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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東舊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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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東 舊 事(二)

  ------月下李說

  蔡  媽

  是在六四年的初春,天正落着淅淅瀝瀝的小雨,我隨父母來到這座宅院,院里髒亂不堪,到處堆着建築垃圾,泥水飛濺,人得踏着磚頭跳着過去。我們看過三個戶型,有三室也有四室,當時是可以任意挑選的,而父親就看上了北樓一層的兩居室,說那裡出入方便,門前可圍個花園,父親是喜歡花草的,便說:“家裡人少,夠住就行了。”我們的新居就這麼確定下來,而且幾天時間就搬進了這座宅院,一住便是三十多年。

  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院子里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建築垃圾被清除的乾乾淨淨,就有人拉來了許多綠色植物,用青磚鋪好了所有的道路,道旁便用冬青圍了,栽上木槿,石榴和高大的白樺,還有柿樹,幾天功夫院子就成了一個很美的花園。引動了巷裡的小孩天天去騎冬青樹當馬玩,很快幾個小花園就被破壞的不成樣子。父親是早早就料想到這些的,便用了帶刺的鐵絲將花園保護起來,栽了許多的月季,剪枝整芽后又有嫩芽兒長了出來,五月剛過,便爆出許多的花蕾,很快那些月季就迎風招展,一朵比一朵開得鮮艷,有粉、有紅、有黃、還有粉中帶黃,黃中有紅,十分的愛人。院里就常有人站在花園邊賞花,和父母聊天,幾天就認識了不少鄰居,這中間最先認識也最先到家裡串門的就是院里看門的蔡媽。

  記得一次放學,一進家門就見桌旁坐着一位鄰居,高高的額頭,突出的顴骨,嘴巴很大,牙齒長得很亂,很黃,下巴往前突着,側身瞧去,真有些猩猩的面相,這倒讓我想起生物課里講到的猿人,心想這人肯定是人類進化中最慢的那個分支了,不然怎麼會長出那麼醜陋的臉相呢。她和母親叨叨着家常,口音是陝北人,卻又不那麼濃重,所以她們的談話我基本能聽懂。她有三個孩子,兩男一女,女子是夾在中間的,文革後期下鄉到農村,爾後進了一家兵工廠。蔡媽就常常拿她女兒說事,說女兒怎麼怎麼地孝順,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資,總要給她交一半,每次回家都要給她帶東西,不是吃的,就是穿的,記着還扯起身上的毛絨外衣,說這是女兒給她買的,她老捨不得穿,因女兒今晚要回來,穿上讓她高興。

  她說話時唾沫星子常常濺到旁人的衣服上,看見了,她還用手去抹一下,弄的對方心裡很不舒服,她卻根本不感覺,總是湊到別人的耳邊,生怕她的話讓第三者聽到,真有些嚼耳根的感覺。其實她就是這麼個人,院里誰家都串,誰家的事都知道,而且她知道了,全院就都知道了。她家有什麼事,跟兒子生了氣,家裡要來人,來什麼人,來人給她帶的什麼東西,從不藏事,喜怒哀樂都寫在了臉上,是喜是愁她都要說出來,心裡才會感到舒服。可這種性格,常常就讓別人很討煩,也很提防,跟她說事,心裡就很打鼓,生怕惹出個事非來。也常常因她的閑話,弄的鄰里相互間猜疑,結果碰在一起把話講白了,大家才知道這老蔡的碎嘴確實該打。有人就想找她證實,結果讓人勸住,說蔡媽的話,從東頭過來,你得在西邊聽,水份大的很,不去和她計較算了。慢慢地,這院里就都瞧不起她,不把她放在眼裡。而她卻不以為然,依舊那麼去串門,那麼去嘮叨,那麼去說三道四,過的還挺快活。

