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1669年)，53歲的于成龍由四川合州遷黃州府同知，鎮守岐亭。
岐亭與黃陂、黃岡、黃安接壤，屬四縣切角的地方。其西多山，東南倚舉水，為水陸要津。自古就是匪區，民風彪悍，盜竊流行。《清史稿·于成龍傳》說：“岐亭故多盜，白晝行動，莫敢誰何。”一個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就有盜搶，可見其治安的混亂。早在明朝嘉靖時，因為盜賊猖獗，屢禁不止，駐捕通判羅瑞登號集岐亭富紳募捐組織築城，建五門二十八敵樓，城周約五公里，為的是保護鄉民。先師在世時曾講一個故事：當年在城牆築成完工後，慶典時擬按募捐多少排位坐席，其中有一寺廟和尚捐款最多，將坐首席，引起那些富紳不滿，心生一計，將一女人繡花鞋放在和尚床前，最後那和尚含恨上吊而亡。可見，即使那些捐贈的富紳，內心亦充滿邪惡。到了明末清初，這裡治安更加混亂，所以，朝廷不得已在這裡設立黃州二府，由同知駐之，統管一切事物，特別是治安。于成龍遷黃州同知以後，便被派駐為此地最高長官。
于成龍到歧亭以後，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整頓歧亭社會治安，大剎盜匪之風，讓生民安居樂業。首先，重整保甲制度，制《彌盜條約》十三條：每十戶為一甲，每甲公推一甲長，負責甲下鄉民的全面管理。每村設一保長，負責管理轄區內所有甲戶，遇盜匪等要求保長、甲長及甲下居民要互相救援，對瀆職者嚴懲。以制度的形式從最基層築起防盜防匪工程。其次，為了摸清盜匪們實情，公或扮農戶到村野調查，或扮客商到集鎮私訪。也曾冒着生命危險，扮作乞丐孤身打入盜匪內部，掌握第一手資料。在今天歧亭流傳於成龍最多的就是那些治匪治盜的傳奇的故事。其三，以盜治盜：通過大盜湯卷摸清大量盜賊線索;收復大盜彭伯齡讓其捕盜自贖。其四，就是文化教育，以宋賢為楷模，推行德教。
于成龍認為：“凡人之為盜賊者，原非天性使然也。或為貪污官司所迫，或遭勢豪大戶侵凌。與夫饑寒逼身，一念之錯，墜身苦海，抱頭鼠伏，靜夜自想，豈無一點遷善改過之心。”(《彌盜安民條約》)在於成龍的眼中， 大部分盜匪淪落至此，一定有其原因。要破除盜匪之風，除了讓生民安居樂業以外，還應該推行德教，端正社會風氣，崇尚古仁人之風，從思想上改變人們的觀念。
公元1672年春，于成龍帶領歧亭士子到杏花村拜謁陳季常墓。見陳季常所留故跡全然而失，內心惘然。於是與諸鄉紳相謀，在杏花村陳季常故址修建房屋數間。其一供奉陳季常、蘇東坡等宋賢，以宋賢們的道德情操潛移默化世人;再則就是成立士子書院，親選一方名師，讓歧亭的童子們在杏花村的名山秀水中安靜讀書，並在四時八節以“豆雞壺酒”，祭祀先賢，從祭祀中感悟前輩的精神風範。于成龍還經常講學其中。若干年後，當乾隆皇帝下江南到邾城(今新洲)時，猶記於公當年逸事，特訪杏花村，並賜杏花村舊廟為“杏花古剎”，幾個大字惜於文革時毀。
于成龍在杏花村建士子書院，可能與這樣一件事有關，《麻城縣誌》(民國二十四年版)載：
於公好微行，躬身觀察，吏民莫敢欺。嘗作日者裝，入一村館，聽塾師訓諸童蒙，師邀俱食。明日，公召師至，曰：“吾昨承汝敬愛，然汝教童蒙，多不通理，安可誤人 宜速解館去!”師泣曰：“無以卒歲。”即起二金畀之。
這件軼事如果是真的，也許就是于成龍在歧亭杏花村要修建杏花書院的初衷。于成龍在《宋賢祠碑引》中說：“自余來歧后，俾賢人接踵，俗美風醇。”好一個“賢人接踵，俗美風醇”，在康熙初年天下未定那個動亂的年代，這或許是一個地方當政者最實在的理想。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1684年)，于成龍因瘧疾病逝於江寧，終年67歲。康熙聞奏后，十分痛惜，連說“朕失臂矣。”為表彰于成龍一生清廉，賜謚號“清端”，意為“清廉第一”。七十年後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黃州府鎮歧亭界左堂(侍郎)丘賜書重修宋賢祠。為紀念于成龍在歧亭的功績，並建“清端祠”於側，讓世人瞻仰。百年以後，黃州司馬王省三於咸豐九年(1859年)為紀念在與太平天國的戰鬥中犧牲的將士，在宋賢祠旁另建忠節祠，合此為歧亭杏花村三祠。如今的杏花村，雖然三祠罔在，但精神長存。這些歷史記憶都成了歧亭杏花村不可磨滅的風景!
歧亭杏花村是幸運的。從陳季常、蘇東坡到謝無逸，到于成龍，到張之洞，包括近現代之李宗仁、郭沫若、李先念，這些實實在在的歷史人物，在杏花村都留下了珍貴的足跡，為杏花村的朝煙暮靄、香木清溪增添了無數美麗和動人的故事。
銘記他們就是銘記歷史!
(六月十一日，聽雪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