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完王安石以後，我就想寫他的政敵司馬光，但是對於他的功與過，我想了很久，一直不知道怎麼評說，所以直到今天才提筆。
還是從那個著名的“司馬光砸缸”講起吧。這個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不用我再複述了，從這個故事裡看，小時候的司馬光機智沉着，顯示出與年齡不相稱的老成。他的仕途也顯得比常人要順得多，他二十歲中進士甲科，到了宋神宗上台以後，他官拜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如果非要比照的話，相當於政治局委員兼中紀委副書記這樣的大員。從這點看，他不僅早慧，而且早熟，還早發達，確實非常人可比。
翻看流傳下來的司馬光事迹，還是令人感動的居多。他一生好學，發明了“警枕”，就是用一截圓木當枕頭，“警枕”一滾動，他便起來讀書，並始終保持着刻苦學習的習慣。南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記載了他苦學的故事，還留下了他的話：“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可見，他的成功與他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孝順雙親，中進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禮郎，華州判官之職，他申請隨他父親到蘇州做官，好侍奉雙親。母親和父親相繼病逝后，他按制度丁憂五年才回到京師任職；隨後，他在他父親生前好友、時任宰相的龐籍不斷舉薦下一路提拔，前期一直隨着龐籍，龐籍死後，司馬光拜他的妻子為母，像撫養自己的親兄弟一樣撫養龐籍的兒子，堪稱知恩圖報、有情有義；他為政地方的時候，能傾聽百姓聲音，同情百姓疾苦，為官清廉，受到百姓的尊重好評，他死後若干年，蔡京要把他刻入“奸人碑”（元祐黨籍碑），連刻石的工匠都流淚反抗，可見民眾對他的尊重是發自內心的。
他的人格魅力還體現在他的不事奢華。司馬光生在官宦之家，從小家教很嚴，養成他不愛慕虛榮的性格。當然，這應該也與他從小就認真領會並遵守書本知識的習慣有關。比如考中進士參加聞喜宴的時候，按規矩大家都要戴一朵紅花，他卻以為這是矜誇的行為而不戴，直到一個同年告訴他，花是皇帝所賜，必須戴的，他這才也佩上。儘管後來他官兒越做越大，但是在生活上卻仍然能保持儉樸，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里說他“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這樣的作風在古代的官宦之家是極其少見的，這也說明了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是真正身體力行儒家精神的實踐者，而不是對自己一套、要求別人又一套的偽君子。
司馬光值得稱道的地方還在於他公仇私怨一一分明。儘管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和，但並不影響他對王安石個人品行的推崇。他在《辭修起居注第四狀》中說：“如臣空疏何足稱道，比於王安石相去遠甚……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傳家集》里也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可見，他並不吝嗇對王安石做中肯而客觀的評價，甚至還有那麼一絲的過譽。當然，王安石也一樣稱讚司馬光為“君子人也”。可以說，這兩個政見不同的對手是惺惺相惜的。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司馬光重新掌權，認為新法害民，立即全面否定了王安石的變法。但是後來王安石病故，正在病中休養的司馬光特地寫信給呂公著，要他“優加厚禮”，絲毫沒有因為政治上的敵視而交惡。從中可以窺見，他的心胸相當寬廣，退一步說，即便這只是裝模做樣，也與我們現代人所見到的許多因政見不和而反目成仇的故事成了鮮明的對比，何況皇帝最後還是採納了他的意見。
他對於自己信念的堅持也是少有的，真正體現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安身立命原則。我們暫且不談王安石變法的對錯，在宋神宗與王安石搞這個變法時，司馬光在位的時候就固執地加以反對，犯顏直諫，面折廷爭，甚至因此貶官外放。看到無法改變神宗的觀點，他並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搞陰謀詭計，而是就潛心研究歷史，足足十五年時間閉口不談時政，埋頭編著多達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萬字的《資治通鑒》。在這本書里，他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分析他們的得失，把自己的執政理念和政治觀點都溶進了他對歷史的評價里，在我看來，這正是“窮則獨善其身”的表現。關於這本《資治通鑒》的歷史價值，在這裡不打算細說，但它無疑是一部劃時代的歷史巨著，包容萬象，堪稱國之瑰寶。而他終於起複之後，仍然堅持廢除新法，最後雖然失之於嚴，但那另當別論。總之，他的這種契而不舍、始終堅持自己信念不動搖的精神，確實相當不容易。
用我們現代的眼光看，司馬光在政績上談不上出色。儘管在地方官的任上，他頗有政聲，但那畢竟是一時一地的作為，不能與他的身份相符。作為北宋前期的重要歷史人物，他在起複之後，以六十七歲的高齡、身負君民厚望，可惜在執政的理念上過於保守，在清算新法的過程里也造成了一部分的矯枉過正，甚至在用人方面也犯了與王安石一樣的毛病。他的固執的性格也造成他聽不進反對的意見，過於相信自己的判斷，從而給社會造成了些許的動蕩，尤其是對北宋官僚陣營里的黨爭起到了不好的示範作用。
我以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儘管我的這本書里評價人物大都是以他們的政治身份來分析他們的對錯，儘管司馬光偏於保守，但對於司馬光，他的人格魅力遠遠勝過他的政績，我只好放棄了從政治角度看他的初衷。實際上，如果分析他的政績，他的所為並沒有嚴重偏離軌道。也許在我們現在看來，他的好心卻辦了比如全盤否定新法這樣的壞事，可以說他沒有政治遠見，但從當時的角度看，新法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擾民傷民的現象，而他的出發點正是為了廢除擾民的新法，作為一個執政人員，他的廢止恰恰說明了他心繫蒼生。看起來似乎他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走了，但那只是我們在歷史發展的後來才看到的真相，至於當時的人們，身在局中，要他們能透過現象看本質，這是根本不切實際的苛求。
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以至積勞成疾，晚年重新執政，忙於國事，才一年半就過世了。噩耗傳出，京城裡的百姓自發地罷市前往憑弔，貧窮的還賣了衣裳來祭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送葬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面八方趕來送葬的數以萬人計，畫他的遺像寄託哀思的更“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儘管我們現在從理論上可以說，以德教化是人治社會裡的弊端，似乎不值得稱道，但我權衡許久還是認為，放在當時的氣候里，他能如此得民心，這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值得我們細細研究。當然，這不是我這業餘愛好者區區幾千字的短文能夠說得明白，所以，關於他的事，還是就寫到這裡吧，再寫下去，錯漏百出的歷史知識就要用光，我老人家一世英名難免毀於一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