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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文人熱衷於政治

白雲飄飄範文網 編輯:得得9

  文學的本質是回憶,就個人這段時日,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感嘆文學這東西無從和現實的物質力量相比,文學有什麼用?不過是一種無用而用,不過是讓讀者感受到那麼點心靈寬慰、那麼點情調、那麼點道義和悲憫情懷而已;一部作品給人最大的益處也就是心靈那點感動,哭也好笑也好怒也好,掩卷該幹什麼還得幹什麼去。

  文學主要不是以文載道,不是教育,不是要影響到當權者,而是一種審美,陶冶陶冶情操。她只是一種體驗,一種感受,實在不能擔當太多的東西,尤其不能攙和到政治中去。——要說揭露控訴,記者比你專業,通過文學作品來揭露現實還不如通過新聞報道;要說喚起民眾,演說家不比你更會煽動?號召力不比你強?文學也不是社會很中心的一個東西,不應該是用來反映社會問題的,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寫的作品不能夠長久,等社會問題解決了,作品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不由想起年輕時的輕狂來,那時多少有那麼點兒激進傾向。在山東大學兩年的作家班學習中,教授們時不時告誡的就是“搞文學攙和政治是找死”,起初很有些不解,還舉手跟老師爭辯,弄得老師沒奈何,只好說:“你總得學會善於保護自己吧。”

  現在始信:政治家搞文學死不了,文學家搞政治要死人。文學什麼也擔當不起,但即使這樣,文人們也一直走在被貶的路上,建國以來的反右和“文革”等歷次運動,文人還不都是祭壇上的祭品?很多不合政府口味的作品還不是受到抵制與查禁?

  文學本就是甘心邊緣的東西,瞿秋白在黨內黨外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始終扮演的是一個文人的角色,他即不適應又疲於奔命,最終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長征時又被遺棄在蘇區,臨就義前寫下了兩萬多字的《多餘的話》,開篇就說“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着政治工作”,以致“文革”時期的黨報把他視為叛徒,認為他“再三向反動派表示‘懺悔’、‘自新’,把參加革命活動說成是‘歷史的誤會’,說參加共產黨和做黨的工作是‘不幸’”。像他這樣的人,即使不被捕活到解放,在政治舞台上也必定是個邊緣人物,怕是連“文革”也挺不過去。歷朝歷代統治者都不重視文人,你持不同觀點頂多像嚴子陵、陶淵明、竹林七賢一樣寄情山水,不合作、不入仕,還能幹什麼呢?王實味就因為批評延安時期的等級制度,說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斧頭砍去了頭顱。所以說,文學根本無力承擔她根本做不了的事情,即便你再痛恨社會不夠民主,也只能限於無關痛癢發發牢騷而已。

  “百無一用是書生”,行事偏激,書生意氣,正如馬謖之“言過其實,終無大用”,所以你一個文人熱衷政治幹什麼?你擠到體制之內,呵呵,——天下文人入我彀中,你還敢執言什麼呢?你做徐懷謙第二?我覺得,一個文人,你只需有那麼點懷疑主義式的思維慣性,尤其是對主流意識形態,有那麼點警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