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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國民黨在廣州的最後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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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2月8日,星期三,陰有小雨,國民黨政府由南京遷往廣州。南遷的決定在1月25日晚已經做出,但為了安定人心,政府依然對外宣稱,“南京遷地辦公,不是政府遷都,我們的首都還是現在的南京。”此時,國共雙方軍隊已經距離僅僅五十公里,兵臨城下的局面,很快讓政府的通告失去了意義。隨着城外槍聲日漸密集,南遷的進度也一再加快,到了2月5日,行政院已經整體撤往廣州辦公,三天後,整個政府機關南遷。

  慌亂的撤退

  由於缺乏準備,撤退一直是在慌亂中進行。在撤離過程中,各部委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許多職員早已在1月底就離開南京,但因中央機關南遷者多,水路、陸路交通十分不便,所以遲遲不能到達。大批公務人員猶如難民,每天都有一大批湧進廣州。廣州市府手忙腳亂,由於原有公房難以安置,只得撥出公園的一部分,用作房屋居住及安放檔案之地。

  “衛生部”算是效率最高的一個部門,2月初遷穗后,隨即就在石頭海港檢役所辦公,並在市內中央醫院設臨時辦事處。“財政部”則由於頭緒眾多,遲遲難以安頓。先是覓得長堤廣東銀行三樓及廣東財政廳二處作為辦公地址,隨後又開始設立福州辦事處,同時在南京保留有辦事處負責聯絡工作。由於掌管國庫,遷往廣東的各機關經費都要在此領取,各部委人員在財政部長的辦公處排起了長隊,但國庫工作人員未能到崗,所以經費遲遲難以領取。

  至於那些原先就不被重視的“清水衙門”,在撤離中更是備受冷遇。“僑務委員會”遷穗好不容易找到了辦公地點——廣東省僑務處,但職工宿舍卻難以安排。“中央審計部”乾脆在市內連辦公地都找不到,只好遷往中山縣小欖鎮。好在有廣東審計處長出馬,親自前往小欖鎮,這才接洽到祠堂十餘間,作為宿舍和辦公地點。儘管勉強“開張”,但此時此刻,根本無“計”可審,倒也樂得忙裡偷閒,乾脆私自放假,等到全部員工到達后再開始辦公。

  因政府搬遷,受國事影響,一般公教人員,民眾眷屬,疏散南下者眾多,因倉猝間找不到實際通訊地址的為數不少,造成投遞匯兌不便。在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機關辦公室主任李茂林的記憶中,那段時間,辦公桌上經常堆放着大量信件,都是由於找不到主人而無法投遞的。

  “陪都”時光

  時年20歲的陳穗平,當時在國民黨的部隊機關任少尉文書。1949年那段時間給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亂”。從7月到9月,僅僅兩個月的時間裡,就一連有兩位負責醫療器械、藥材管理工作的庫長不辭而別。後來才知道,這都是利用職權將負責管理的醫療器械、藥材等物資,或拿到市場上交易,或賣給當地醫院,換取大量金錢后一走了事。

  陳穗平是1945年成為公務人員的,一直在管理醫療器械、藥材的部門從事文書工作。當時能夠在亂世之中謀得這個職位,除了“人老實”,更有一個特長就是“靠一手好字旗開得勝”。

  儘管高官頻爆醜聞,但對於陳穗平這種普通公務人員來說,除了老老實實上班,也沒有別的出路可走。當時公務員入職,必須寫保證書,宣誓,並隨時聽候上級發落。剛開始,入職的文武公務員待遇依生活指數發給金圓券,有六十、一百到三百不等。到了1949年1月後,市級公教人員獲准配發公糧:職員三市斗,工役二市斗,長警五市斗。

  在此窘困的處境下,一些職員甚至開始偷竊。當年4月,《中央日報》報道,一名公務員在偷竊電話時被衛兵發現並扣留。這名職員在市政府電台任職多年,一家七口人都靠他一人微薄薪水維持,平時生活已感萬分拮据,近來形勢更加逼人。由於債台高築,加之告貸已再無門,就伺機潛入專門委員會,偷了一部電話,意圖變賣,剛剛走到市政府門口,被警衛發現,隨後被扣留。

  電台台長親自為此事向市長求情,亦被拒絕。這名職員被扣押期間,守衛不允許家人探視,已經三天未能進食。據這名職員的同事稱,此人平日本來是一安分守己的公務員,此系因生活無着,只得出此下策。儘管同事們紛紛表示同情,但面對此事,也只能是束手無策。

