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而後工”的兩種含義

　　“窮而後工”的兩種含義

　　“窮而後工”出自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自從歐陽修提出“窮而後工”的觀點以後，後代許多文人學者各抒己見，其中明代學者金實闡述較詳，他在《覺非齋文集》里寫到：“人窮詩乃工爾。”他認為“窮而通天地，自然之理”；正是因為“窮”，才使得創作者對於人生、社會有了全新的深刻的了解與體驗。窮困之後，文人首先體驗到的是自己的坎坷，然後推己及人，體悟人生遭遇，感悟天地真誠，從而領會了生活的本質，進而將所有以前從未有過的心靈的經歷自然表現出來，就產生了“一發於詩而後詩始工”、“讀之令人瞿然起敬”的藝術效果。清代趙翼對“窮而後工”是以詩的形式來闡述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清代學者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也說：“詩以窮而後工，依聲亦然。”

　　我國文學批評史上許多的學者文人對於“窮而後工”的理解基本一致，大多偏執於客觀環境，特指物質生活境況，像惡劣的生活環境、艱苦的生活條件、坎坷的仕途等等。我認為“窮而後工”當有另一層含義，即是對於文章寫作能夠做到字斟句酌，反覆推敲，力爭把文理字義推究到力所能及的最佳狀態。

　　細細品味，從古到今，能夠傳世的文學作品，大多以較強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去感動人、吸引人，幾乎都是通過“窮而後工”的創作得來的。文學作品精深的哲理性，來自於屢遭磨難、歷經坎坷的人生；文學作品精湛的藝術性，則來自於作者創作上的“推究極致”。

　　說到創作上達到“窮而後工”，自然會使我們想到唐代詩人賈島。史料記載，賈島初次到京城，一天，他構思了兩句詩：“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一開始想用“推”字，又想用“敲”字，反覆思考沒有定下來，便騎着毛驢來到郊外在驢背上反覆吟誦，不停地做着推與敲的動作。當時身為朝廷命官的韓愈正帶領車馬出巡，賈島騎驢不知不覺走到韓愈的儀仗隊里，仍然在驢背上不停地做推敲手勢，附近圍觀的人見狀感到十分驚訝。儀仗隊官員把賈島從毛驢上拖下來，推搡到韓愈面前。賈島對韓愈說，因為醞釀詩句，用“推”還是用“敲”沒有確定，所以才沒有來得及迴避。韓愈停下車馬思考了片刻，對賈島說：“用‘敲’字好。”於是，兩人並排騎着驢馬來到韓愈府上，一同談論作詩方法，好幾天不捨得離開。韓愈因此跟一介布衣的賈島結下了深厚友誼。賈島有名句“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成了對自己創作態度的生動寫照。宋代王安石創作歷來講究嚴謹完善。他曾經寫過一首絕句：“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他最初寫的是“春風又到江南岸”，後來改“到”為“過”，繼而改“過”為“入”，最後又改作“滿”。前後修改了十多個字，最終才確定為“綠”字。

　　現在，我們的生活環境好了，新聞文化工作者當然也就沒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的慨嘆了。但是，要想使自己的新聞文學作品少有瑕疵，盡量趨於完美，“窮而後工”，仍然是新聞與文學創作所要追求的嚴謹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