里似的。
這時，在村外田埂上悄不言聲地行走着一行5人，其中有我走在中間，另外4人均是未婚的大姑娘，倆前倆后；最前面的一位提着紅燈籠，最後面兩位手抬着用“杭州飯籃”蓋正中穿插一根竹針、上面蓋着紅頭巾組成的“轎子”，前往農田請女神——“田角三姑娘”，要把她“扛”到宅子大客堂去作客。
我們到了一壠三畝大的麥田，在西南角停下來，用火柴點上一柱香插在田角泥土上，先由我這位“童男”向田角跪拜三個響頭。緊接着是下面一段對話。姑娘甲：“一姑娘在嗎？”姑娘乙：“不在。”姑娘甲：“二姑娘在嗎？”姑娘乙：“不在。”姑娘甲：“三姑娘在嗎？”姑娘乙：“在喲！你要找她做啥？”姑娘甲：“我要請她吃喜酒和看紅燈。喜酒就要散了，紅燈就要息了，請三姑娘快快上轎！”眾人合：“喜酒就要散了，紅燈就要息了，請三姑娘快快上轎！”
於是，燈籠開道，兩位姑娘抬起“轎子”緊跟其後，我和另一位姑娘在後押陣，急步疾走，不準說話，直奔宅村大客堂。那裡早有一群男女老少等候着。
走過宅東的木橋，穿過宅子的“牆門間”，越過天井，進入了徐宅東房大客堂。一盞汽油燈高高掛起，發出輕微的“噝噝”響聲，白熾通亮；屋中央放着一張紅漆“八仙桌”，桌上有一個竹編的鋪滿着雪白糥米粉的“團箕”；周圍擠滿着人。大家見我們進來紛紛讓道。抬“轎”的兩位姑娘一東、一西，相對而立在“八仙桌”兩旁，各伸出一隻手，用食指掂着“轎”的相對兩邊緣，讓“轎”正中的竹針底觸在“團箕”里的糯米粉中間。
這時，有人問：“三姑娘，今年的棉花收成怎麼樣？”於是，“轎子”在兩位姑娘手指的對掂下，順其自然地左右移動，在糯米粉上畫出了一朵碩大棉花；又問稻子怎麼樣？“她”畫出了一枝稻穗；然後，又畫出了麥穗、高梁穗、玉米棒、花草樹木等等，問啥畫啥、逼真好看。最後，有人按着我的肩膀問：“三姑娘，這位請您到這裡來的男孩叫什麼名字？”只見“轎子”左右前後移動，在“團箕”里的糯米粉上寫出了三個空心連筆大字：顧憶人。龍飛鳳舞的字體引發人群發出驚呼聲，人人贊奇。現在想來，可能是兩位掂“轎”姑娘的心理暗示起的作用。但如此秀美絕妙的字跡，應不是兩位農村姑娘能夠模擬的啊!
子夜已過，該把“三姑娘”送回去啦！仍是我們5人，提着燈籠抬着“轎”，把“三姑娘” 送回了原地。
父親回農村后，幫助生產隊創辦了瓶套廠，窮隊變成了富隊，實實在在地輝煌了一陣子。但他緊接着經受了“小四清”“ 大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磨鍊。那時期，父親屬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挨批鬥，家裡被抄家，我們兄妹四個連飯也吃不飽。家中口糧缺了半年多，無米下鍋了，父親被迫拿出了從松江帶回的那張“扳針網”，深夜裡出去捕魚，凌晨把魚拿到上海市場賣，賣掉后就到大飯店裡買議價米飯帶回家給我們吃。他和母親經常整夜不睡。父親說：這是他做爹的責任！
在我13歲上小學6年級時，有一件辛酸事，實感冤枉！那年，我和一個大我6歲，又同住一個生產隊的男生成了同班同學。因為，這個同學每一個年級要留學一年，所以當我上六年級時追上了他。
那個年代是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因為，我的爺爺、奶奶是工商業兼地主的成份，所以那位大我6歲的同學叫我“大地主”。
這一天放學后，輪到我與大6歲的同學打掃教室的清潔衛生。在回家路上，他挑釁我說：“你的爺爺、奶奶是地主。解放前，他們喝我們窮人血汗，是吸血鬼。”我就學着他的樣子反駁他說：“你的爸爸是生產隊長，他貪污集體鈔票天天吃飯，使我們社員是天天吃粥，他也是吸血鬼。”誰知到了明天，大我6歲的同學到學校對老師說：“‘大地主’在說反動話。他說解放前他們家天天吃飯，解放后是苦得天天吃粥。”
於是，我被教導主任關進了辦公室，整整一個星期不讓我上課，又給我一張紙和一支筆，要我交待是家裡大人教唆而說的。又傳話叫我父親來到學校進行訊問。那時，父親正為“四清”運動的事心煩意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是給他添亂。我天天以淚洗臉，而那位大我6歲的同學，卻被校長在大會上，表揚他是敢於揭發壞人壞事的好學生，革命的接班人。
這件事，不知何故在一個星期後不了了之。但是，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度的傷害，頭腦里想的是除了冤枉還是冤枉！好長一段時間，我感覺這世界不再是美好的，竟然有一種厭世的心態；我精神恍惚、混混沌沌、無心聽課、考試出現了零分。
那個大我6歲的男同學太過份了；小學校的老師對我也太不負責任。今後，冤枉的事情不準落在孩子的身上啊！
1966年，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后，大人們做出了更傻的荒唐事。我從童年到現在（60周歲）這50餘年裡，我的家庭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些事，待日後再去說吧!
金色的童年也有灰色的時候，她使我思戀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