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遇，讓我有幸結識何校副先生。他身高170左右，球狀腦袋，語言渾厚，帶有濃重的湘西口音。從我倆的交談中得知，他是一位剛剛進入耄耋之年的退休教師。子女皆有出息：女兒在北京工作，小兒曾在澳大利亞留學，現已留在那裡工作。家庭，可以說，在我們湘西是讓人稱羨的。
何校副先生，很健談，而且直言不諱。退休后，旅遊了祖國的大江南北，還出過國，到過澳大利亞、意大利、法國、德國、匈牙利、瑞士、西班牙等。但目前困擾他的是糖尿病，不過因胸心豁達，精神狀況極佳。
那天是在回鄉的火車上，我居中鋪，他在下鋪。因白天時間漫長，我坐在廊椅上望風景，看到祖國江山如此多綠，情不由衷地發出讚歎，“美，實在太美了！”
何校副先生聽之，與我搭腔，並謙遜地問及姓氏。寒暄之後，就一起談天說地。
當談到祖國的變化時，何校副先生異常地興奮，說：“我就是新中國成長的見證人，它成立時，我已經有了6歲。其中的坎坎坷坷、酸甜苦辣，我也飽嘗個夠。但最苦的要數60年的ˋ苦日子ˊ，當時沒有什麼可吃的，甚至連吃野菜都是件費難的事。”他頓了頓，喝了口水，接着又說，“如今這日子好過了，可惜人又老啰！”
我瞅着他，額頭上的皺紋，一道道如刀刻似的，寫滿了歲月的滄桑。難后說：“何老（對何校副先生的昵稱），你還算是個幸運兒，退休趕上了幸福時代。”
何老說：“是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能吃飽飯，到吃好飯，這三十年發展可謂神速。不過，老百姓袋子里的錢還不夠多啊！國家是有錢了。”
我戲謔地說：“國家有錢好辦大事。”
何老笑了笑，慎重地接過話：“這句話，好像是哪位主席說的。是習總嗎 ”
我其實也不知道是誰說的，含糊地應和着：“也許是習總吧！”
此時，何老沒有馬上接話，眼睛望着車窗，放佛在思索着什麼，又放佛心思重重。難后回過頭對我說：“習總說得好啊！我們國家有了錢，就能搞好民生，做實事，增強國防實力。到時還怕美國個屌（方言）。”
聽到這“屌”，覺得平日里粗俗的語言，此時也很動聽。我說：“有錢好辦事，現如今，一條條高速路，東西南北縱橫交錯；一座座橋樑飛架山谷，一改過去橫跨大江小河；一個個山洞，火車、汽車呼嘯而入，燈火通明。”
何老瞧了瞧我，說：“你比我年輕，你說說，習總提出的“中國夢”是什麼？”
我微微笑了笑說：“我在習總提出之前，就寫過“中國夢”。當時我認為：習總帶領我們奔小康，住的是高樓大廈，開的是紅旗、奇瑞，進的是免費醫院，上的是公費敬老院等。”
何老似乎有些贊同，卻給我講起了一件辦護照的事。何老說：“我們湘西辦護照，要去廣州，大約一星期。尤其是那繁瑣的簽字、問訊，讓人頭疼。起初，最令我不解的，是外國使館問及我的退休金，只有那麼一點點感到不解。其實，我有三千多（高級職稱工資），在我們湘西已經是高工資了，他們還嫌少。”
接着又跟我談起國外的經歷。首先他說澳大利亞，“那裡的國民素質很高，商店沒有營業員，只有自動刷卡機。顧客自己挑選貨物，自己刷卡交費。如果是我們國家，那還不哄搶而盡。因此，我們國家還要大力加強素質教育，道德教育，人人都做遵紀守法的好公民。”
我沉思一會兒，說：“這恐怕一時半會還趕不上，起碼要等普及高等教育以後，看能不能做到。再加上中國人那麼多，魚龍混雜。”
何老降低了音調說：“其實，澳大利亞也不是人人都守規矩，關鍵是建立制度。譬如，如果在澳大利亞商店裡，你刷卡不實，發現了罰得很重很重的。”
我提出質疑說：“中國人這麼多，都這樣，失業不是很嚴重了，老百姓拿什麼刷卡？”
何老說：“失業救濟金啊！它們那裡的救濟金都有好幾千。”
我更納悶，說：“那豈不是養懶漢了嗎？可能在當地，也許好幾千，就相當於我們這裡的低保。只不過到我們這樣的國家，他們的錢還能做不少事。”
何老接着話茬，說：“可能是這樣。也許是他們那裡地廣人稀，物產豐富；國家有錢，發的救濟金就高。它們放牧，一望無際的草場，只見牛羊、牲畜圈（圈地放養），不見人影。”接着又說歐洲國家，文明秩序也很井然。
我說：“你到的都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比我們好，因為他們起步比我們早。”
何老長嘆一口 ，說：“也許這就是中國夢！在我有生之年，還能見到嗎？”
我似乎又在安慰他，說：“你老會高壽的，再說，國家發展如此迅速。用不了多少年，我們的國家會趕上超過他們的。”
何老此時好像又有了信心，說：“這幾年，醫改有點像國外了，尤其是農村，自己花錢甚少，幾乎是簽字報銷。”
我趕緊說：“國家在進步，民生在改善。對國家，要有信心！其實，只要國家有了錢，還怕有辦不到的事。只是眼下我國的綜合國力還只是排名第二，再加上這麼一大家子。但我想，用不了多久，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一定會是世界第一，且遠遠超過美國。”
何老此時精神來了，雙手合起說：“哦米拖佛，但願這天早日到來，如你所說。”
我緘默了，望着車窗，那撲入視線的綠海，難道不正像親愛的祖國，蒸蒸日上嗎？此時，我對“中國夢”又賦予了新的內涵。
遠處翱翔的飛鳥，向著天邊，迎着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