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個城市的生活垃圾清運及處理方式相當落後。其實，這本是一件很簡單的環衛工作，並不存在什麼“高精尖”的技術難題，只不過，在國人的觀念中，從來就沒有真正重視過如何妥善處理生活的廢棄物，就像我們從來都沒有真正重視過如何妥善處理身體的排泄物一樣。至今，這個城市的公廁少之又少，而且污穢不堪臭味熏天，便是明證。城裡人尚且如此，更不敢提它所轄下的20餘個縣了。
我在這個城市已經生活了三十多年。回想起25年前，我大學剛畢業，進入市政府工作，無處棲身。那個年代，老百姓的住房基本上都是靠所在單位的福利分配，都要論資排輩，排個三年五載的也未必能輪得上。我一個剛參加工作的新人，當然不可能分到住房，結婚後便和妻蝸居在一處借來的簡陋平房裡。那是一個近似於貧民窟的平房區，居住着百餘戶人家，共用兩個公共廁所，東邊一個西邊一個，是那種沒有沖水裝置的土鬧公廁，它的結構很簡單：在地上刨五六個坑，壘四面牆，中間隔開為男女，靠着一個老農民趕着驢糞車隔三差五的過來掏一次……可想而知它有多麼的齷齪！
至今，這樣的公廁，在廣大的縣城和農村，依然很普遍。
我們倆的住所在一排平房的把頭，挨着西邊的公廁。公廁的前面有一大塊露天空地，是讓居民們倒垃圾的。垃圾如何清運呢？每戶出一點錢，從近郊雇一輛農用小拖拉機，後面掛個車斗，隔個十天半月的來拉一趟，拉到郊外倒掉。但他們每次都拉不幹凈，也不肯再跑第二回，於是，天長日久，剩餘的垃圾便形成了一座小山丘，日日夜夜散發出刺鼻的臭味。尤其是在夏天，經惡毒的太陽這麼一暴烤，再來場瓢潑大雨一澆，垃圾山第二天便發酵出死屍腐爛的氣味，熏得人頭暈。那蒼蠅呀，遮天蔽日的，見了人嗡嗡嗡一大片圍上來張嘴就親！吃飯時必須緊閉門窗，還要在飯桌旁準備一個蒼蠅拍，隨吃隨打。否則，你吃的食物就是蒼蠅吃剩的。
二
我們的孩子就是在那樣穢臭的環境下出生的。謝天謝地，在他上小學二年級時，我們終於住上單位分配給的樓房。雖然只有50多平米，卻是“換了人間”！
上廁所總算可以比較體面比較安逸了。重要的是，告別了那個恐怖的垃圾山，從此免遭蒼蠅無休止的“性騷擾”。至於垃圾，也進步到可將它們往樓梯的垃圾道里傾倒。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各單位自建的宿舍樓都是這樣設計的：在樓梯的一角隱藏着一條垃圾道，從一樓直通到最頂層，每層都有一個傾倒口，供住戶倒垃圾用。
垃圾道中的垃圾必須及時清運，否則會成為整座樓的污染源。誰來干？每家每戶一年交一定數額的衛生費，湊起來，雇一垃圾工每日或隔日清理一次。這是這個城市中最下賤的工作，又臟又累又臭，沒人瞧得起。想想看，有什麼人願意成年累月和垃圾打交道呢？只要有口飯吃，誰也不會輕易接手這樣的活兒。所以，干垃圾工的，多是家裡窮得實在過不下去的人，或是從外地來的走投無路的謀生者。
他們必須自備工具：一把鐵杴和一輛破三輪車，工作時間只能是傍晚天擦黑之後，不然會有礙觀瞻。辛辛苦苦幹一個月下來，也就是三十來塊錢的工資。雖然活兒很臟，但錢是乾淨的，用勞動的汗水掙來的，儘管少了點。
這是一個在社會最底層掙扎生存着的群體。他們卑微得如同螻蟻，弱勢到幾乎被公眾遺忘，所有的社會資源分配都與他們無關，他們的生老病死無人過問也無人關懷。但是，如果你以為他們不過是一些沒有主人也沒有人格、只為果腹而生存的奴隸一般的人的話，那你就錯了。他們偶爾也會抗爭一下，為了自己不公的命運和生存權利，也為自己的尊嚴。