  其實她是地道的陝北人,老伴的地方土音比她濃重,說起話來,聽着很費力,他也就不太與人交往。他們是何時從陝北出走的,沒人知道,只聽說她們是在附近掃馬路的,也收些破爛便賣,兩口人還老實,做事勤快,大樓院建成時,就被房管員打找着來了,負責看守大門和清掃院內的衛生。她們來時就拉着一個架子車,院門的南邊有着一間平房,裡外套屋,她們住裡屋,外屋就放一張桌子和一個單人床,夜裡她老伴就睡在那裡看門,她和兒女們便擠在裡屋的一張大床上。屋後有着一塊空地,也是樓邊的一塊夾角地,起先是放着那個架子車,慢慢的那空地里就搭起一個棚子,裡面是什麼東西都放,收來的費報紙、書籍、酒瓶、破衣物,後來那棚子就有了牆,有了門,終於成了蔡家的後院。又搭起了鍋灶,放了桌椅板凳,一家人吃飯就有了小院,老蔡喜歡養鳥,那裡也就掛上了鳥籠。這個一直靠沿街收破爛討生計的老蔡,自打住進這座大院,有了自己的小屋到有了一個象樣的院子,就很少再去收破爛,那輛架子車除了清掃衛生拉個垃圾,就是借給院人拉煤運菜用了。

  那個年代人們生活做飯是用蜂窩煤的,每戶每月憑票供應,煤得自己去拉,逢到煤源豐盛時,你買的煤就乾的透徹,形好質量輕盈,燒起來火苗發著藍焰,逢年過節,煤源短缺,跑幾次煤店都買不上。一聽說有了煤,你拉車跑去,那壓煤機正在一塊一塊地往出壓,你雞屁股等蛋一般,下一個你撿一個,那煤塊能捏出水來,放在車裡,不敢摞的太高,否則一路搖着回去,壓在下面的就成了煤渣,成塊的煤就乘下三分之二,還得涼在窗檯下,讓風往干吹。那碎了的煤渣乾脆加水和成煤餅,晾乾了切成煤塊燒。

  這個過程還真得一個好勞力,否則你搶不到煤,也拉不回來。院里的幹部多,領導多,閑人就少,常常請着假去買煤,偏偏煤場無煤,這信息蔡媽總是第一個知道,拉煤非得借她的架子車不可。蔡媽就有了心眼,只要她能用上的,有權有勢的,蔡媽就順勢將那家的煤本留下,第二日一個大早讓老蔡去煤場排隊,她去煤場找個熟人把煤買了回來,又兩口忙前忙后的將煤給人家擺到門前,等人下班回來,看見了煤喜出望外,於是忙到蔡家道謝,有的端一碗好吃的,有的拿一些稀罕物,蔡媽是從不拒絕,又表現的非常熱心,這人也就算欠上蔡家的一份人情。 那時的人情,也辦不了什麼事,因為是計劃經濟時代,人與人差別不大,富人比窮人好不到哪裡去,工作差別不大,都吃的大鍋飯,你有我也有,工資也相差不多,你能買得起一雙鞋,我也能買,差異就在物質條件上,有權有勢,門路就廣,結交就多,別人訂不到牛奶,他就可以訂到,別人買不到肉,他就可以通過關係買到一個豬後腿。蔡媽的這份人情債常常是在這些方面還給了她。

  冬天到了,就得準備過冬的菜,到菜場買白菜、蘿蔔和大蔥,這菜也得有熟人,才能買上好菜,買了好菜才能挨到來年的春天,這買菜的事,蔡媽就託了公社書記寫個條子,去找菜場的頭頭辦了,那菜確實就好,白菜磁磁的,紅白蘿蔔又大又水靈,買了回來,又拉了一車黃土,蘿蔔埋在後院里,白菜就放在屋檐下的陽光里,見了人就誇她的菜如何如何的好,是黃書記幫她找的人,又說黃書記是如何如何的好人。眼看春節到了,該買過節的肉,她又找了區長老婆,不掏肉票就拉回半扇豬來,立刻院子就知道高區長給老蔡家弄了半扇子豬,不過那個時候,人們也不大去關心這類的事,再說住在這個大樓院里的人,多少都是有些辦法的,誰比誰也差不到哪去。而且院里幾十戶人家,一家給老蔡還點人情,老蔡就什麼都有了,什麼也不缺。問題是她的那張貧嘴,常常到巷子里亂說,這就引來了事非,也招來禍患。

