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 東 舊 事（二）
------月下李說
蔡 媽
是在六四年的初春，天正落着淅淅瀝瀝的小雨，我隨父母來到這座宅院，院里髒亂不堪，到處堆着建築垃圾，泥水飛濺，人得踏着磚頭跳着過去。我們看過三個戶型，有三室也有四室，當時是可以任意挑選的，而父親就看上了北樓一層的兩居室，說那裡出入方便，門前可圍個花園，父親是喜歡花草的，便說：“家裡人少，夠住就行了。”我們的新居就這麼確定下來，而且幾天時間就搬進了這座宅院，一住便是三十多年。
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院子里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建築垃圾被清除的乾乾淨淨，就有人拉來了許多綠色植物，用青磚鋪好了所有的道路，道旁便用冬青圍了，栽上木槿，石榴和高大的白樺，還有柿樹，幾天功夫院子就成了一個很美的花園。引動了巷裡的小孩天天去騎冬青樹當馬玩，很快幾個小花園就被破壞的不成樣子。父親是早早就料想到這些的，便用了帶刺的鐵絲將花園保護起來，栽了許多的月季，剪枝整芽后又有嫩芽兒長了出來，五月剛過，便爆出許多的花蕾，很快那些月季就迎風招展，一朵比一朵開得鮮艷，有粉、有紅、有黃、還有粉中帶黃，黃中有紅，十分的愛人。院里就常有人站在花園邊賞花，和父母聊天，幾天就認識了不少鄰居，這中間最先認識也最先到家裡串門的就是院里看門的蔡媽。
記得一次放學，一進家門就見桌旁坐着一位鄰居，高高的額頭，突出的顴骨，嘴巴很大，牙齒長得很亂，很黃，下巴往前突着，側身瞧去，真有些猩猩的面相，這倒讓我想起生物課里講到的猿人，心想這人肯定是人類進化中最慢的那個分支了，不然怎麼會長出那麼醜陋的臉相呢。她和母親叨叨着家常，口音是陝北人，卻又不那麼濃重，所以她們的談話我基本能聽懂。她有三個孩子，兩男一女，女子是夾在中間的，文革後期下鄉到農村，爾後進了一家兵工廠。蔡媽就常常拿她女兒說事，說女兒怎麼怎麼地孝順，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資，總要給她交一半，每次回家都要給她帶東西，不是吃的，就是穿的，記着還扯起身上的毛絨外衣，說這是女兒給她買的，她老捨不得穿，因女兒今晚要回來，穿上讓她高興。
她說話時唾沫星子常常濺到旁人的衣服上，看見了，她還用手去抹一下，弄的對方心裡很不舒服，她卻根本不感覺，總是湊到別人的耳邊，生怕她的話讓第三者聽到，真有些嚼耳根的感覺。其實她就是這麼個人，院里誰家都串，誰家的事都知道，而且她知道了，全院就都知道了。她家有什麼事，跟兒子生了氣，家裡要來人，來什麼人，來人給她帶的什麼東西，從不藏事，喜怒哀樂都寫在了臉上，是喜是愁她都要說出來，心裡才會感到舒服。可這種性格，常常就讓別人很討煩，也很提防，跟她說事，心裡就很打鼓，生怕惹出個事非來。也常常因她的閑話，弄的鄰里相互間猜疑，結果碰在一起把話講白了，大家才知道這老蔡的碎嘴確實該打。有人就想找她證實，結果讓人勸住，說蔡媽的話，從東頭過來，你得在西邊聽，水份大的很，不去和她計較算了。慢慢地，這院里就都瞧不起她，不把她放在眼裡。而她卻不以為然，依舊那麼去串門，那麼去嘮叨，那麼去說三道四，過的還挺快活。
