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來了影評（一）
終於看了姜文被禁止公映的《鬼子來了》，很多人都將這部片子的禁止公映解說為該片中絕口不提共產黨抗日，自始至終未出現一個黨員形象，因此而引起不滿。但看了這部片子才知道決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鬼子來了》講的是川北抗戰的故事，在那個叫掛甲台的小村落里老百姓無知的固守着自己的善良，卻悲慘的被鬼子集體屠殺。而且這場大屠殺發生在日本天皇發表投降詔書之後！
中國的農民是淳樸而且安於現狀的，他們被諸多的勢力欺壓了兩千年，形成的秉性卻溫順賢良。可以想見，當小鬼子們沒有進行燒殺戮掠的時候，老百姓雖然會心有不甘，但真的是尚不至於奮起以命相搏（並不是說老百姓就不愛國，而是在那樣一個自給自足、封閉且未開化的時期里，“愛國”還是一個虛幻的理念）。片中有大量的這樣的痕迹，在那個被日軍牢牢把持的小地方，因為沒有國軍和共軍的爭奪而顯得相對安寧，小日本對當地人進行着和平的奴役。習慣了被壓迫的老百姓已經對於尊嚴的事情麻木了，為了生計這樣的眼前利益而過分樂觀的活着。小鎮上唱曲的在集市上宣揚着皇道樂土，教育眾人中日“八百年前是一家”，村落里老百姓見了鬼子一口一個“森塞”的叫着。固執的不肯殺人的村民們為了結果被俘的鬼子，費盡周折請刀斧手，最終得到的結論是這鬼子命不該絕。並最終同意了鬼子用人換糧的建議。
燒殺擄掠外加姦淫婦女，這是鬼子留在中國人心目中固有的形象。但在這部片中的開始，雖然老百姓見了鬼子依然是戰戰兢兢有着被殺的危險，但小鬼子們僅是打罵並未隨意殺人。不過，小鬼子們的武士道精神和對中國人的殘忍施暴的一面卻被生動形象的刻畫出來。兩個場景就可以進行完全的闡釋：
一、炮樓里的兩個鬼子溜出來想吃雞，老兵教新兵如何粗暴的對待中國人，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刺刀，並說“對付支那豬就只有用這種辦法”；
二、被囚半年獸性冷卻后的小三郎在所謂的鬼子＋百姓的聯歡中得意忘形，對中國人大聲說著“大哥大嫂過年好，你是我的爺，我是你的兒”，但明顯喝高了的他在隊長一番激勵下，獸性大發對養活了他半年的村民們舉起了屠刀。
凡中國人與外族的殊死爭鬥，敵陣中必有我國人！這簡直是個千古不變的道理！漢武帝征討匈奴，有前宮人在匈奴王帳中出謀劃策；抗日戰爭中更是偽軍比日寇數量都多！這部片子中着重刻畫了翻譯這個角色，這個懂日本話的東北人幾乎沒有一句是在“直譯”，國人對國人的欺瞞才是最可悲的事情。而且這個翻譯在被村民釋放后居然給鬼子隊長出主意讓鬼子爽約，結果招來一句奚落：“我們日本人不像你們中國人那樣不講信用。”這句話對我來說真的是太刺耳了。
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打碎給人看。這部片子的結局是掛甲台整個村落在大火中消失在鬼子的屠刀下，而國軍的抗戰將領又讓斧劈日本戰俘的三兒受戮於已經被俘的小鬼子。這就是中國人的悲哀。為什麼這樣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民族被一個島國踐踏了整整八年，這部片子給了我們一定的啟示。很多時候，不是別人的兇殘和強大，而是我們自己的愚昧和自殘。
從聯合早報網上看到消息，東京舉行了一個反華遊行，理由是中國還沒有對去年4月份爆發的反日遊行向日本人道歉。不明白為什麼這個世界上還有如此不講道理的人種，但是畢竟有這樣的鄰居，有慘痛的教訓，我們只能用《霍元甲》中的那句震撼的台詞一樣——“自強不息”！
鬼子來了影評（二）
看完之後，上網搜索了一下影評，許多人痛心中國農民的愚昧。但我覺得以當代的歷史見識去苛求數十年前抗日時期的農民思想境界，實在有點不公平。試想，如果我們也在當年的閉塞環境里，沒有接受過教育，能清醒正確地和日本人鬥爭嗎？
也有很多人說這部電影拍出了中國農民和日本侵略軍的真實一面，對此，我也抱着謹慎的態度。理由很簡單，我們所有的印象都來自由官方撰寫的歷史。這時，突然一個人冒出來說歷史不是這樣的，難道我們因為厭惡官方的歷史說教，就輕易相信了一部電影的渲染？如果“黑”是不對的，難道“白”就對了？
用電影去理解歷史去理解政治，無異用小說去理解生活。電影中的農民，只是姜文理解中的農民。電影中的日本鬼子，也只是姜文理解中的日本鬼子。他們不是歷史深處真實的農民和日本鬼子，真實的他們不可能被我們認識了。
《鬼子來》是禁片，被禁的原因有兩個版本。官方解釋的版本是姜文沒經過電影局同意，自私去國外參賽。民間傳言版本是因為電影顛覆常人觀感，過於反動。本人猜測大概姜文知道電影局不可能讓他去外國參賽的，就先下手為強了，結果，電影局還真找到這借口禁止《鬼子來了》公映。
看《鬼子來了》，覺得還真的該禁映，不是電影拍得不好，也不是電影拍得過於反動，而是大多數中國觀眾可能會真的認為——抗日時期的中國農民和日本侵略軍就像電影里那樣。有一大批憤青本就反感官方的歷史思想灌輸，現在看到“真實歷史”，可能興奮起來。他們覺得找到了“真實”，誰知道這“真實”是不是姜文的“主觀”而已。
