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有感
文/齊毅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一文刊登在齊齊哈爾市文史資料第三十九輯中，作者王秀英。王秀英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間，擔當了齊齊哈爾廣播電台台長，文章回憶了文革期間被打倒，以及受到種種虐待和折磨。
王秀英， 一九五八年調到齊齊哈爾廣播電台任台長，在此前她一直任職為齊齊哈爾宣傳部副部長。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各級領導者都受到了衝擊，任廣播電台台長的王秀英也不例外，造反派在病房中帶走了正在生病住院的她。就此，王秀英厄運也就拉開了帷幕。先是戴紙糊的高帽，掛大牌子，用墨汁塗黑臉，然後跪在地上，從廣播電台那兒，爬行到龍江飯店（今天的中環廣場）；市公安局（今天百貨大樓北側的大坑那兒）；最後是第一醫院。一路上嘴裡還要說著"我是走資派".一路上嗓子說啞了，手和膝蓋都磨出了血……
批鬥會前，走資派牛鬼蛇神都得挨上一頓揍，拳腳相加，大嘴巴扇的啪啪作響。批鬥會上，這些走資派、牛鬼蛇神都得站在凳子上，兩側的人把走資派的雙手向後高抬起來，屁股自然撅起，這叫噴氣式，一撅就是個把小時。批鬥會完事後接着就是站在汽車裡遊街示眾。許多人熬不過這樣的折磨，自己了斷了生命。如當時市委文教書記張蒲家的夫人就扔下了三個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還在吃奶。
文中又說到，非法拘禁在牛棚里，年三十家裡給送飯，看守拒收，並說道："牛鬼蛇神過年吃什麼好的".一聲長嘆，那會兒究竟是怎麼了，人鬼顛倒，無法無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這篇文章開始對標題還不太理解，感覺作者是不是敘述自己走的是怎樣的路，但看完文章感覺到作者在那段時間裡已經是無路可走，只能用自己的清白來支撐着活着的信心。
看完這篇文章想了許多，想起劉姓同學說他的一件往事。文革開始，他的父母都關進了牛棚，還是分別關在兩個地方。那年中秋節的晚上，天還下着雨，七歲的他和大他五歲的哥哥去給父母送飯，送完飯哥哥騎車帶着弟弟冒着雨往回走，一下就騎到溝里，兩個人渾身上下都是泥水，回到家裡小哥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放聲大哭。
文革一開始，天天開批鬥會，母親單位也是如此。那天去母親單位吃中午飯。休息室里，幾個造反派廢寢忘食地忙碌着，他們為下午的批判會準備着道具，紙糊的高帽，紙殼的牌子，這時一個造反派頭頭進來說，高帽和牌子都是紙質的，沒有重量，這是對走資派牛鬼蛇神的敷衍，必須讓他們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沒一會，8號鐵絲焊成的帽子拿來了，紙殼的牌子換成了五層膠合板，掛脖子上的布條，改為細鐵絲。不知道這道具最後給誰用上了，看着就恐怖。
當時的齊齊哈爾鐵路局黨委書記王雲漢，住在我家不遠處，那麼大書記必然是批鬥的對象。開始關牛棚，抹黑臉、噴氣式就不用說了。後來可以回家，但回家是兩個背着槍的造反派押送，王雲漢脖子上還得掛個大牌子，上面寫着"走資派王雲漢",並在名字上畫了叉，就像要槍斃似的。王雲漢來回上下班就像街頭的風景，不懂事的小孩子們圍觀着，揚土、扔石子常有發生，人格受到極大的侮辱。
這是龍華路上的一個大門，這大門封閉好多年了。文革那會兒，這個大門裡面的部隊在齊齊哈爾市支左（支左是文革期間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記得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父親騎自行車帶着我（我那會兒九歲）路過這裡，這裡的道路被很多坐在地上的人堵住了，人群兩側各有一輛汽車，汽車上裝的都是鋪路用的青石塊，有拳頭大小，人群的里有拿鎬把的，又拿用四分鐵管斜着切割成扎槍的。父親馬上帶我走開。告訴我，快走，這裡要打架。
當下，個別餐館為招攬顧客摻雜着表演，表演的內容就是文革那會兒的歌曲或是舞蹈，飯店的工作人員也都穿上草綠色軍裝，紮上腰帶，戴上綠色的帽子，胳膊上還要戴上紅袖標。飯店的裝修上也是文革化，牆上是文革的粘貼畫，甚至服務員也要用當年的"語錄"進行對話。
看到服務人員的這身打扮，以及他們說出的話語和這種環境，一下就把思緒拉回到那個瘋狂的年代，我不管別人怎麼開心的笑，我的確笑不起來，因為我目睹過批鬥會，見過抹黑臉剃鬼頭的，更見過人格被肆意踐踏的，我真的笑不出來。我想，若王秀英老人看到這樣的環境，這身打扮，這樣的表演，心裡該怎麼想，沒準再好的飯菜都難咽下。
那個年代給予走過來的人就是一種紋身，是在大腦皮層上的紋身，很難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