  六六年文革開始,起先還風平浪靜,誰也不知道這場革命究竟要做什麼,總以為那是單位上的事,與老百姓的生活毫不聯繫。可慢慢的,這革命的範圍就越來越大,學生開始不上學了,機關單位整天開會搞運動,院子里當官的人,也不按時上下班,人們走路都變得急急匆匆,相互間不太串門聊天,見面寒喧兩句,就匆匆回家關了門,人心都變得很謹慎,也很神密。

  一天,還是蔡媽在各家串門,進門就說:“三樓的高區長被關了,說是有歷史問題,是個反革命。”“你聽誰瞎說!”聽的人不信。“真的,都一個星期不讓回家了。”蔡媽語氣肯定。“絕對是弄錯了,你別聽人瞎扯。”“我也就說,那麼好的人,怎麼會是反革命呢!”她應承着就又到了另一家,還是講着同樣的話。漸漸的這事就傳到巷子里,就有外面的人跑到院里打聽高區長的為人,他們把蔡家當成了重點,和蔡媽說了整整一個上午,幾天之後就有一支隊伍進到了院子,先是抄了高區長的家,在院里的牆上貼滿了揭露高區長罪行的大字板,文革的火焰開始燒進了大樓院。

  隨着運動的深入發展,群眾性的造反活動就越來越普遍,越是普遍百姓就越有革命性,一切當權的人物,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居委會主任,也都能成為群眾監督的對象。一次公社召開群眾大會,有個居委會主行將一份報紙墊在屁股下坐着,中途尿急去了廁所,當她返回會場時,便被工宣隊帶走了,說群眾揭發她把領袖頭像坐在屁股底下,屬於現行反革命。無論她怎樣辯駁,放在工宣隊辦公桌上的報紙確實是她坐了。她有口說不清,經審查,家庭出身富農,這便上綱上線了,被群眾架了飛機,批鬥地不停點。這大樓院里住地多半是當權派,是革命的對象,也是群眾監督的對象,這群眾不是院里的鄰居,也不是單位的同事,卻是巷子里的人。

  有人就看着這院子不順眼,更見不得這院里出出進進的人物,有人牽了頭,計劃將院里大小頭頭的家抄上一遍,他們便把蔡媽叫了去,詳細提供各家的具體情況,有了蔡家提供的資料,這幫人便準備動手,並讓蔡媽領着他們去。這消息讓老蔡知道了,大罵了蔡媽一頓,死活不准她去幹這種事。蔡媽有膽量去說,卻沒有膽子面對里的人。那晚她躲在家裡閉不出門,那幫人派人去叫,就是不開門。而這抄家的消息卻讓院里一個醫生的家得知了,那醫生姓史,大家稱她史大夫,祖籍上海人,支援大西北時,一家人就遷到西安,史大夫的公公姓嚴,是個會計,性格豪爽,眼裡摻不得沙子,他在公社下屬一家社辦廠工作,他的手下告訴了這個信息。那時他也就是六十多歲,個子大而魁偉,走起路來通通的聲響,院里都叫他嚴老爺。這晚,他從外面回來,獨自早早吃過飯,就在家裡翻東西,找出青年時練過的一把月牙刀,儘管那刀有些銹跡,但可以威嚇人,他將刀放在床下,坐在窗口靜靜地等着。

  大約晚十時多,巷裡有了嘈嘈聲,他從樓上跑着下去,那幫人有十多個,走到門口就大喊大叫起來,說院里都是走資派,不批鬥不足以平民憤,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他們邊喊邊敲打大院的門,那門是有門栓的,平時都是老蔡家出來開門,今天蔡家的門卻關的嚴嚴實實,屋裡沒有燈光。那幫人死命在打在喊,院里都有人出來看了,這嚴老爺就通通通地走到門口,一把拉開門栓,手裡攥着把大刀,喊了聲:“想幹什麼!有本事從我身上過去!”嚴老爺穿着件襯衣,卻敞着胸脯,他用手拍着胸口,一臉怒氣。那幫人咋也沒想到有人能檔道,而且是個老漢,提着大刀,瞧那架式肯定是玩過的人,這陣式看來是要拚命的。來人先軟了勢頭,退到巷子里,只是亂喊亂叫,可誰也不敢衝著過來,萬一被這老傢伙砍上一刀,就不合算了,他們就在哪裡嚷嚷。院里人也都涌到了門口,知道了這幫人的目的,大家義憤添臂,喊着要去打這幫人,很快,他們就悄悄地撒伙了。嚴老爺給院子立了一功,大家敬佩他,稱讚他。