或許可以像我一樣，把《鬼子來了》看成一部刻畫生存荒誕性的電影，不要過分地去解讀政治和歷史，這部電影可以解禁了。
我更情願把這部電影解讀為刻畫人性和描述生存荒誕性的故事。一部好電影自然刻畫人性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可為什麼把《鬼子來了》理解為生存的荒誕性，首先因為電影本就改編自尤鳳偉的小說《生存》。
具體分析，我們就思考一個問題——主角馬大三（姜文飾演）為什麼無法生存下去？馬大三死在輕信他可以和強權可以達成契約，塑造可以信任的關係。馬大三第一次輕信了那個深夜用槍頂着他額頭的人，會遵守諾言，會在除夕夜領回暫時托給馬大三“照顧”的日本俘虜，結果呢？那人失約了，於是馬大三接下了一個燙手芋。
馬大三第二次輕信了日本鬼子，相信可以和日本鬼子達成紙面契約，結果日本在酒飽飯足之後翻臉，屠殺了整村鄉親。馬大三最後竟然被他照看過的俘虜砍頭。
一個人生存質量取決於他可以信任周圍多少？如果信任越少，那麼該人生存越難。我們為什麼活得累，就是因為我們的心一直懸着，無法信任周圍許多的東西。我買東西，無法信任商家，害怕買到偽劣商品；我們過馬路，無法信任司機，害怕“70碼”；甚至我們打110，也無法信任警察，害怕警察和對方是朋友。還害怕扶起跌倒的老人，怕他拉着我的衣袖賴上了。
處在弱勢的人，不敢主動打破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弱勢者很需要信任社會的公德，需要信任法律的公正，需要信任強權者的正義。因為一旦失去這些信任，弱勢者只有死路一條。但是，在現實社會，強權者為了更大利益，基於黑暗的人性，往往不會與弱者達成君子契約，會單方面破壞信任，把弱勢者逼上絕路。
電影中的馬大三無疑是弱者，而持槍者（不管是游擊隊還是日本鬼子）無疑是強者，手無寸鐵的農民想和荷槍實彈的軍人達成契約——信任的實質表現，簡直很天真，因為持槍的強者只要不高興了，隨時毀約，踐踏信任，最後甚至屠殺弱者。
弱者和強者之間，從來很難有君子契約。一旦弱者對強權者產生信任的錯覺，死期也就快到了。弱者想信任強者，就要把自己的生存權交給強者。可是弱者想生存，又不得不依賴於強者。生存的荒誕性就在這裡。
《鬼子來了》如此，現實也如此。
鬼子來了影評（三）
曾經把《陽光燦爛的日子》放給比我大許多、在那個年代度過青年時代的朋友看，他們對姜文很不屑，他怎麼還玩這小孩的把戲呢，一點兒都不真實，那時候誰有那樣浪漫的日子呢。我就說，特定地點、特點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樣過來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其實我的話未說完，姜文在他的電影里玩了一個花招，他的重點不在故事，講故事的同時又通過馬小軍的口不斷否定着故事的真實性，用中國人少見的荒誕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確定的敘述，恍惚的氛圍，告訴我們，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他否定了個人敘事的真實性，卻又重建了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少年時代，一種那個時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過的充滿生命 力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無法知道到底哪個更真實。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誕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這卻是嚴守法度的中國電影一個未曾有過的創舉，個人的理解和創造力終於登上了前台。我由此喜歡上了姜文的電影，特別是他對於回憶的顛覆和重新發現。
等待多年之後，姜文帶來了《鬼子來了》。這次風格大變，黑白攝影，影像粗礪，表演激烈，對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別了童年回憶的姜文把鏡頭伸入到歷史深處，試圖對我們的集體記憶來一次顛覆。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誕，不過，這荒誕已不是藝術家超現實的畫筆，而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刀。姜文知道，越荒誕才越有顛覆力，他不憚在我們的傷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為那段記憶並不像我們理所當然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永遠的傷疤，而是隨着歲月的流逝，漸漸地淡了。
