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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讀書報告:何謂“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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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渡北歸讀書報告:何謂“大師”

  文/謝恬[江蘇省蘇州中學“偉長計劃2011”]

  一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剛看完《南渡》的時候,心裡是滿滿的惋惜和欽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樣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稱為“後無來者”的大師?

  所謂大師,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中國還很閉塞、落後,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傳統的中國人,骨子裡還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離經叛道的人。梁啟超就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不光自己在中國宣傳新思想,把先進的文化帶回中國,更讓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學之路,並且凈撿荊棘密布、無人問津的路來走。中國人沒有搞建築的,他就讓梁思成去美國讀建築。中國冷僻的考古事業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就讓梁思永去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中國缺少將才,他就讓梁思忠走上了軍事道路。“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中國人民沒有受過現代科學的洗禮教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現代科學帶進了國門。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源於他們偉大的父親,而中國普通百姓從蒙昧中的漸漸覺醒,則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像梁啟超一樣不計私利、只為改變祖國現狀的大師。他們攜着新技術、新知識、新思想,漂洋過海,終是砸開了愚昧落後的大門。這可謂“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說來自孟子。《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養性以奉天命,或許並非難事。而大師與平常人的區別就是他們是“為生民”而“立命”。被稱作“三百年來一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動。艱難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曆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想要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首先就應對身邊的人有發自肺腑的關懷。陳寅恪先生畢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國史學上,就連逃命都不忘提着書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語所就職,可是他卻舍不下在清華教書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迫於時局無法醫治,可他依然不放棄他的教授職業。書里這樣寫道:“此時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他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遞給了千千萬萬的學生。“為生民立命”恰是陳寅恪先生人格的寫照。

  張橫渠所謂“絕學”指的是儒學,在此就讓“絕學”擴充一下範圍,暫代所有的學問。如果將“繼”簡單地理解為繼承,那麼這個人必定不會是個大師。一個真正的大師,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不管是董作賓的“五期斷代說”,還是老金的符號邏輯,都已經超越前人,令人讚歎了。但在這眾多大師學者中,我最欽佩的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說過這樣一段話:“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先生畢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勵胡適之、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宣講新文學,也不排斥辜鴻銘、陳漢章這樣的守舊派,這種學術的“自由”之風,不正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結合時代背景加以發展嗎?能達到如此程度的學術自由,我想是當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難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既往聖之絕學”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這裡的“學”可謂包羅萬象,“繼”也絕不僅是繼承弘揚這麼簡單。

  張載將“為萬世開太平”放在最後,或許是以此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鐵蹄踏上了中華大地,中國成百上千的學者、學生踏上了南遷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現確實迥然有異。在書里,我們看到有愛慕虛榮的女同學,逃亡途中還不忘裝扮一番,我們也看到了像聞一多一樣堅決主戰,甚至有點兒狂熱的“憤青”,更有如陳寅恪、吳宓一般沉着冷靜,參看時局之人。但是無一例外,作者所說的大師,都是為國奉獻,渴望“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戰期間,傅斯年曾一度擔任國家要職,在逃亡路上嘔心瀝血。1939年1月20日,他為愛子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題記日:“小寶第二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來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一席話讀來不免令人唏噓。傅斯年捨棄個人安危,甚至顧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卻不曾放下自己的責任和事業。董作賓、李濟等史語所的專家,為了不讓出土的文物損毀,更是想盡辦法運輸轉移。更不用提北歸后的聞一多了,用一顆穿過頭顱的子彈,咆哮出對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愛!這些為萬民開太平之人,才稱得上真正的大師。我突然想起在書里讀到的這樣一段話:“在這風雨之秋,一隻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退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二

  “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馬克思 恩格斯

  本書的封面有一行極其醒目的宋體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了很久,作者的這一席話究竟有何意味。我覺得先有必要探討一個算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是時代塑造大師,還是大師鑄就時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個世紀上半葉持續不斷的動亂和征戰。辛亥革命前後,國家科技落後,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過洋的青年,在見證了他國的強盛和我國的貧弱之後,有了救國救民的強烈願望,希望能夠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自然,這種渴望不會終止於物質,為了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對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發。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是紛繁複雜的,有守舊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籲民主共和的,軍閥割據的現象極為嚴重,外國勢力也頗為猖獗。社會上沒有一股可以強大到獨霸天下的力量,各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這似乎有點兒像我國歷史上孕育了“百家爭鳴”局面的春秋戰國時期。或許正是因為當時社會動蕩、複雜,對任何思想沒有過多的壓制,也無從壓制,這就促成了當時人們在思想上的極大自由,從而為一批大師嶄露頭角營造了合適的土壤。如果說辛亥革命前後這段時間是一個大師萌芽的階段,那麼抗戰時期的民族存亡危機,則直接催生了大師的生長。中國軍隊軍備落後,面對強大日軍無可奈何,這讓每個中國人深深憂慮。於是越來越多的人踏上留學之路,他們不只是為自己而學,更是為讓祖國強大而學。當他們背負上了國家的榮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強大動力。曾昭燏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過自己的心境,她說祖國缺什麼,她就學什麼,不再學別人學過的,以免浪費資源。

  任繼愈先生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他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裡,都是社會裡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裡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對此我深以為然。

  書里還有一個細節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貽琦等校長在招聘教師時,並不唯學歷。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讀多年,可謂學貫中西,但也不曾獲個什麼博士學位,這些人是純粹的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反觀當今社會,“功利”已經成為幾乎一切活動的目的。讀大學,是為了找個能賺大錢的好工作;運動員拼了命地訓練,只是為了換一塊對得起誰的金牌;醫生不再救死扶傷,而是為了提成亂開藥物……很多東西都變了味。社會風氣的浮躁,讓很多人失去了專註做學問的耐心。當下極端功利的社會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礙了大師的產生。作為當下社會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這功利的世界里變得浮躁不已呢?

  記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見過這樣一句話:“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鬱的,在憂鬱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兩部分開合有度。

  從張橫渠“立心”“立命”談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與精神來源,這就把握了問題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結得好!

  (張永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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