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山老楊
在那遙遠的地方，在那莽莽崇山峻岭中，有一個多民族雜居的貧窮的小山村，在解放前沒有公路，只在山村背後的山谷中，有一條石塊鋪成的小路，從石塊被人們用腳板磨得光滑的程度可以看出，小路的存在已是地老天荒了。文革前一二年才修了一條公路，當時缺少炸藥，開山炸石太難，挖土方容易，所以路才修從我們村子里過。前幾年，又重新修了一條寬敞的公路。現在國家有錢投資了，不在乎開山炸石的艱難，只考慮路的平坦和安全，所以新的公路又改走原來的那條古老的小路，不再過我們村子，這讓我那可愛的小山村今後的發展就變得更加艱難了。
我們村無論從哪一條路出行，都是下坡，村裡的人總是在精力旺盛的時候空手出行，走下坡路，很輕鬆。等到勞累了一天，尤其是背負着重擔回來，人已累得精疲力盡，又是餓得飢腸轆轆，還要爬坡，路難走極了，條條路都灑滿了我家鄉父老的咸澀的汗水，但他們從來都沒有抱怨過。是的，綠竹從不抱怨歲月為何不給自己添彩，依舊永秉素節；紅梅從不抱怨嚴冬為何不給自己溫暖，依舊怒放迎春；蒼松從不抱怨風雪為何不給自己減負，依舊傲立蒼穹。對於人來說，任何因素都可以促其成長，人與人能否成長的區別，僅在能否用好這些因素而已。
我們苗家在這個近三十戶人家的村裡，是真正的少數民族，開始時僅一家，後來幺叔家分家出去了，才變成兩家。其他的，漢族和布依族都分別有十多家人。我的父母親都沒有在村裡參加生產勞動，父母親幹革命工作的時間，比我的年齡還要長。按照國家的政策規定，我們不應該是農業人口，但直到後來參加高考得到錄取通知書後賣掉了剩餘的口糧，進入高校讀書，我才轉成了非農業戶口。然而，在往後的工作和生活中，自身那重重的農村生活氣息，總是沒有真正除去過。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是共和國初建時期黨和國家重點培養的少數民族幹部，曾經作為少數民族參觀團的成員，到北京參觀學習。我清楚地記得，父親有一個勳章，比山核桃稍大些。還有幾張略略泛黃的老照片，其中一張穿中山裝在天安門城樓前的單人留念，時間是“一九五三年”。小時候，父親還常把我們抱在懷裡，打開那已被卷得全是細裂紋的又厚又硬很難打開的窄長的黑白照片，告訴我們，他前面隔一排側邊的第三位就是朱總司令，另一邊的第幾位就是郭沫若。我們只多少知道一點點朱總司令，看起來是一位很忠厚而又很慈祥的老人；至於郭沫若，就不知是何許人了。大哥讀書後，還帶了那枚勳章到學校去，老師知道我們家有這些東西，就對大哥說，把這些東西給老師，老師可以多教大哥認字。毫不更事的大哥，為了多認字，竟把這些東西全都給了老師。現在想看一眼，都無從尋找，這是多麼的遺憾啊！
母親一字不識，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是公社裡當時幹部中唯一的女性。分片負責工作時，路最難走工作最難做的地方，總是輪到母親去，後來知道已成規律，每當分配工作，母親就先提出到這種地方去。母親的人緣特別好，所到之處，都得到父老鄉親的鼎力相助，工作都能順利地完成，哪怕最難記的數據，母親都能聽一遍就牢記於心，回到公社，一五一十地彙報清楚，幾十年從來沒有失誤。我真無法想象，母親究竟是怎樣做到的。
最近才從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得知，我們縣的苗族，據說都是亞魯王的後裔。亞魯王是蚩尤的一個部落，蚩尤被黃帝打敗后，亞魯王帶着他的部族逃到了大西南的莽莽崇山峻岭中，在崇山、在密林、在洞穴中艱難而執著地生存，世代繁衍，曆數千年而未能被消滅，他們的生存史，沒有文字記載，只有口頭傳承的史詩般的民歌，這其間，該有某種永不泯滅的支撐吧。
父母在外奔波無暇顧及我們，就讓我們兄弟姊妹在村裡參加分口糧，我們也從小就參加幹活，從用小板凳墊着爬到灶上學煮飯、吊在磨擔鉤把子上“推磨”開始，看牛、割草、砍柴、打豬菜，直到種地鋤草、犁牛打耙、插秧收莊稼，凡是農村有的活兒，都干。
正是在這樣的小山村，我們一天天長大，一天天學知識，更學會了做人。生活在群山之中，長年在山中摸爬滾打，也漸漸感受到了山的偉大：雷霆萬鈞之下，巋然不動；暴雨衝擊之後，稜角分明；狂風橫掃之中，毫髮無損。
我是山的兒子，山養我長大，山育我成人；山練我以筋骨，賦我以情操，鑄我以靈魂。我遠離家鄉，每當回想起家鄉的那些生活，心裡總是無法平靜，但彷彿又寫不出什麼令人感動的文字，僅以此，奉獻給那些我夢縈魂繞的莽莽崇山峻岭，奉獻給我那遙遠的小山村，奉獻給撫育我成長的父老鄉親。
結廬在深山，已聞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偏地不遠。
耕耘田野中，滿目皆青山。
山氣朝夕佳，人畜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容當慢慢言。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