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很小的時候，父親回家急匆匆拿了幾件換洗衣服就出門了，又彷彿是過了很久，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父親突然回家，昏暗的煤油燈下，父親明顯地黑了、瘦了，還帶回一盞帶把的油燈。後來才知道，父親是大隊幹部，也是共產黨員，那是到小煤窯做工躲避“武鬥”去了。在幼小的心裡，“武鬥”、“幹部”、“共產黨員”等孤立詞語有了印記。
1970年秋天，在父親的哄勸、硬拽下，我被塞進了學堂。當時的所謂學校，其實就一間教室加一間老師用的偏房。教室四周是木柱頭加木板牆，一縷縷陽光從屋頂上的瓦縫或砂眼中射到我們的頭上、臉上，現在想起來，很像今天的激光射燈照射在舞台上。同一間教室里，坐着兩個班，一個是高年級，一個是低年級。我們先是早讀，然後曾老師給我們上語文課，之後我們寫字，曾老師給高年紀上算術課。就這樣，我們在教室里度過了兩年的時光。有一天我們正在上課，忽然狂風大作，整個教室不停地搖晃起來，屋頂吱吱嘎嘎地響，老師連忙高喊： “快，快出去！”後來，這樣的情景，我們經常遇到。當時父親和幾位大隊幹部很着急。我們幾十號師生勉強支撐到期末，大隊決定重建小學校，並由父親負責。父親很賣力，白天跑材料、募集資金，晚上在工地照看材料，吃住都在工地。有兩次我去工地玩耍，看見父親只喝着清澈照人的玉米粥，沒有哪怕就是丁點鹹菜的任何下飯菜，更沒有饅頭等主食。還記得有好幾次，父親帶人到我家抬走了幾根我當時雙手抱不過的大木料，後來聽說是捐給學校做了課桌和板凳。秋天到了，我們興高采烈地背着書包重返學校，一座一樓一底，有六間大教室的磚木結構教學樓展現在我們眼前。樓頂上飄揚着國旗，大隊幹部和周圍的社員們臉上洋溢着歡笑，父親笑呵呵的，不停地指指點點，說著什麼。臉黑黑的，瘦成了一張皮。一撥又一撥的孩子在那裡讀書、從那裡走向中學、走向社會。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所就讀的小學還是我畢業時的那個樣子。
有時社員之間、家庭內部鬧糾紛或者矛盾，父親總是苦口婆心、好言相勸，化解不和。為此，父親常常是很晚才回家。後來聽說他有一個“官銜”，叫作“人民調解員”。
父親凡是一有空閑，就去整修山區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經常是摸黑還在干。後來，村上為了修進村的公路，要求村民投工投錢。由於父母年事已高並且多病痛折磨，村裡對老人採取豁免辦法，但父親堅決不幹，堅持出工、出錢。
父親因為意外事故殘廢了，但他還常常忍受痛苦去很遠的村委會參加黨員活動，為此還經常受到母親的“責備”。
父親蒼老了，歲月風霜的印記深深地烙在他的額頭和臉上，但他豁達開朗的為人性格、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近似嚴酷的家教方式、吃苦耐勞的人格品質、默默奉獻的為民精神，至今猶存，永遠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