最具荒誕色彩的人物當然是馬大山和他的鄉親。電影一開始，就用戲劇性的手法把馬大山置於了一個荒謬事件的中心，作為日佔區的一個普通老百姓，他卻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個日本兵和一個為日本人賣命的漢奸。既不能讓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殺了他們，甚至為了不讓日本兵尋死，還得盡心竭力地款待他們。對於馬大山和村民們來說，這樣做是出於一種生命的慣性，本能的生存意識。他們從此也擁有了一個尷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國人，一面卻要放棄恐懼（我注意到，他們的第一反應是恐懼而非仇恨），把鬼子作為自己人一樣來保護。發展的結果，兩種身份合而為一，在意識里中國人與鬼子似乎沒有什麼區別，這才有了後來把鬼子送回去的情節，才有了與鬼子的軍民同樂。當馬大山給村裡人許諾去殺日本人後，連自己的女人都不願再碰他，因為，在他們的邏輯里，這個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個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國人血的手一樣不幹凈。
電影到這裡，反而把馬大山和村民置於一個道德困境，在日軍刺刀下戰戰慄栗活人的中國人，倒要為怎麼處理一個日本兵而飽受良心折磨。問題的關鍵就在良心，他們以為日本兵和中國人一樣有良心，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對得住良心的，他們甚至以為可以和日本人討價還價，而日本人也會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親那樣回報他們。所以接下來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讓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測和斤斤計較變得那麼愚蠢和荒唐。最後，馬大山死在了他曾親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對瘋狂的戰爭規則時的脆弱和荒誕不經如此觸目驚心。日本兵可以在殺人之前細心撣去馬大山頸項上的螞蟻，但屠刀仍會毫不遲疑地落下，他的荒誕之舉是以前的馬大山怎麼也理解不了的，他們遵循的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順民不成，想做個殺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戰時忘了敵我，在戰後無視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馬大山和鄉親們還是明確意識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幾個後生審問日本兵，他問道：你殺過中國人不，糟踐過中國女人不？我相信他們即便沒有家人被日本人殺害，起碼看見過日本人殘殺其他中國人。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們根本不像籠罩在戰爭和殺戮陰影下的人，八嬸爭吵時的凌厲架勢，村民要脅馬大山殺了他們的狠勁，算計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麼好處，拍得越生動真實，越是讓人沮喪不已。不是要人人都成為抗日英雄，但轉眼間就可以忘了自己的處境，真以為中日一家，抱着那樣荒誕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難。
電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卻讓人過目難忘。馬大山被處斬時，呼應國軍軍官的震臂高呼，從城牆上滾落的人引發的笑聲，突然鑽到哨兵襠下的豬，在這一刻所營造的荒誕感其鋒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精心設計的前後出現了三次的說書人，不敢殺日本人的劊子手劉爺，讓人可笑的同時只有深深地嘆一口氣。
吳大維扮演的國軍軍官在戲台上宣布對馬大山執行死刑。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樣的地方處決了那個翻譯官。日本戰俘要按國際公約由國際法庭來審判，漢奸則可以不經任何正式審判就地正法。馬大山被殺是因為停戰後日本戰俘是受保護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則無人追究。吳大維的瘸腿與其說是劇情需要，勿寧說是在隱喻這種荒誕的現實，只有一條腿的正規軍，只是一條腿般的教條公約和原則，看起來人道，實際上把真正善良者的生命反而視如草芥。