終於有一天，由於我們的無德，被那個卑賤的人憤憤然抗爭了一把，就像被一隻小小的工蜂狠狠蜇了一口，工蜂雖然死了，但我們也着實難受了一大陣子。
那天中午，我從外地出差回來，飢腸轆轆的，一邊往家裡走一邊想象着妻為我準備的美味午餐。可我剛走到宿舍樓跟前，就覺得不對勁。空氣中彌散着一股難聞的氣味，三個單元的垃圾道口鐵門皆洞開，污穢之物堆得像座小山，蒼蠅一層一層的，時值盛夏，垃圾腐敗得很快，那一堆堆的西瓜皮已經流出令人噁心的黃水。怎麼搞的！我皺起眉頭捂着鼻子趕緊跑進樓道。滿以為進了樓內就會好些，沒想到樓內的臭味更濃更嗆！我摒住呼吸，飛也似的一口氣躥到五樓家中，砰！關上門，大口大口喘氣。
“回來了？”妻從廚房探出頭一笑。“怎麼那麼臭呀？”我問。“垃圾道整個都給堵死了。堵了一個星期了，能不臭嗎？”妻邊說邊端上一盤蒜苗炒雞蛋放在茶几上。“那掏垃圾的呢？咱們可是交了衛生費的呀。”“人家撂挑子啦。”“不幹了？”“嗯。”“為啥？”“他說他只拉生活垃圾，不拉建築垃圾。”“哪來的建築垃圾？哦——。準是四樓那家搞裝修鬧的吧？”“管誰鬧的。別得罪人。來，吃飯吧。”
我坐下，剛拿起筷子，砰砰砰！外邊有人砸門。“誰呀？”“我！”妻趕緊跑去開門。“喲，是樓長呀。快屋裡坐。”“不坐了。你們那口子回來了嗎？”“回來了。剛進家門。”“待會兒一點半，讓他到樓下幹活兒。帶着鐵杴。”“幹啥活兒？”“弄垃圾唄。”“他挺累的，要不我去……”“不行！這活兒不輕鬆，就得男的干。走了。”樓長下一層樓砸一層門，挨家挨戶下達命令。我頓時蔫了。一想到樓下那堆勞什子，食慾全沒……
這場從中午一點半開始的垃圾會戰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可把我給累慘了。正是太陽最毒的時候，一開始還戴個大口罩，沒幹十分鐘就汗如雨下，口罩捂着臉如同扣着個蒸鍋，乾脆摘了它，赤膊上陣。垃圾道還真是被那些該死的建築垃圾給堵死的。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堵塞物從二樓的傾倒口用鐵管捅了下來，原來是一大坨已經硬化了的砂漿水泥，還有滿滿一編織袋的碎木片、刨花、塗料等等。堵塞物摳出來后，壓在上面的垃圾嘩啦啦——全下來了，熏得我們差點栽跟斗。我思忖着，要是讓我天天干這樣的活兒，寧可去死。
樓長氣得臉色鐵青，用鐵杴使勁拍打那坨水泥塊，罵罵咧咧道：“×××！這是誰幹的？誰幹的？還有點公德心沒有？！”
他用詞還算溫柔了。應該這麼問：誰幹的？缺不缺德呀？！我心裡恨恨地嘟噥。難怪垃圾工撂挑子不幹了，這事擱誰身上誰也受不了啊。
“還有這、這、這……”樓長用鐵杴指着攤撒一地不堪入目的污穢物和爛西瓜皮，繼續發火，“瞧瞧，瞧瞧。報紙都宣傳了那麼長時間了，垃圾要袋裝化、袋裝化，為什麼還直接倒？我們都是政府公務員，就這麼個素質呀？！……”
所有的人都面露尷尬之色。
“從今天起，把所有倒垃圾的口全給我用鐵絲捆死了。不準再用垃圾道！”樓長余怒未消，用鐵杴使勁戳了戳地面，“晚上我要挨個檢查。聽見了嗎？”
樓長姓呂，是一位剛退休沒多久的前政府辦老主任，頗有點威望。公務員就這點好，不敢不聽領導的話。
嘟嘟嘟……一輛掛着車斗的小拖拉機開進來。這些垃圾，足足裝了四車，才算整完。
沒有了垃圾道的日子，的確麻煩多多。但從那以後，我們這一樓的人都學會了不再作賤自己，老老實實用塑料袋盛垃圾，系好，再拿去扔掉。
三
生活逐漸好起來。若干年後，我們搬了家，住進單位的集資房。從五十多平米增到一百二十平米，從五樓降到三樓，鳥槍換炮了——這一過程，竟用了將近二十個春秋。