  到了5月上旬,形勢更加糟糕。中央各機關施行大裁員,原定按照相關公教薪俸,發放給三個月薪金,摺合銀圓百元上下作為遣散費。但後來當局又發行大鈔,而國營事業依然用銀圓收費,進而引起全國金圓券劇烈貶值。

  公務人員遣散費照市值計算,僅得銀圓數枚,不僅不夠歸途旅費之用,更無法維持數口之家。在當時的廣州,許多公務人員不過僅存三日口糧而已,真可謂是雪上加霜。被迫無奈的公務員們,曾發起多次請願活動,請求改善工資、改善資遣辦法,但均遭到了壓制。

  政府甚至頒布法令,公務員聚眾請願,按戒嚴法執行:“現值戒嚴期間,所有公務員一律勤勉從公,不得聚眾請願,妨礙公務,各級主管長官須約束所屬,絕對禁止擅自行動,違反法紀,按戒嚴法第一款之規定執行。”

  此間時局不穩,物價飛漲,市場食品無不上漲20%-30%以上:雞頸每斤4.8元至5元,鴨3.5元,大蝦6元,田雞4元,鯇魚2.4元,豬肉3元,燒肉3.6元,菜心8毫,牛肉3.2元,牛腩1.6元。所謂“元”,實際是銀元,而公務員手中則大部分是金圓券、銀圓券,天天貶值。其與“基數”的比率天天不同,時時出入,比如上午1萬元金圓券等於1元的貨品,下午已變成了1萬2千元金圓券等於1元了。

  陳穗平還記得當時一出糧(發工資)立即跑步去“剃刀門楣”(因為兌換外幣一買一賣,加上手續費,虧掉不少錢,猶如理髮店長發進短髮出)將金圓券兌換成港幣。人們到茶樓飲茶,一進門即想好吃什麼,預先買好“燒賣籌”、“糯米雞籌”,否則到埋單時再結賬的話,價錢已翻了一番。到了最後時刻,300萬元金圓券才換1元時,金圓券已形同廢紙,毫無價值可言。

  冷清的中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就在同一天,蔣介石卻在廣州,部署“保衛華南”的方針。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一幫政界人士,則正前去關帝廟,找算命先生占卜民國的命運。也不知是否算命先生為多賺兩個錢,占卜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官員們問政局如何,算命先生回答:“漢室復興,中原在望,天意也。共魔消滅,國事有為,何時了,一載慶昇平。”再問到羊城吉凶時,算命先生答:“君問羊城,五羊免劫災,共終難得志,禾熟見奔逃。”又問曲江和廈門的安危,算命先生說:“曲圍由廈解,白兔退林彪。廈門危而復安,天意也。”算命先生的一番話,令政要們歡欣鼓舞。但也就是在此時,人民解放軍正迅速南下,已完成進逼廣州的部署。

  10月6日是中秋節,儘管兵臨城下,但廣州市內的人們還是沒有忘記過節。李茂林上街閑逛,街市上依舊熱鬧非凡,店鋪中掛滿花籃和五光十色宣傳廣告,糖果餅店前擺着各種奇形異象的月餅,連騎樓底下都塞得水泄不通,行人很不易穿過“月餅陣”。為了招攬生意,年輕的夥計大聲高唱着推銷曲,“朋友買啦,蛋黃、月寶、鴨月月餅,一銀元一斤”。但終究是看的人多,買的人少。

  這一點,連《廣州日報》的記者也發現了。次日,報上新聞稱,“昨六日為農曆中秋佳節,省市機關雖有職員辦公,惟大部遲到早退,情形殊不緊張,各級學校上午上課下午均放黑市假,酒樓茶市更形冷淡,一般市民均打算閉門“深杯滿酌”,以求一醉,故市面景觀並不熱鬧,加予當局為保治安執行宵禁,禁放鞭炮,賞月情緒並不熱鬧,市民均在外張內弛中度過中秋。”

  到了10月10日,照例要舉辦紀念“雙十節”大會,所有在穗“中央機關”及穗粵各級黨政軍職員均全體參加。一些學校和農工商團體也派出了代表。李茂林還記得當時大會主題是,“誓死反共反蘇到底”,“死守廣州,爭取勝利”,台上的要員們要市民“協助政府,相信政府”,但台下的人們則早就開始各自的打算了。

