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本質是回憶，就個人這段時日，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感嘆文學這東西無從和現實的物質力量相比，文學有什麼用？不過是一種無用而用，不過是讓讀者感受到那麼點心靈寬慰、那麼點情調、那麼點道義和悲憫情懷而已；一部作品給人最大的益處也就是心靈那點感動，哭也好笑也好怒也好，掩卷該幹什麼還得幹什麼去。
文學主要不是以文載道，不是教育，不是要影響到當權者，而是一種審美，陶冶陶冶情操。她只是一種體驗，一種感受，實在不能擔當太多的東西，尤其不能攙和到政治中去。——要說揭露控訴，記者比你專業，通過文學作品來揭露現實還不如通過新聞報道；要說喚起民眾，演說家不比你更會煽動？號召力不比你強？文學也不是社會很中心的一個東西，不應該是用來反映社會問題的，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寫的作品不能夠長久，等社會問題解決了，作品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不由想起年輕時的輕狂來，那時多少有那麼點兒激進傾向。在山東大學兩年的作家班學習中，教授們時不時告誡的就是“搞文學攙和政治是找死”，起初很有些不解，還舉手跟老師爭辯，弄得老師沒奈何，只好說：“你總得學會善於保護自己吧。”
現在始信：政治家搞文學死不了，文學家搞政治要死人。文學什麼也擔當不起，但即使這樣，文人們也一直走在被貶的路上，建國以來的反右和“文革”等歷次運動，文人還不都是祭壇上的祭品？很多不合政府口味的作品還不是受到抵制與查禁？
文學本就是甘心邊緣的東西，瞿秋白在黨內黨外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始終扮演的是一個文人的角色，他即不適應又疲於奔命，最終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長征時又被遺棄在蘇區，臨就義前寫下了兩萬多字的《多餘的話》，開篇就說“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着政治工作”，以致“文革”時期的黨報把他視為叛徒，認為他“再三向反動派表示‘懺悔’、‘自新’，把參加革命活動說成是‘歷史的誤會’，說參加共產黨和做黨的工作是‘不幸’”。像他這樣的人，即使不被捕活到解放，在政治舞台上也必定是個邊緣人物，怕是連“文革”也挺不過去。歷朝歷代統治者都不重視文人，你持不同觀點頂多像嚴子陵、陶淵明、竹林七賢一樣寄情山水，不合作、不入仕，還能幹什麼呢？王實味就因為批評延安時期的等級制度，說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斧頭砍去了頭顱。所以說，文學根本無力承擔她根本做不了的事情，即便你再痛恨社會不夠民主，也只能限於無關痛癢發發牢騷而已。
“百無一用是書生”，行事偏激，書生意氣，正如馬謖之“言過其實，終無大用”，所以你一個文人熱衷政治幹什麼？你擠到體制之內，呵呵，——天下文人入我彀中，你還敢執言什麼呢？你做徐懷謙第二？我覺得，一個文人，你只需有那麼點懷疑主義式的思維慣性，尤其是對主流意識形態，有那麼點警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