  老蔡家卻不這麼認為。院里人聲吵嚷,蔡家的門始終緊閉着,當那伙人散去了,蔡媽卻從後院走了出來,見人便說她今天不舒服,吃過飯就睡了,沒想到院里能出這麼大的事,她一邊走一邊聽,裝着很吃驚的樣子,正好嚴老爺由門口進來,一眼看到蔡媽,心火就往上竄,他最見不得煽陰風點陰火的人物,而這件事的原由他很清楚,蔡媽卻不明白,還假裝打聽剛才發生什麼事,嚴老爺放大嗓門:“你還敢出來,不怕被那伙人吃了。”“我怕啥,我又不當官,又不是反革命,怕他個甚!”“那你剛才幹什麼去了,那伙人走了,你才出來看熱鬧。”“你嚴老爺說得這是啥話,這事跟我有啥關係,我出不出來又怎麼樣。”蔡媽有些急了,唾沫星子開始飛濺起來。“當然有關係,你心裡比誰都清楚。這院里養個狗,還不咬主人呢!”嚴老爺發怒起來。“哎呀!他嚴老爺,你怎麼罵開人了,我跟你前世無冤後世無仇的,你糟蹋我幹什麼!” “你知道我為啥罵你,有膽量去叫那伙人再來呀!”院里人被他們吵得稀里糊塗,大家只是勸嚴老爺回去,蔡媽還在那裡訴說不平,她感到很羞辱,覺得這院里老老少少都想欺負她,她活的沒有人格,沒有地位,剛好來了文化大革命,她也想藉此出出平日里受的氣。可她的老頭子卻讓她硬不起腰桿,他在舊社會當過幾天國民黨的兵,這事要嚷出去,就會有人革她的命,還是少惹事為妙。她挑起了事,卻又躲着走了,可她竟沒躲過嚴老爺,看他那副樣子,肯定知道了她一些事,但不能這麼受他的氣呀!她把這事告訴了她大兒子。

  她大兒子長的黑粗威猛,一身黑皮,一頭捲髮,練過拳路,喜歡棍棒,以前很少在院里露面,見了院子人,呲牙一笑,便收了笑容,那牙很白,嘴唇又厚又黑,長得象蔡媽,有點非洲人的感覺,人都叫他蔡黑皮。文革開始后,他常常領着十來個夥計在院里練拳,一練就是半夜,哼哈嘿的,腳跺在地上,就像青石拍到地上一般咚咚直響,驚的院子人半晚睡不成覺,有人說到蔡媽那裡,她卻講:“我管不了他,那個犟鬼,跟老蔡一樣。”結果蔡黑皮竟連練了三個晚上,折騰得院子人一肚子牢騷,蔡媽裝着沒聽見。那個動亂的年代里,有拳有勢就有理,而蔡黑皮也算一方地域里的一霸,沒幾個人敢撞他的。當他聽蔡媽說了羞辱一事,一拍桌子便登上了嚴家,用腳踢開了嚴家的門,找嚴老爺算帳,嚴老爺不在,嚴叔便上前說事,蔡黑皮就不鬆口,非得嚴老爺給他媽道歉才行。嚴家也有三個兒子,但個個文弱書生,看着這陣勢,敢怒不敢言,惹不起黑皮,嚴叔只好隨史大夫去了蔡家,說了許些好話,蔡媽還裝着受寵若驚似的,不停地埋怨他那不懂事的大兒,惹得史大夫來向她道歉。