  陳穗平所在衛生系統,此時已計劃隨廣東政府先遷逃到海南島,作為最後到台灣的前站。單位貼出通告要全體人員報名準備。陳穗平在得知此消息時,並沒像其他同事那樣報名,主要原因是不想離開廣東,離開親朋好友。作為一個老老實實的普通公職人員,他並沒有大難臨頭的感覺,還借了200個大洋給一位去海南的同事,這一借當然是有去無還了。

  解 放

  解放軍以神速的步伐逼近廣州,其時國民黨在廣東大陸尚有四個軍和一個兵團的兵力,但兵敗如山倒,紛紛向西南方向撤退,企圖渡海到沿海島嶼。10月12日,國民黨南遷的“中央”機關被迫撤離廣州。國民黨當局的省級機關,亦大批強制徵用船隻開始從黃埔、大沙頭、黃沙等處撤離。

  解放馬上就要來臨,但廣州市一百五十萬市民,卻是懷着“恐懼”、“懷疑”和“希望”的混雜心理,終日蟹居於戶內。1949年10月12日,陳穗平在日記中寫道:“由是日起,停止返工,廣州勢危”,因不想跟隨單位撤退海南,他決定不再去上班。

  兩天後,14日晚9時解放軍開進了廣州。在撤逃過程中,國民黨軍隊將橫跨珠江的海珠大鐵橋炸毀,除兩岸尚存兩橋腳一部分,鐵橋已全部被毀,橋身陷入水中,只剩下三個橋墩屹立江中。爆炸時,泰康路一帶民居樓因受不了劇烈震動而倒塌,同時鐵橋被炸時飛出的鐵片,將附近鋪戶擊毀,其中大者三層樓房亦被擊破,小者則直接擊傷市民,造成本市數年以來的最大浩劫。

  也是在1949年10月14日晚,在粵海關任文職的呂健行正和幾位同事在家裡打橋牌,其中一位叫程逸岩的同事臨時有事要先走,呂健行和其他幾人對此沒有太在意。第二天,廣州解放了,粵海關也暫時停止上班。一星期後,呂健行和同事們才驚奇地發現,打牌時有事先走的程逸岩,竟然穿着解放軍的服裝來接管粵海關。“原來程逸岩就是地下黨人,那晚他是加入解放廣州的隊列了啊!”

  1949年10月15日,錢莊買賣部分啟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郵政儲金的匯業局仍照常開門,但營業部暫時停頓。市內金鋪大多都不營業,而電信局則照常辦公,與解放區的電訊開始連通,普通民眾發電報則價格不變,平電一字銀元一角一分,急電二角一分。

  儘管早在幾個月前,廣州的不少街道紛紛籌建木柵,到了這時,市民反而是鎮靜如常,廣州人見面時,多會說一句:“喂,有什麼攪呀!”對方總是先來一個搖頭,繼而是一聲長嘆,然後才開口寒暄。

  而茶樓酒館則利市百倍,由於戰火平息,市民們心情大快之餘,攜男帶女到各茶樓酒館食品店,吃個痛快,早晚茶市座無虛席。市內公共車各線照舊開行,各街道均有市民聚談,各店鋪也大部分照常營業,惠福西各米店生意興隆,菜市擁擠。報紙上稱,“小童如常嬉戲,無戰氣氛,平靜度過此一開頭。”

  對於舊公務員,新政府則採取了招聘和留用的辦法。那些沒有隨同國民黨政府一道撤離的,留在該處,等候人民政府接管。軍事接管工作結束后,按照“量才錄用”的政策,派到廣州市人民政府各部門工作。

  1949年10月20日,接管市政府的軍事代表發布通告:“廣州市政府及所屬單位現職人員工茲現於本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兩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下午十二時至五時,自來市政府報到並照常辦公,如逾期不到即作離職論,特此通告,仰各周知。”李茂林、呂健行由此在新政府繼續工作,直到退休。

  陳穗平則稍有波折。廣州剛解放時,有短暫的真空時期,部分公務員外走香港、澳門找工作,陳穗平也是此時乘坐免費火車到香港,隨後又去了澳門。

  但在兩地並不順利,當時報紙上發布有不少新政府各行業招聘的廣告,陳穗平最後還是選擇回到廣州。在對比多條廣告后,他認為工商聯400斤糧(折成150元)的工資最有吸引力,於是在2000人參加的考試中,他成為了被錄取的200人之一。紛擾的生活結束了,一切又重新開始。(摘自《先鋒國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