還是那種帶垃圾道的宿舍樓，處理垃圾的方式幾乎沒有什麼長進，只不過把垃圾道稍微加寬了一點，不容易堵塞了。
樓長住在我們樓上，姓羅，是一位退休多年的黨支部書記。一切都正常有序了，我們一家三口在正常有序之中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樓長被診斷出腎衰竭，要回東北老家休養一段時間，便差兒子下來將妻喚了上去。妻回來時手中拿着一塑料袋的賬目和錢，原來是羅書記把垃圾清運的事兒拜託給我們暫管。可這一暫管，就給粘住了。老樓長回來后，每周需做兩次血液透析，看見他那付弱不經風的模樣，我們也不好意思再把這檔子事交還給他了。那就為大伙兒多擔當一點吧，於是，在我們平靜的生活中多了一項小小的差事：按月給垃圾工發工資。
這個垃圾工為我們這座宿舍樓清運垃圾也有四五年了，但我從來沒有注意她。偶爾下班晚了，碰見她在幹活兒，也是匆匆閃過，並無搭話。她很勤快，也很盡責，不但把垃圾清運得很及時，而且還常常把院落打掃乾淨。這可不是她份內的事，她默默做着這些，只是覺得舉手之勞順便而已，並非要討誰的好，因為這些年來，她的工資從來沒長過哪怕一塊錢。我們這些公務員的工資幾乎是一年一長甚至是一年兩長，從月薪數百元漲到將近三千元。可這位垃圾工的工資每月只有區區的八十元，從未動過。僅此而言，就很能完美體現“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傳統理念和公平準則。
那個月的最後一天晚上，我們剛吃完飯，正在沏茶，聽見外面有人敲門。我過去，只把門開一小半，見一中年婦女，灰頭土臉，渾身髒兮兮的，站在門外，怯生生道：“羅書記說，讓我從你們這兒領工資。”我早忘了這茬了，“領工資？領啥工資？”“我是收垃圾的……”“是是是”妻在裡屋叫道，“快進來吧。”
我趕緊把門全打開，讓她進來。當她從我身邊走過時，一股難聞的垃圾味兒直嗆我鼻子。我不由得皺起眉頭。這氣味彌散在屋裡，直到她走後依然久久不肯散去，我不得不噴些空氣清新劑以改良一下嗅覺。
她個頭矮矮的，不過四十開外，比我小許多歲，但她憔悴晦暗的面容看上去得有五十以上。妻給她發完工資后很隨和地和她閑扯了幾句。她能感覺到這家人並沒有歧視她，於是，每次領完錢總喜歡多呆會兒，和妻聊些家不長里不短什麼的。而我是巴不得她趕緊走的，因為她呆的時間越長，屋裡那股難聞的垃圾味兒就越濃，越讓人不舒服。
不過，和她聊的次數多了，便漸漸知曉了她的生存狀況。她是遠郊的一個農民，種着幾畝地；家裡倆老人已年過七旬，其中一個半身不遂，在炕上躺了十好幾年；生了個兒子還是智障，再生，是個女孩，小學沒上完就輟學了，幫忙種地，日子過得挺艱難的。可屋漏偏逢連夜雨，五年前丈夫幫人跑運輸不幸遭遇車禍，歿了。之後，她就接了這個清運垃圾的活兒。
八十塊錢對於我們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我們只需“一杯茶水一盒煙，一張報紙混一天”，就能收入比80元更多。可對於她，這八十塊錢卻很重要，它可以換回一些果腹的食物、一些禦寒的衣服或者一些治病的藥品。然而，她掙到這八十塊錢，真的很不輕鬆。農忙時節，她既要打理田裡的莊稼，又要照顧老人和小孩，且都不是健康的人；忙了一天，累得夠嗆，還必須蹬着三輪車前來掏垃圾，從她的村子到我們的宿舍樓，要蹬五十多分鐘的路。幹完活回到家，已是滿天星斗，人困馬乏……
四
一晃又是一年。春節剛過完，初六的晚上，她來了，先將滿院落厚厚的鞭炮禮花殘屑打掃乾淨，再把垃圾掏利索了。她知道，明天初七就要正式上班了，只想給大家留下一個整潔的環境和一份好心情。然後，就上樓敲我們家的門，領工資。