  這事第二天就傳遍院子和巷子,都知道蔡家有個惹不起的黑皮,蔡媽也因此感覺到一種強勢的榮耀。唯有嚴老爺知道這事最晚,氣的要找蔡黑皮說理,被家人擋住。文革後期,這蔡黑皮在廠里搞了個護廠隊,一天夜裡值勤,被三個對手圍住,打鬥中,身上連中了三刀,在一刀正刺進心臟,當場致命,那年也就是四十多歲。黑皮不是個東西,遲早要惹出事的,這院里人都知道。可他畢竟是個人,是老蔡家的兒子,蔡家又在院里多年,多少有些情絲。大家便陸陸續續地去看望,蔡媽見到院人,鼻涕一把淚一把地訴說他兒的不容易,拉扯了幾十歲了,就這麼去了,而且走的那麼凄慘,這哭泣聲整整持續了半個多月,在以後的日子裡,時常還能聽到蔡家的哭聲。

  蔡家老大死了,蔡媽便把心思寄托在老二身上,老二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學着老大在外而拉扯了一群狐朋狗友,三三兩兩地去那後院里喝酒划拳,喝醉了便在大院里耍酒瘋,常常半夜裡哭爹喊娘地嚎叫,鬧的院子人去找蔡媽幾次,這使蔡媽不得不向院人說好話,大兒子的死,蔡媽就沒有了那種強勢,她心裡就有點害怕,怕這兒子再去惹事。她把兒子堵在家裡,勸說不要再喝酒,那兒子急了,堵氣不喝,把家裡存放的三四瓶好酒,全摔到院里青石板上,酒氣就飄了一天。蔡媽高興地見人就講他兒子學好了,不喝酒了。可從那天起,這兒子就常常夜不歸宿,有時爛醉的被幾個人背着回來,放在門外的地上睡到天明。那年徵兵,蔡媽便給兒子報了名,她實在是管不了自己的兒子,多虧這小子身體強壯,幾個關口都順利過去了,聽說快要政審了,她便帶著兒子去了居委會主任家,求主任給他說些好話。說話間,那兒子撲通一聲給主任跪了下來,連連磕頭,搞的主任不知如何是好,答應幫忙。很快,那兒子就當了兵,一去便是幾年,又復原到地方,分配到一家銀行工作,部隊的鍛練,使這個兒子有了很大變化,酒不喝了,也懂了許多的禮貌,見人變得和藹可親。正當蔡媽高興地向院人訴說她兒子怎麼變得孝順和懂事了,這兒子卻遭到了意外的傷害。一天晚上,她兒子和媳婦在路上散步,前面來了幾個人,說是要找他清算幾年前的舊帳,沒說幾句,後面就又上來了人,拿着短棍直打他的後腦,血漿出來了,後腦被打裂,他當時就昏倒在地,媳婦也嚇昏了過去,是路人打了救護車,將他們送進了醫院,這兒子從此就一蹶不振,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經常頭痛欲裂,痛不欲生。蔡媽又常常為小兒子流淚不止。

  蔡家在院里的后些年裡,生活是要好的多了,也過的很清靜,蔡媽還是天天清掃院子,倒垃圾,清理各種雜物,老蔡卻學依舊在養鳥,買了兩付鳥籠,養了一對八哥,天天早晚擔著籠子去城外的護城林里遛鳥,總是“老黑老黑”的叫它,有人說那是老漢想念兒子,把鳥兒當兒子在叫,因為蔡黑皮活着的時候,老蔡確實叫他老黑老黑的。沒幾年功夫,蔡媽便患了病,常常躺在床上哼哼,叫去醫院,她死活不去,怕花錢。一天小兒子回來,見她難受的利害,便硬拉她去醫院看病,人堅持着走出房門,剛到放架子車的旁邊,眼睛就看不見了,一頭昏倒在車子邊,兒子大聲叫她,只睜了一下眼,就閉住,再也沒有睜開過,眼角是流下兩行淚水。

  蔡媽過世了,蔡家就再也沒有那股熱鬧勁了,院里的衛生依舊是老蔡去做,有時是他的小兒和媳婦幫忙做,老蔡還是天天擔著鳥籠去溜,但卻多了一付籠子,養了一隻畫眉,老蔡常給人講,這畫眉愛叫,叫的好聽,象他過世的老伴。

  九十年代中期,隨着城市建設,這大樓被拆遷了,蔡家也得了一份房權。院里人也都走的七零八散,這老蔡最終是走到哪裡去了,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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