其實她是地道的陝北人，老伴的地方土音比她濃重，說起話來，聽着很費力，他也就不太與人交往。他們是何時從陝北出走的，沒人知道，只聽說她們是在附近掃馬路的，也收些破爛便賣，兩口人還老實，做事勤快，大樓院建成時，就被房管員打找着來了，負責看守大門和清掃院內的衛生。她們來時就拉着一個架子車，院門的南邊有着一間平房，裡外套屋，她們住裡屋，外屋就放一張桌子和一個單人床，夜裡她老伴就睡在那裡看門，她和兒女們便擠在裡屋的一張大床上。屋後有着一塊空地，也是樓邊的一塊夾角地，起先是放着那個架子車，慢慢的那空地里就搭起一個棚子，裡面是什麼東西都放，收來的費報紙、書籍、酒瓶、破衣物，後來那棚子就有了牆，有了門，終於成了蔡家的後院。又搭起了鍋灶，放了桌椅板凳，一家人吃飯就有了小院，老蔡喜歡養鳥，那裡也就掛上了鳥籠。這個一直靠沿街收破爛討生計的老蔡，自打住進這座大院，有了自己的小屋到有了一個象樣的院子，就很少再去收破爛，那輛架子車除了清掃衛生拉個垃圾，就是借給院人拉煤運菜用了。
那個年代人們生活做飯是用蜂窩煤的，每戶每月憑票供應，煤得自己去拉，逢到煤源豐盛時，你買的煤就乾的透徹，形好質量輕盈，燒起來火苗發著藍焰，逢年過節，煤源短缺，跑幾次煤店都買不上。一聽說有了煤，你拉車跑去，那壓煤機正在一塊一塊地往出壓，你雞屁股等蛋一般，下一個你撿一個，那煤塊能捏出水來，放在車裡，不敢摞的太高，否則一路搖着回去，壓在下面的就成了煤渣，成塊的煤就乘下三分之二，還得涼在窗檯下，讓風往干吹。那碎了的煤渣乾脆加水和成煤餅，晾乾了切成煤塊燒。
這個過程還真得一個好勞力，否則你搶不到煤，也拉不回來。院里的幹部多，領導多，閑人就少，常常請着假去買煤，偏偏煤場無煤，這信息蔡媽總是第一個知道，拉煤非得借她的架子車不可。蔡媽就有了心眼，只要她能用上的，有權有勢的，蔡媽就順勢將那家的煤本留下，第二日一個大早讓老蔡去煤場排隊，她去煤場找個熟人把煤買了回來，又兩口忙前忙后的將煤給人家擺到門前，等人下班回來，看見了煤喜出望外，於是忙到蔡家道謝，有的端一碗好吃的，有的拿一些稀罕物，蔡媽是從不拒絕，又表現的非常熱心，這人也就算欠上蔡家的一份人情。 那時的人情，也辦不了什麼事，因為是計劃經濟時代，人與人差別不大，富人比窮人好不到哪裡去，工作差別不大，都吃的大鍋飯，你有我也有，工資也相差不多，你能買得起一雙鞋，我也能買，差異就在物質條件上，有權有勢，門路就廣，結交就多，別人訂不到牛奶，他就可以訂到，別人買不到肉，他就可以通過關係買到一個豬後腿。蔡媽的這份人情債常常是在這些方面還給了她。
冬天到了，就得準備過冬的菜，到菜場買白菜、蘿蔔和大蔥，這菜也得有熟人，才能買上好菜，買了好菜才能挨到來年的春天，這買菜的事，蔡媽就託了公社書記寫個條子，去找菜場的頭頭辦了，那菜確實就好，白菜磁磁的，紅白蘿蔔又大又水靈，買了回來，又拉了一車黃土，蘿蔔埋在後院里，白菜就放在屋檐下的陽光里，見了人就誇她的菜如何如何的好，是黃書記幫她找的人，又說黃書記是如何如何的好人。眼看春節到了，該買過節的肉，她又找了區長老婆，不掏肉票就拉回半扇豬來，立刻院子就知道高區長給老蔡家弄了半扇子豬，不過那個時候，人們也不大去關心這類的事，再說住在這個大樓院里的人，多少都是有些辦法的，誰比誰也差不到哪去。而且院里幾十戶人家，一家給老蔡還點人情，老蔡就什麼都有了，什麼也不缺。問題是她的那張貧嘴，常常到巷子里亂說，這就引來了事非，也招來禍患。