前些天，妻讓我做一張新的全年垃圾清運費領取表，一月份的工資定為九十元。我打趣道：“給她加十塊壓歲錢呀？”妻說：“十塊壓歲錢？不夠寒磣的。給小孩都不稀罕。去年的衛生費有剩餘，人家辛辛苦苦幹一年了，咱得表示表示。可衛生費又是全樓30多戶交上來的，是公款，加這十塊錢，按說要徵得大夥同意。”“你還為這十塊錢挨家挨戶徵求意見去了？”“沒有。我吃飽撐的！不過，我跟羅書記說了，他點頭的。”“那就行。”
她連聲道謝，瞅着工資表看了好一陣子，才在一月份的地方一筆一劃簽上名字。然後，小心翼翼地問：“這個，九十塊錢，只是……一月份的吧？”“是呀。”妻說，“一月份不是春節嗎？特地給你加了10塊錢。是那麼點意思吧。”“那……那以後，還是每月……每月80塊錢？”妻從她開始結巴的詢問中已經聽出別的話外音了，便心平氣和地說，“大姐，咱們相處的時間也不短了，都知根知底兒了，不是外人，你心裡有什麼想法就直說吧。別不好意思。”
她沉默片刻，才局促不安地說：“大妹子，你看，我是這個意思，我在這兒收垃圾，也有五年多了，從羅書記到你們，對我都挺好的，我挺感謝的。不過，這一個月八十塊錢，說實在的，都不夠給老人買葯……我們村裡有個人也跟我一樣，給一個單位的宿舍樓收垃圾，去年下半年，他的工資就長了，一個月一百二……我覺得，你們對我那麼好，跟你們提漲錢，有點對不住……”她終於鼓足勇氣把憋在心裡很長時間的話說完了，臉上的表情反倒安詳下來，靜靜的等待一個回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妻略加思忖，說：“這樣吧，大姐，這個事兒需要和大伙兒商量一下。下個月好嗎？我努力努力看看，下個月我一定給你個准信兒，行嗎？”
她連說了好幾個“謝謝”，滿懷希望走了。
“看見了嗎？加這十塊錢倒加出事兒來了。真是人心不足啊。”我搖頭嘆息。“你可別這麼說。”妻蹙眉道，“八十塊錢確實也太少了。給你一月八十干這活兒，你幹嗎？”“不幹。”“還是呀。做人要厚道。”我無言。
接下來，妻開始為給垃圾工長工資之事展開斡旋。因為工資一漲，每家每戶所要繳納的衛生費也要跟着漲，否則就不夠發工資。此事羅書記已經無能為力了，但他很支持。我測算了一下，剔除幾家不在這兒住而拒交衛生費的“釘子戶”，每一常住戶每年應繳衛生費從30元漲到35元就足夠開支了。妻對這一測算結果甚是滿意，她認為漲得不多，應該都能接受。
可是，當她從吹風遊說階段進入實質性操作的時候，阻力迅即出現了。我們的宿舍樓共有3個單元，另外兩個單元的住戶大多已不是原戶主了，他們或是買斷了產權或是長期租房的，做生意者居多，對於漲衛生費基本上沒有異議，何況漲得並不多，沒什麼不合理的地方，這麼點小事，值不得去斤斤計較，於是很快就都把錢交齊了。問題偏偏就出在了我們這個單元上。
我們這個單元比較純凈，十二戶都是常住戶，而且一多半是公務員家庭，都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然而，公務畢竟是公務員，他們的思維就是與常人不同。一開始他們是三姑六婆的聚在一起竊竊私語，表達不滿，認為妻在獨斷專行，居心叵測；議論多了，阻力便由分散到凝聚，然後大家都不交衛生費了，並推舉出一代表向妻提出要求：請你們寫一個正式的通知說明一下為什麼要漲衛生費，理由和動機，貼在樓下，如實告知，再召開一個全樓住戶會議來討論決定。