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角色：“我”。這個“我”突兀地將兩個大活人交給馬大山，說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沒了下落，因了這，卻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這個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樣荒誕，他在實與不實之間，始終沒有正面出現過，卻一直懸在馬大山和全村人的頭上，左右他們的生死。“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產黨，對於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種和日本人一樣可怕的力量，是強加於人的悲劇，是不可預知的命運，也是冷冰冰的歷史。如果說馬大山和鄉親們值得同情的話，那隻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為了在戰爭中苟活性命，卻承擔了別人給的他們負不起的責任。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來，似乎為了考驗所有戰爭中的人。他要說的是，沒有誰能真的置身事外，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責任，“我”不管是某種具體的藏在背後的力量，還是抽象的任人解釋的歷史，固然不可推卸責任，但普通人如果喪失了正常的判斷力，準備袖手以觀，他也要為此付出代價。
姜文用紀錄片風格的表現手法，給了我們一個荒誕的生存故事，說它荒誕，因為在故事裡的每個角色都沒有遵循他們應該遵循的規則。他的意思很明顯，在那樣一種異常的條件下，作為一個中國人，不可能僅僅為生存而生存。要說反省，中國人首先該反省的正是自己的這種生存哲學。靠抗爭可以生存，靠隱忍也許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實際的希望絕對無法生存。在戰爭環境下，天真地以為能超脫局外，消泯敵我，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謬。他不光要我們警惕日本人，這大凡中國人都看得出來；他更要我們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僥倖心理以及善於遺忘，這種遺忘的可怕，不單是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忘了那時的硝煙，更有今天面對刺刀明天就可以變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渾不知身處何地，與誰相對；他還要我們警惕理論，任何主義都不是絕對的（雖然承認這一點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會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殺了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時間，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國人死不瞑目？
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結尾是閉上了，在他的頭落地的一瞬，他終於明白，對於先前的他和鄉親們來說，這個世界太過貧弱和蒼白，所以他的眼睛一開一闔間，世間血色一片。
人頭落地，姜文也終於證悟，荒誕刀法至此煉成。他的這把刀剖心斬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們最不願為人見的東西挖出來示人，絕沒有我們看慣了的民族英雄，也沒有熱血賁張的悲壯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視為圭臬的人道主義，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鋼的民族主義，結果黑道白道都不買賬，東方西方兩不帶見，西方人不見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發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獎項，然後了無聲息，絕沒有同年的其他華語片那般風光，大多數中國人也還不知何時才能在電影院看到這部真正拍給中國人的電影。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個浪跡江湖的寂寞高手。江湖中人則慶幸，中國電影有了一條真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