六六年文革開始，起先還風平浪靜，誰也不知道這場革命究竟要做什麼，總以為那是單位上的事，與老百姓的生活毫不聯繫。可慢慢的，這革命的範圍就越來越大，學生開始不上學了，機關單位整天開會搞運動，院子里當官的人，也不按時上下班，人們走路都變得急急匆匆，相互間不太串門聊天，見面寒喧兩句，就匆匆回家關了門，人心都變得很謹慎，也很神密。
一天，還是蔡媽在各家串門，進門就說：“三樓的高區長被關了，說是有歷史問題，是個反革命。”“你聽誰瞎說！”聽的人不信。“真的，都一個星期不讓回家了。”蔡媽語氣肯定。“絕對是弄錯了，你別聽人瞎扯。”“我也就說，那麼好的人，怎麼會是反革命呢！”她應承着就又到了另一家，還是講着同樣的話。漸漸的這事就傳到巷子里，就有外面的人跑到院里打聽高區長的為人，他們把蔡家當成了重點，和蔡媽說了整整一個上午，幾天之後就有一支隊伍進到了院子，先是抄了高區長的家，在院里的牆上貼滿了揭露高區長罪行的大字板，文革的火焰開始燒進了大樓院。
隨着運動的深入發展，群眾性的造反活動就越來越普遍，越是普遍百姓就越有革命性，一切當權的人物，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居委會主任，也都能成為群眾監督的對象。一次公社召開群眾大會，有個居委會主行將一份報紙墊在屁股下坐着，中途尿急去了廁所，當她返回會場時，便被工宣隊帶走了，說群眾揭發她把領袖頭像坐在屁股底下，屬於現行反革命。無論她怎樣辯駁，放在工宣隊辦公桌上的報紙確實是她坐了。她有口說不清，經審查，家庭出身富農，這便上綱上線了，被群眾架了飛機，批鬥地不停點。這大樓院里住地多半是當權派，是革命的對象，也是群眾監督的對象，這群眾不是院里的鄰居，也不是單位的同事，卻是巷子里的人。
有人就看着這院子不順眼，更見不得這院里出出進進的人物，有人牽了頭，計劃將院里大小頭頭的家抄上一遍，他們便把蔡媽叫了去，詳細提供各家的具體情況，有了蔡家提供的資料，這幫人便準備動手，並讓蔡媽領着他們去。這消息讓老蔡知道了，大罵了蔡媽一頓，死活不准她去幹這種事。蔡媽有膽量去說，卻沒有膽子面對里的人。那晚她躲在家裡閉不出門，那幫人派人去叫，就是不開門。而這抄家的消息卻讓院里一個醫生的家得知了，那醫生姓史，大家稱她史大夫，祖籍上海人，支援大西北時，一家人就遷到西安，史大夫的公公姓嚴，是個會計，性格豪爽，眼裡摻不得沙子，他在公社下屬一家社辦廠工作，他的手下告訴了這個信息。那時他也就是六十多歲，個子大而魁偉，走起路來通通的聲響，院里都叫他嚴老爺。這晚，他從外面回來，獨自早早吃過飯，就在家裡翻東西，找出青年時練過的一把月牙刀，儘管那刀有些銹跡，但可以威嚇人，他將刀放在床下，坐在窗口靜靜地等着。
大約晚十時多，巷裡有了嘈嘈聲，他從樓上跑着下去，那幫人有十多個，走到門口就大喊大叫起來，說院里都是走資派，不批鬥不足以平民憤，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他們邊喊邊敲打大院的門，那門是有門栓的，平時都是老蔡家出來開門，今天蔡家的門卻關的嚴嚴實實，屋裡沒有燈光。那幫人死命在打在喊，院里都有人出來看了，這嚴老爺就通通通地走到門口，一把拉開門栓，手裡攥着把大刀，喊了聲：“想幹什麼！有本事從我身上過去！”嚴老爺穿着件襯衣，卻敞着胸脯，他用手拍着胸口，一臉怒氣。那幫人咋也沒想到有人能檔道，而且是個老漢，提着大刀，瞧那架式肯定是玩過的人，這陣式看來是要拚命的。來人先軟了勢頭，退到巷子里，只是亂喊亂叫，可誰也不敢衝著過來，萬一被這老傢伙砍上一刀，就不合算了，他們就在哪裡嚷嚷。院里人也都涌到了門口，知道了這幫人的目的，大家義憤添臂，喊着要去打這幫人，很快，他們就悄悄地撒伙了。嚴老爺給院子立了一功，大家敬佩他，稱讚他。