妻沉默以對，冷笑置之。但她一時也無對策。眼看就要到月底了，我說，“不行就照他們的要求做，寫一個通知……”妻雙眉一橫，怒道，“不寫！憑什麼？咱又沒做虧心事，怕啥？獃著去！”正在僵持之際，六樓的郭倩串門來了。
郭倩供職於我們這一片社區的居委會，若干年前隨丈夫從山東遷居過來，她現在的工作還是妻幫忙活動給安排的。所以她與妻的關係很好。郭倩顯然是為衛生費而來的，聊了幾句便扯到這一話題上了。郭倩說：“我們居委會現在也管着居民樓的垃圾清運工作吶，實在不行，你就上交給居委會算了，別和他們治氣。”妻眼睛一亮，“對呀！你為啥不早說呢？居委會是怎麼個收費法？”“每戶每年交60元。垃圾工一月開一百到一百二，視工作量大小而定。”“太棒了！你等着，看我怎麼調理他們……”妻舒坦地笑了。
第二天中午，妻買菜回來，正碰上單元口聚集了四五個老娘們在比劃着議論着什麼，一見她便都收了聲，眼裡閃着異樣的光。妻大大方方的朝她們一笑，打了個招呼，就繞開她們往樓里走。這時，那位“代表”朝她的後背叫道：“大萍呀，那個事兒是怎麼定的？”妻回首問：“啥事？”“就是那個……衛生費的事兒唄。”“哦。那事兒呀，什麼怎麼定的，不定了。”“咋不定了呢？”“我管拉垃圾是因為羅書記病了，讓我幫忙管管，其實我真不想多管閑事，太麻煩。這個月給垃圾工開完工資后我就把它上交給居委會，讓居委會管吧。我省心，大家都省心。”“上交居委會？那……他們收多少衛生費呢？”“不多。一年才60塊錢。”“一戶啊？”“對呀。一戶一年交六十，這是統一的收費標準。真不多。”“代表”頓時瞠目結舌，妻莞爾一笑，不再理她，徑直上樓去。
第二天晚上，“代表”敲開我們家門，一手攥着一疊零錢，一手拿着一瓶不知啥玩意兒，滿臉堆笑，聲音甜甜的、柔柔的：“大萍呀，這是我們老家捎來的野生韭菜花兒，可好吃了，給你拿點兒過來嘗嘗。還有，這是我們這個單元的衛生費，每戶35元，共11戶，就缺你們一戶，你快點點……大伙兒說了，還是讓你繼續管吧，別交居委會了，都誇你心眼兒好，責任心強……”她巧舌如簧，好聽的話一串連一串，把妻足足讚美了半個多小時……
五
這件事情就算搞掂了。我們儘力了，兌現了給垃圾工的承諾，但我們還是高興不起來。那位收垃圾的農婦雖然每月多掙了十元錢，可她的境遇並不會因此而改善多少。我們的社會公平嗎？公正嗎？說不清啊。人分三六九等，這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我們的內心是否自視高貴？是否將那些身處底層的、治於人的勞力者視為卑賤？“人人生而平等”，畢竟只是一個從未實現過的偉大理想。
三八婦女節那天傍晚，我和妻一起回岳父家聚餐。她弟弟特地買了幾支紅玫瑰，一支送給他媳婦，一支送給他老娘，一支送給他姐姐，並祝她們節日快樂。妻的心情很好，還喝了兩杯紅酒，臉上泛起了紅暈，像紅玫瑰般好看。
我們返回家時，天已經很晚，完全黑了。當走到宿舍樓前的馬路口，我看見在遠遠的路燈下，一輛裝滿垃圾的三輪車在緩慢地前行。三輪車的四個車幫都插上一塊一米多高的木板，從而增加了三倍的容積。一個矮小的女人正在奮力地蹬着，每蹬一圈都要灑下許多汗珠，一摔八瓣——她正是那位為我們服務多年的垃圾工。她幫我們拉走所有的污穢，還給我們一個乾淨的住所。望着她吃力得有些萎縮的身影，我霎時感到一陣陣的愧赧，為自己，也為我們這些公務員。想想看，如果沒有他們的默默付出，我們的生活會是怎樣的一塌糊塗、臭味熏天！那時候，誰高貴？誰卑賤？這麼多年了，我們是否學會了感恩？
我們真的應該學會感恩——對所有的勞動者。
2009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