老蔡家卻不這麼認為。院里人聲吵嚷，蔡家的門始終緊閉着，當那伙人散去了，蔡媽卻從後院走了出來，見人便說她今天不舒服，吃過飯就睡了，沒想到院里能出這麼大的事，她一邊走一邊聽，裝着很吃驚的樣子，正好嚴老爺由門口進來，一眼看到蔡媽，心火就往上竄，他最見不得煽陰風點陰火的人物，而這件事的原由他很清楚，蔡媽卻不明白，還假裝打聽剛才發生什麼事，嚴老爺放大嗓門：“你還敢出來，不怕被那伙人吃了。”“我怕啥，我又不當官，又不是反革命，怕他個甚！”“那你剛才幹什麼去了，那伙人走了，你才出來看熱鬧。”“你嚴老爺說得這是啥話，這事跟我有啥關係，我出不出來又怎麼樣。”蔡媽有些急了，唾沫星子開始飛濺起來。“當然有關係，你心裡比誰都清楚。這院里養個狗，還不咬主人呢！”嚴老爺發怒起來。“哎呀！他嚴老爺，你怎麼罵開人了，我跟你前世無冤後世無仇的，你糟蹋我幹什麼！” “你知道我為啥罵你，有膽量去叫那伙人再來呀！”院里人被他們吵得稀里糊塗，大家只是勸嚴老爺回去，蔡媽還在那裡訴說不平，她感到很羞辱，覺得這院里老老少少都想欺負她，她活的沒有人格，沒有地位，剛好來了文化大革命，她也想藉此出出平日里受的氣。可她的老頭子卻讓她硬不起腰桿，他在舊社會當過幾天國民黨的兵，這事要嚷出去，就會有人革她的命，還是少惹事為妙。她挑起了事，卻又躲着走了，可她竟沒躲過嚴老爺，看他那副樣子，肯定知道了她一些事，但不能這麼受他的氣呀！她把這事告訴了她大兒子。
她大兒子長的黑粗威猛，一身黑皮，一頭捲髮，練過拳路，喜歡棍棒，以前很少在院里露面，見了院子人，呲牙一笑，便收了笑容，那牙很白，嘴唇又厚又黑，長得象蔡媽，有點非洲人的感覺，人都叫他蔡黑皮。文革開始后，他常常領着十來個夥計在院里練拳，一練就是半夜，哼哈嘿的，腳跺在地上，就像青石拍到地上一般咚咚直響，驚的院子人半晚睡不成覺，有人說到蔡媽那裡，她卻講：“我管不了他，那個犟鬼，跟老蔡一樣。”結果蔡黑皮竟連練了三個晚上，折騰得院子人一肚子牢騷，蔡媽裝着沒聽見。那個動亂的年代里，有拳有勢就有理，而蔡黑皮也算一方地域里的一霸，沒幾個人敢撞他的。當他聽蔡媽說了羞辱一事，一拍桌子便登上了嚴家，用腳踢開了嚴家的門，找嚴老爺算帳，嚴老爺不在，嚴叔便上前說事，蔡黑皮就不鬆口，非得嚴老爺給他媽道歉才行。嚴家也有三個兒子，但個個文弱書生，看着這陣勢，敢怒不敢言，惹不起黑皮，嚴叔只好隨史大夫去了蔡家，說了許些好話，蔡媽還裝着受寵若驚似的，不停地埋怨他那不懂事的大兒，惹得史大夫來向她道歉。
這事第二天就傳遍院子和巷子，都知道蔡家有個惹不起的黑皮，蔡媽也因此感覺到一種強勢的榮耀。唯有嚴老爺知道這事最晚，氣的要找蔡黑皮說理，被家人擋住。文革後期，這蔡黑皮在廠里搞了個護廠隊，一天夜裡值勤，被三個對手圍住，打鬥中，身上連中了三刀，在一刀正刺進心臟，當場致命，那年也就是四十多歲。黑皮不是個東西，遲早要惹出事的，這院里人都知道。可他畢竟是個人，是老蔡家的兒子，蔡家又在院里多年，多少有些情絲。大家便陸陸續續地去看望，蔡媽見到院人，鼻涕一把淚一把地訴說他兒的不容易，拉扯了幾十歲了，就這麼去了，而且走的那麼凄慘，這哭泣聲整整持續了半個多月，在以後的日子裡，時常還能聽到蔡家的哭聲。
蔡家老大死了，蔡媽便把心思寄托在老二身上，老二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學着老大在外而拉扯了一群狐朋狗友，三三兩兩地去那後院里喝酒划拳，喝醉了便在大院里耍酒瘋，常常半夜裡哭爹喊娘地嚎叫，鬧的院子人去找蔡媽幾次，這使蔡媽不得不向院人說好話，大兒子的死，蔡媽就沒有了那種強勢，她心裡就有點害怕，怕這兒子再去惹事。她把兒子堵在家裡，勸說不要再喝酒，那兒子急了，堵氣不喝，把家裡存放的三四瓶好酒，全摔到院里青石板上，酒氣就飄了一天。蔡媽高興地見人就講他兒子學好了，不喝酒了。可從那天起，這兒子就常常夜不歸宿，有時爛醉的被幾個人背着回來，放在門外的地上睡到天明。那年徵兵，蔡媽便給兒子報了名，她實在是管不了自己的兒子，多虧這小子身體強壯，幾個關口都順利過去了，聽說快要政審了，她便帶著兒子去了居委會主任家，求主任給他說些好話。說話間，那兒子撲通一聲給主任跪了下來，連連磕頭，搞的主任不知如何是好，答應幫忙。很快，那兒子就當了兵，一去便是幾年，又復原到地方，分配到一家銀行工作，部隊的鍛練，使這個兒子有了很大變化，酒不喝了，也懂了許多的禮貌，見人變得和藹可親。正當蔡媽高興地向院人訴說她兒子怎麼變得孝順和懂事了，這兒子卻遭到了意外的傷害。一天晚上，她兒子和媳婦在路上散步，前面來了幾個人，說是要找他清算幾年前的舊帳，沒說幾句，後面就又上來了人，拿着短棍直打他的後腦，血漿出來了，後腦被打裂，他當時就昏倒在地，媳婦也嚇昏了過去，是路人打了救護車，將他們送進了醫院，這兒子從此就一蹶不振，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經常頭痛欲裂，痛不欲生。蔡媽又常常為小兒子流淚不止。
蔡家在院里的后些年裡，生活是要好的多了，也過的很清靜，蔡媽還是天天清掃院子，倒垃圾，清理各種雜物，老蔡卻學依舊在養鳥，買了兩付鳥籠，養了一對八哥，天天早晚擔著籠子去城外的護城林里遛鳥，總是“老黑老黑”的叫它，有人說那是老漢想念兒子，把鳥兒當兒子在叫，因為蔡黑皮活着的時候，老蔡確實叫他老黑老黑的。沒幾年功夫，蔡媽便患了病，常常躺在床上哼哼，叫去醫院，她死活不去，怕花錢。一天小兒子回來，見她難受的利害，便硬拉她去醫院看病，人堅持着走出房門，剛到放架子車的旁邊，眼睛就看不見了，一頭昏倒在車子邊，兒子大聲叫她，只睜了一下眼，就閉住，再也沒有睜開過，眼角是流下兩行淚水。
蔡媽過世了，蔡家就再也沒有那股熱鬧勁了，院里的衛生依舊是老蔡去做，有時是他的小兒和媳婦幫忙做，老蔡還是天天擔著鳥籠去溜，但卻多了一付籠子，養了一隻畫眉，老蔡常給人講，這畫眉愛叫，叫的好聽，象他過世的老伴。
九十年代中期，隨着城市建設，這大樓被拆遷了，蔡家也得了一份房權。院里人也都走的七零八散，這老蔡最終是走到哪裡去了，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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